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1992年第1期   第296页

 1992年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仓西 李发良

  1992年5月10日至13日,由陕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和法门寺博物馆联合召开的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法门寺博物馆举行。这次会议是继1990年9月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后,法门寺文化研究发起的一次专题性学术交流活动。体现了法门文化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进步趋向。来自国内各著名佛教研究机构、佛教团体及台湾省、日本、美国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大德参加会议,著名学者任继愈、黄心川、张立文、郑学礼、陈慧剑、许力功等出席会议。会议就法门寺历史、法门寺佛教的特点、法门寺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综述如下。
  一、法门寺历史问题
  法门寺的历史,是学术界研究法门寺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过去多限于对个别历史事件、人物研究,本次会议对法门寺历史形成了比较系统、明确的看法,即法门寺始建于北魏,西魏至北周初年初步兴盛,周武帝灭法后跌入低潮,在隋文帝大兴舍利塔运动中逐步恢复。有唐一代,臻于鼎盛,唐之后,逐步衰落。对于元魏(大魏)二年拓跋育首启塔基供养舍利之年代,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金石资料,确定为公元558年,较以前有新的进步。
  关于法门寺兴盛的原因问题,这次会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一改过去单纯就一般方面分析的作法,从儒、释斗争角度和广大信徒的信仰方面进行分析,对研究这一问题开阔了新的视野。
  法门寺佛教的特点,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并因此引发了关于佛舍利供养和法门寺僧人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法门寺佛教的特点是佛舍利供养,对此,大家基本持一致态度,但关于佛舍利供养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佛舍利供养在中国的发展与帝王有很大关系,如隋文帝大规模分舍利建塔,是效法佛教界极力传颂的转轮王,以阿育王为榜样,“宏法护教”而产生的行为。有学者则从古印度佛舍利崇拜的起源阐述,认为佛舍利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群众性的低层次佛教信仰。还有学者认为,佛舍利供养在中国的盛行是中国佛教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佛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在中国佛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其意义、作用是不一样的。就法门寺佛骨供养来说,能够登上封建国家最高祭台,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特殊的现象,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不仅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反映着佛教与中华民族心理在深层次的结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作用值得充分重视。应该以法门寺为典型,对中国佛舍利供养作系统、具体的探索。
  法门寺僧人在诸僧传中记载不多,是法门寺佛教研究的一大难题,探讨法门寺佛教、评价法门寺佛教的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争鸣。有的学者认为,法门寺在唐代的身份是内道场,而出入内道场的僧人非常有限,这样法门寺与佛教界的联系显得相对薄弱,造成法门寺僧人在僧传中记载不多。有的学者则认为,法门寺作为宫廷内道场,出入僧徒与帝王关系密切,多为名僧,但《高僧传》入传原则是高僧,即德行、学问俱优的僧人,名僧与高僧的区别造成法门寺僧人在僧传中人数很少。而有的学者则从分析中国佛教传记史学发展形成的历史入手,认为由于南北方佛教的差异,源于南方佛教的传记传统的不平衡性是造成法门寺僧人很少入传的主要原因。
  二、法门寺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及晚唐以后密教的流变
  法门寺地宫文物相当一部分属于密教文物,关于这些密教文物的研究评价,早在1988年就已开始(详见《文物》1988年10期宿白、晁华山等笔谈摘要),1990年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关于密教文物特征及晚唐以后密教的发展流布,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但很不全面、系统,仍留下不少空白。本次会议在这一方面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有的学者系统考察了地宫文物的供置程序,和各类密教文物以及有关密教僧人,指出懿僖之际,密教在宫廷仍然属于统治地位。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搜罗会昌以后汉地密教活动的史料,推翻了所谓会昌法难后汉地密教基本衰落甚至消亡的陈说。
  关于若干密教文物的个案研究,本次会议有不少新的发现。有人对地宫出土盛贮佛舍利的45尊造像盖顶银宝函上的造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此造像即为金刚界成身会造像,从而为认识晚唐成身会曼茶罗的诸尊位次布局以及密教东传日本后成身会曼茶罗的演变特点确定了珍贵的实物依据。有的学者则通过对地宫出土捧真身菩萨和单檐四门铜精舍所反映的密教内容,结合懿宗朝的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判定捧真身菩萨像是胎藏界曼茶罗,铜精舍为金刚界曼茶罗。这一结论还引发了关于胎藏界曼茶罗与金刚界曼茶罗二者关系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二者水火不相容,有人则认为二者如同“事”之与“理”,有区别,又互为表里,气氛非常热烈。象这样深入研讨密教之曼茶罗法,在近年之学术界还是首次。
  法门寺佛经的整理与研究,早于地宫文物发现以前已开始。1990年首届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对法门寺佛经研究曾作过初步的总结。本次会议,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有学者对法门寺藏《普宁藏》的秘密经部分版本经过考证认为,秘密经部分系后来续补,尽管在装帧上进行了与寺存《普宁藏》印本同样的加工。而对于为什么会出现秘密经的续补,有学者从秘密经典的译出由于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制约而不得不逐步翻译,在元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才全部译出的历史实际作了合理的解释。
  三、其它问题
  本次会议在法门寺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同时还在中国佛教史研究、宗教文化学研究以及佛教与茶文化、佛教与丝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对我国学术事业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根据地宫出土茶具联系佛教与茶文化发展形成的历史,从儒释不同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等深层次论证了佛教与茶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在法门寺地宫中,茶文化已成为佛教供佛仪轨之一部分。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供佛仪轨中没有茶供养,在法门寺地宫茶具属于一般供养品。
  还有学者,就法门寺地宫大量丝织物的工艺技术研究入手,探讨佛教对丝绸文化的影响,引起与会学者极大兴趣,进而就丝绸与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丝绸之路对佛教的意义进行了讨论。这一现象明确地告诉人们,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带动了丝绸纺织技术研究与文化学术研究的多学科结合、交叉。
  还有学者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佛教文化的存在、发展,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对自身认识的不能穷尽和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先知之欲决定了宗教与人类文明共存,对宗教文化、佛教文化的研究、认识决不能简单地对待,大家对此持一致态度。
  还有学者就中日佛教中关于“佛性”的价值取向入手,通过比较,揭示了中日佛教的不同特征,指出了佛教文化在发展中与各民族文化结合的规律。
  总之,本次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是丰富多彩的,对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进而促进整个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在历史区域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在博物馆研究和海内外专家研究相结合、佛教学问家研究和专家学者研究相结合方面,本次会议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是值得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