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音 2015年第3期 (总第267期)第41页

 禅宗十二祖马鸣Buddhacarita的汉语译名和译者考

孙 凯

  目前所知,关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第一本完整而清晰的神话性传记是马鸣的Buddhacarita。马鸣是印度文学史中的重要诗人,活动于1-2世纪。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传》,禅宗尊马鸣为天竺第十二祖,但关于马鸣的记述文字神话多于信史,其本名、籍贯、活动范围都不能确定,唯一部Buddhacarita流传至今。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中文译本叫做《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谶译,南朝宝云另有异译本,名《佛本行经》。不过,早在1948年,周一良[1]便发表《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证出马鸣著作的真正汉语译名,并对昙无谶译《行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马鸣所著汉译名为《佛本行经》,而非《佛所行赞》。二、译者远在齐梁年间,已不可考,“北凉昙无谶译”为隋朝学者追加,未必属实。三、南朝宝云所译,并非《佛本行经》的汉译异本,而是另一部书,叫做《佛所行赞》。《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显然注意到了周一良的考证成果,但其中说“(马鸣的佛传)一般以为乃北凉·昙无谶,然亦有学者考订为刘宋·宝云所译”[2],却误解了周的本意;日本学者金仓圆照和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也犯了相同的错误;唯有钱文忠撰文《试论马鸣〈佛本行经〉》[3]重述了周一良的论证,并大为赞同,但此文仍反响寥寥。事实上,汉地流行两部书,一般说法是:一名《佛所行赞》,马鸣菩萨著,北凉·昙无谶译;一名《佛本行经》,著者佚名,刘宋·宝云译。马鸣著作Buddhacarita的汉文名称和译者究竟为何,众说纷纭,混乱已久,唯周一良始,才理清线索。可惜,周一良的结论,未得到广泛注意;同时,周文所述,有必要加以补充。谨对马鸣Buddhacarita的汉语译名和译者考证如下。
  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四部经录中,对《行经》、《行赞》的译者有不同说法:

周一良指出:
  ……我们知道从梁代到唐初,一直认为宝云所译的叫做“行赞”,另一部叫“行经”。这个最早的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换言之,就是现在的“佛本行经”原名应该是“佛所行赞”,而“佛所行赞”该是“佛本行经”。[4]
  理由是:一、宝云卒于449年,僧祐卒于518年,时地相接;二、僧祐《出三藏记集》与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无谶”所译文字,均未提马鸣此作,可见祐录认为《行经》失译,并非作者一时疏忽;三、将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与今日所谓《行赞》相较,所用专名大不相同,可见《行赞》非昙无谶所译。因此,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行赞》译者宝云,《行经》失译;隋·费长房、唐·道宣不知何故将《行经》归于昙无谶名下;唐·智升从长房、道宣所说,却将两本经名搞反;智升说延续至今。
  这个结论基本可信,尤以宝云、僧祐“时地相接”为然。《出三藏记集》载:“《佛所行赞》……凡七卷。宋孝武皇帝时,沙门释宝云于六合山寺译出。”六合山的方位,世代传说不一,经学者考证,最大的可能是在“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内的顶山”,除有诸多文献合力证明外,尚有重要考古证据:在2007-2008年定山寺考古发掘中,顶山(原名“定山”)下出土了十几枚莲花纹瓦当,已被鉴定为南朝器皿,样式与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的瓦当类似,疑为原址[5]。又《高僧传》载:“(僧祐)……因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依沙门僧祐, 与之居处, 积十余年, 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僧祐圆寂后,为他撰文纪念的“东莞刘勰”即《文心雕龙》的作者,两人都曾在定林寺著书。定林寺是藏于南京钟山的名刹,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一者。古刹旧址,本已淹没不可考;幸在2000年7 月在钟山南侧发现六朝遗物,2003 年考古专家对古寺庙遗址经数月发掘, 出土200 余件寺庙僧人所用的生活用品等文物,经反复调研,认定为古定林寺遗迹[6]。宝云译《佛所行赞》于“六合山寺”,僧祐依“定林寺”的经藏著书。据上述两次考古发现,两地古址均在南京城内,车驾距离仅25.7公里。宝云449年圆寂时,僧祐已经5岁,两人虽未碰面,毕竟时代相差不远,僧祐成年时,宝云的弟子晚辈尚在世者多。僧祐校订经目之严谨,历代闻名:“总集经藏,访讯遐迩,躬往咨问,面质其事。”然后分门别类,“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焉”,“雠校历年,因而后定”[7]。他为学勤勉,尤以剔除注经、杂经、疑经、伪经、抄经、失译经、古异经为名,甄别异同真伪的功力,实开后世诸家录经去伪存真之法门。对于宝云译作,僧祐既有当地资料之便,也有近世皈依之亲,他认定《佛所行赞》的译者为宝云,自当稳妥可信。
  不过,《行赞》的译者,僧祐所录为实,却把作者弄错了。《祐录》在《行赞》下注云:“一名《马鸣菩萨赞》”。但从文体上可以证明,马鸣菩萨的著作,并非宝云所译的《佛本行赞》,而是“译者无考”的《佛本行经》。马鸣的Buddhacarita本质上是文学作品,最贴切译法应是“佛本行诗”,后被赋予宗教色彩,称为“佛本行经”。为“经”尚可理解,而书中笔调,毋宁为“述”,而非为“赞”。《行经》、《行赞》并非一书,只要取释迦牟尼入王舍城时路人初见佛陀时纷纷侧目观瞧的场景在两书中不同风格的描写,“述”、“赞”之别便一目了然。对这段故事,描述分成两步:一、勾勒佛陀形貌;二、描摹路人反应。勾勒佛陀形貌,《行经》采用的是以城中居民所见为见的“内视角”,节制而客观,法相庄严,跃然纸上:
  少年身光泽,无比丈夫形……眉间白毫相,修广绀青目;举体金光曜,清净网缦手;虽为出家形,有应圣王相。
  《行赞》也述其形貌,但伴有诸多功德颂誉,措辞中含有大量形容词和比喻:
  见太子体相,功德耀巍巍;所服寂灭衣,色应清净行……熟观菩萨形,眼睛如系着;聚观是菩萨,其心无厌极;宿世功德备,众相悉具足;犹如妙芙蓉,杂色千种藕……谛视其眼目,面之妙姿容;譬如聚粟金,中有帝绀宝;光明所缠绕,德相积聚成;姿貌甚和合,众好悉具足。
  路人对佛陀入城的反应,更能显示“经”、“赞”之别。《行经》中言:
  国人见太子,容德深且明……悉起奇特想,如见自在幢;横行为止足,随后者速驰;先进悉回顾,瞻目视无厌;四体诸相好,随见目不移;恭敬来奉迎,合掌礼问讯;咸皆大欢喜,随宜而供养;瞻仰尊胜颜,俯愧种种形;政素轻躁仪,寂默加肃敬;结恨心永解,慈和情顿增;士女公私业,一时悉休废;敬形宗其德,随观尽忘归。
  传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行经》中的描写,固也经营气氛,不无夸张,但重点不在太子,而在竞相看太子的百姓,以及他们观之忘俗的心理变化。而在《行赞》中,观佛的场面比《行经》壮观得多,百姓心理变化却消失了,重点不在描述路人,而在于歌颂佛陀:
  人民皆愕然,扰动怀欢喜……众人往自观,如蜂集莲花;厥所由至趣,众人悉随从;譬如人诸根,随心走周旋;因展转相谓,叹羡其功德;观此言是人,人中之妙宝……弥一切人意,眼睛俱相随;数数谛熟视,而无有厌足。
  世尊入城,如雪中送炭:
犹如遇暴雪,寒冻甚猛切;
众人争竞前,犹如得火汤。
  不仅有全景,还有细节,同时不忘称誉:
  诸贵姓女人,各驰出其舍;犹如盛云中,晃晃出电光;譬如无忧树,枝叶花繁茂;风之所吹屈,倾曲礼菩萨;抱上婴孩儿,口皆放母乳;熟视观菩萨,忘不还求乳。举城中人民,皆共竞叹誉;各各言是好,是妙是好相。
  最终发展成毫无掩饰的颂赞:
  时有一人言,若卒有人言:如尝石蜜饼,是美是不美?如彼之形貌,若偏叹一事;不可偏说一,众德善积聚;审谛之表识,众善尽显露;以严饰其身,充满人心目;众花饰其容,软香感人情;犹如阳春节,显然而晃昱;夫宿行之报,如何无慈心;以是天形乞,不为普地王;识能识知是,行从他人乞;谁能施是人,计无有称者。
  事实上,此书通篇“赞”不绝口,尽叹赏嗟颂之能事,称为《行赞》名至实归。 “马鸣”大名,遍传汉地,但所著为何,若缺梵本明证,博学如僧祐者也无从判断。类似的错误在当时也许十分普遍,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初传中国,汉地僧人忙于译经的同时,印度佛教徒一直不断地纂造新经典,或有意冒充,或后来误认为佛所说经[8]。在印度,向来有“六马鸣”之说,但绝非人人都是“马鸣菩萨”。笔者认为,就内容而言,《佛所行赞》应该是出于大乘佛教徒之手的佛传文学,托“马鸣菩萨”之名传世。义净说“尊者马鸣……作佛本行诗,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此言之“大本”、“若译”所指为何,向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解释为极言作品寓意深邃,尺幅千里,似乎并无道理。周一良认为“若译”是“如果翻译了的话”,也许义净在南海著书时行箧中所携经典不多,并没见到早已译出的《佛本行经》[9];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认为既有“大本”,则“本书原先所载,较今所见者犹多”[10],但就至今考古发现的梵本,反比汉译为短,这种看法证据不足。钱文忠提出疑问:“义净说有‘大本’,难道还有‘小本’吗?”[11]钱虽未给予回答,但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启发性。我们有理由怀疑:也许当时的确流行所谓“大本”,假托马鸣菩萨之名而传世,篇幅比《行经》为长,宝云所译的《佛所行赞》便是其中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佛本行经》,马鸣菩萨著,译者无考(疑为北凉·昙无谶,但证据不足);《佛所行赞》,著者无考,译者刘宋·宝云。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系讲师)

  【注 释】
  [1] 周一良(1901-2001):中国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东方学家。1944年,周一良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远东语文系获博士学位。周一良的老师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年-1975年)是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1945年)的著名弟子,他也因此成为法系东方学在中国少有的传承者之一。周一良的学术取径继承了法国汉学家重视实证史学的研究传统,擅于以文献学、哲学分析为基础,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等方法进行历史还原,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堪为明证。
  [2]参见蓝吉富主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永康市 (台南县) 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1994年,第2348页。
  [3] 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收入《切问集: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文其实是钱文忠先生的硕士论文,1991年通过答辩,导师季羡林。
  [4]参见周一良:《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第342页。
  [5] 参见王宏:《六合山方位考》,收入《江苏地方志》,2010年04期。
  [6] 参见彭荷成:《刘勰与南京钟山上定林寺》,收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6年。
  [7] 参见〔梁〕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8] 参见〔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页。
  [9]参见周一良:《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第340页。
  [10] 蓝吉富主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永康市 (台南县) 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1994年,第2348页。
  [11] 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收入《切问集: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