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友好交往 

　　1987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赴泰国访问期间专程拜访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佛联”）总部，受到世佛联主席桑耶先生诚挚友好的接待。同道相见，分外欢喜，赵朴老触景生情，赋诗抒怀：

　　　　缘兴师子国，地择泰王都。

　　　　佛日中天照，金轮亿众扶。

　　　　和衷行六度，悲愿济三途。

　　　　相见多相勉，同心德不孤。

　　这首诗概括了世佛联最初成立于斯里兰卡，后选择泰国首都曼谷为总部永久所在地的史实，表达了对世佛联宗旨事业的由衷赞叹。“相见多相勉，同心德不孤”更是中国佛教协会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友好往来、交流合作、同愿同行的真实写照。

　　世佛联的诞生与中国佛教界有着不解之缘。马拉拉塞克拉教授成立世佛联的构想，曾受到中国现代著名高僧太虚法师世界佛教运动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太虚法师的高足——法舫法师秉承太虚法师建立国际性的佛教联合组织、推动世界佛教运动的大愿，协助马拉拉赛克拉教授进行了世佛联的创立工作，为世佛联的成立和首届大会的成功召开付出了心血，也与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和斯里兰卡佛教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1950年宣告世佛联成立的首届大会上，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尚未成立，法舫法师作为中国上海法明学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会委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世佛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1954年12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致电祝贺第3届世佛联大会在缅甸仰光召开，标志着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的友好往来正式开始。

　　从1954年12月到1960年11月世佛联第六届大会召开，是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交往的起步阶段。双方交往之初，充满了团结友好的气氛和惺惺相惜的情谊，但也潜藏危机、历经曲折，并最终导致双方关系中断。

　　1956年11月，第4届世佛联大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中国佛教协会派出了以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副会长噶喇藏活佛、赵朴初居士和青海夏荣尕布活佛为副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出席会议。新中国政府对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第4届世佛联大会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寄予厚望。出席大会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受到大会主办方和尼泊尔政府、佛教界的盛情接待。喜饶嘉措大师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赵朴初居士作了重要发言，全面介绍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主要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佛教的现状，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工作以及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言特别指出，国际友谊的建立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历史成就之一，恢复和发展佛教的国际往来是中国佛教协会当前的重要工作，充分表达了“中国佛教徒愿意在学修与弘扬经教的事业上，在服务人类友好和平事业上和各国佛教兄弟姊妹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的热切愿望。这次大会强调了“在中国地区内，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中心，只有一个，设在北京”的原则。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佛教协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佛教的悠久历史、新中国佛教的良好形象和光明前景，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重和友谊，也为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佛教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喜饶嘉措大师在这届大会上当选世佛联副主席。

　　1958年11月，第5届世佛联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由于当时中泰两国尚未建交，中国佛教协会未能派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接纳台湾“中国佛教会”为地区中心。在当时海峡两岸依然处于敌对状态、新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地位不被承认的大背景下，第5届世佛联大会的这一决定，碰触了新中国佛教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成为日后双方关系中断的重要原因。

　　1959年4月，世佛联创始人、名誉主席，斯里兰卡驻苏联大使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和夫人，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马拉拉塞克拉教授访华期间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十世班禅大师先后接见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在华期间，他参访了中国的佛教圣迹，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佛学院发表了演讲，参加了佛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的座谈，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政府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示了由衷赞叹。

　　1961年11月，第6届世佛联大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再次派出以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佛教代表团从维护我国主权和加强国际佛教界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提案，希望解决上届大会接纳台湾“中国佛教会”为地区中心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的提案被否决，随即退出了会场。其后，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的往来中断，直到1984年中国佛教协会才重返世佛联。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恢复落实。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中国佛教协会的对外友好交流工作全面恢复。

　　与此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世佛联日渐走向成熟，高度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状况。1981年《世佛联评论》第2期刊登了美国哈佛大学已故佛道教学者荷尔美斯•威尔奇（Holmes Welch）的《中国和见证者》一文，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宗教研究学术界和宗教界的情况。由于作者是一位研究现代中国宗教的专家，有一定的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国与世佛联隔绝20年后，首次刊出的中国宗教现状之文。1983年3月《世佛联评论》又刊登了《中国正在恢复宗教》一文，谈到:“（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压制宗教徒的气氛已经没有了，现在中国宗教正在开始恢复生气，并有了稳定发展。”还详细介绍了1978年到1982年全国人大会议阐述的宗教政策，并介绍了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苏州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以及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等佛教文化单位，同时也介绍了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情况。同年9月《世佛联评论》又转载了《宗教为和平》（Religion For Peace，系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会刊）的《中国宪法中的宗教自由》一文。这篇文章把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里有关宗教的条文与讨论稿作了逐字逐句的比较。这些文章的刊发，表明了世佛联对中国宗教政策和佛教发展现状的高度关注。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友好关系的恢复提供了机缘，而双方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对方的关注重视，为彼此友好关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