（斯里兰卡凯兰尼亚大学巴利语与佛教学研究生院院长　阿僧迦·提拉卡拉德那）

　　今天我们同以佛弟子的身份会聚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正如大家所见，这是一次全世界佛教徒的盛会，所有不同宗派的佛教徒因释迦牟尼佛的神圣教诲而共聚一堂。这种包容所有佛教徒的集会在几十年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一百年前则是无法想象的。今天它实现了，这需要我们正确地来认识这种现象。我将尽可能简明地追溯一下这一现象的发展史，并说明它对于我们共同未来的意义。

　　内部对话：共存与协作

　　佛教自始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宗教，虽然佛教徒偶尔会对自己内部的不同宗派不太友好[1]，但是它从未敌视过其他宗教。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犹太人的三种宗教都有过偏狭、仇恨、恶意、无情和迫害的记录，但佛教的记录与之相比，却是一片空白”[2]。这表明佛教善于开展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以及自己内部各种传统间的对话。世界佛教史表明了，在数个世纪以来，不同佛教宗派的成员是如何进行友好对话并且成果丰硕。那些从古代中国去南亚求法的杰出僧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佛教界感谢那些中国僧人们，他们为了保存佛教文化遗产而不惜生命去求法。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潮流似乎逐渐消退了。

　　如今情况不同了，不同佛教传统间的合作和对话非常普遍。这种趋势发展至今，可以说已经到了演化生成一种“世界佛教”或“越乘佛教”（trans-yanic Buddhism，超越各乘的界限的佛教形式——译者注）的程度。但是这种状况并非是一蹴而就，直到19世纪，佛教还是各个不同的宗派局限于各自传统的地域。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使互相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在该进程中，宗教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19世纪初时欧洲人对佛教的了解已逐渐加深，但是直到赖斯·戴维斯（Rhys Davids）才把佛教文献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他是一位英国文员，在斯里兰卡时，师从一位斯里兰卡的法师学习巴利语，回到英国后，为了出版上座部的巴利语典籍及其英文翻译，在1882年创办了“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

　　在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宗教大会上，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激起了北美对于佛教的兴趣。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在1880年从美国抵达斯里兰卡，成为一名佛教徒，他所领导的佛教复兴运动帮助了达摩波罗后来的活动。奥尔科特首创了佛教六色旗的图案，随后它被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接受，以此代表佛教身份。

　　达摩波罗虽然是一个上座部的佛教徒，但他却超越斯里兰卡的狭隘局限、拥有容摄广大的佛教世界的视野。他利用全世界的佛教徒的自发努力，毕生致力于印度佛教圣地的恢复。1889年，奥尔科特和达摩波罗访问日本，这次日本之行正如一位作家所述:“秉承了一种最早的团结上座部佛教徒、大乘佛教徒和金刚乘佛教徒的精神”[3]。达摩波罗的活动受到了斯里兰卡僧团的护佑。这个事实表明，达摩波罗所显示出的开阔眼界不全为他一人所有。

　　达摩波罗影响深远。由已故的马拉拉塞克拉(Gunapala Malalasekera)教授在1950年创建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WFB)，就是这种广阔眼界的直接成果。马拉拉塞克拉在非常年轻时就开始接受达摩波罗的影响。作为锡兰大学佛教文化方面的第一位教授，马拉拉塞克拉对佛教的历史演变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他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对于佛教徒，有更多的理由去联合而不是分裂。正是这种认识和信念使他召集了所有佛教传统的佛教徒，建立了今天众所周知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联谊会建立后，马拉拉塞克拉开始了一次世界之旅，到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会见所有部派的佛教徒。马拉拉塞克拉自己对这次旅行的记述充分表明了他到各地所博得的善意和尊敬。今天，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正发挥着联系全世界佛教徒的纽带作用。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要是一个在家佛教徒的组织，“世界佛教僧伽委员会”（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WBSC)也参与其中。后者是一个专门的僧人的组织，1966年创建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委员会成员代表着各种佛教传统，不分宗派共同承担责任。委员会有四个目标：1、发展全世界的僧团组织，并加强僧团之间交流；2、帮助僧团在整个世界开展佛教活动；3、促进佛教不同传统间的和谐和相互联系；4、弘传佛陀关于慈悲的教法以促进世界和平。这些目标充分证明：作为联合全世界僧伽的基础，对于佛法的统一认识，不是某一宗派的独特之处。非常有意义的是，委员会也接受了六色旗作为自己的会旗。创建40年后，世界佛教僧伽委员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组织，来自各个佛教传统的比丘们聚集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以释迦牟尼佛弟子的身份而工作。这与20世纪之初仍然不时出现的情况——一个宗派的成员拒绝承认其他宗派存在的权利——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变化。

　　一个类似的甚至是更有意义的发展过程也发生在全世界的比丘尼之中。就像男性世界一样，比丘尼和女性佛教徒们一起创建了佛教妇女组织，名为“释迦牟尼之女”（Sakyadhita），即“国际佛教妇女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这个组织由卡玛· 乐舍·措摩(Karma Lekshe Tsomo)所领导的一个团体在1987年建立。措摩是一个具有亚洲学术研究背景的美国人，在藏传佛教系统下受戒成为一名比丘尼。这个组织由来自各个传统的比丘尼和在家女居士组成，其中包括主要来自斯里兰卡的上座部比丘尼。

　　比丘尼具足戒（佛教比丘尼的高级戒律）重新传入上座部是“越乘佛教”出现的一个例证。在最近的十个世纪，在上座部传统的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比丘尼教法已经失传。传统上认为，比丘尼戒的重新传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上座部传承中没有比丘尼的僧团可以传授具足戒。据说除非佛陀再现于世，无人能够传授比丘尼戒。这意味着在上座部内部比丘尼戒法无法重现。随着斯里兰卡僧团一些成员的支持，通过从韩国大乘比丘尼传承中引入具足戒，随后又按传统戒律的要求（比丘尼需从比丘和比丘尼两众受具足戒），从斯里兰卡僧伽处接受了同样的具足戒，这个障碍被克服了。严格而言，目前斯里兰卡的上座部比丘尼传承兼具大乘和上座部两种传统[4]。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上座部所有坚持传统的比丘和在家居士都能毫不犹豫地接受这种现象，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各传统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对旧有范畴的明显超越正在出现。

　　今天的全球一体化（由于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距离和时间的障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拉近了佛教不同宗派僧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享用同一个空间，体验不同生活和修行的方式，加深了僧伽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现代教育为各种传统的僧人提供了学习其他传统的机会。特别是非上座部的僧人来到上座部传统的国家学习被认为是原始教义的知识，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由我负责的（凯兰尼亚大学的）巴利语与佛教学研究生院，目前就有许多学生来自大乘佛教传统国家。同样，上座部传统的僧人也去诸如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学习大乘佛教的各种宗派。对佛教徒来说，学习佛教从来都不是一项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不带感情的、纯粹的学术训练，其结果常常是相互促进。今天常常会听到一位大乘或金刚乘的老师提到巴利圣典，而上座部的老师会讲述一个禅宗公案，或引用大乘或金刚乘的经典。很多佛教徒越过各种禅修传统来学习上座部的内观禅修。有时被称作“美国佛教”的修行者们从不同的佛教传统中得到灵感，似乎已演变为一种超越了各个传统界限的“中性的佛教”[5]。

　　上面提到的美国佛教是全球化和最近四五十年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地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物。结束于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导致了东亚越南佛教徒大量涌入美国。他们所带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科伦坡的瓦吉拉拉摩耶寺（Wajiraramaya）的那拉达大长老（Venerable Narada Maha Thera）所领导的相当数量的佛教徒是上座部的追随者。大量的金刚乘佛教徒则是由于中国西藏问题到了西方。柬埔寨佛教徒在波尔波特政权所进行的灾难性政治实验后，在八十年代开始抵达西方，他们也代表上座部佛教。除了这些团体之外，来自大乘佛教国家的佛教徒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一百多年，最近几十年则来自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若要详细地讲述这种多元性佛教的演变，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不想在此赘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正处于演变之中的新型的佛教正是从所有的佛教传统中撷取了灵感。如前所述，一些学者把它称为“美国佛教”，西格（Richard Hughes Seager）在下面的话中试图描述这种现象：

　　美国佛教团体作为一个整体容摄了对佛教的本质的极其广泛的认识。在它的内部，传统主义和创新的趋势共存，有时和谐，有时则不然。人们普遍地崇尚宽容，所有的对于佛法r 阐释其本质相同——这一理念被人们广泛接受。 [6]

　　对这种最近演化出来的佛教来说，一个很好的范例是该地区的僧团（包括比丘和比丘尼）。南加里福尼亚佛教僧伽委员会（The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of Southern California）创建于1980年，最初是为了调停比丘和居士们之间的争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聚集当地所有佛教传统的比丘和居士的组织。委员会所组织的跨佛教传统的卫塞节庆典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所有佛教传统达成一致，采纳上座部传统所公认的五月月圆日作为佛陀的诞辰。这展示了不同的佛教传统在重大事件上是如何达成了一致，并在他们新的聚居地创造出新的传统。

　　结　语

　　无论在自身传统之内还是传统之外，进行宗教对话总是困难重重。最严重的困难是即使在某些热诚的实践者中也无法达成一致。基督徒首创并实践了宗教间对话，但也由于“伪装的改宗”而常受到批评。相当多的保守基督徒本身对此并不赞同。我们也需要正视佛教传统自身中类似的问题。例如，有一些不愿妥协的修行者想按照以往的传承严格保留他们的传统。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大乘和小乘的传统分歧是基于一种价值判断，其中前者视后者为下劣，而后者认为前者被误导。然而，经过两千年的争论，在今天传统的分歧并不完全与以前一样。所有传统对佛教的核心似乎已达成共识，各传统都表现出学习他人的开放心胸。佛教徒能够自由地追寻他们渴望的任何目标，即圆满的觉悟，或是个体的觉悟——即阿罗汉的觉悟。正如我们在以上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在佛教徒自身之间的对话中理论导向比较少，而更加偏重于实践。但是，这种对话并不能排除建立精炼理论的必要性。极为重要的是，这种切实的实践体验能够塑造理论的本质，并避免理论流于空泛的危险。

　　最后，使我们现在同聚一堂的世界佛教论坛，本身也是我们讨论之内的一种对话的成果。来自全世界的佛教徒聚集在这里，商讨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我们共同的信念是，同为佛子的佛教徒团结成一个整体。成为了一股统一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把佛陀的教诲带给世界，这次盛典无疑将是在佛法走向未来之路的一块最重要的里程碑。

　　【注释】

　　[1] Noel Seth S.J. 在“Buddhism and Communalism”中探讨过类似的例子， Religion and Society, Vol.XXXV, No/4, December 1988. pp. 44-66.

　　[2] 同上。

　　[3] Christopher S. Queen in Engaged Buddhism: 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 ed. By Christopher S. Queen and Sallie B. King,, SUNY Press, New York. P.23.

　　[4] 尊者Hawanpola Ratanasara (1920-2000)，一位居住在洛杉机的斯里兰卡僧人，以同样的方式传戒，并给女弟子授具足戒。参见： American Buddhism by Richard Hughes Seag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 p.154.

　　[5] 参见 Seager（1999）的一次全面的探讨。

　　[6] 前引，p.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