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596～667年），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一说丹徒人），俗姓钱，父在陈时曾任吏部尚书，母姚氏。自幼受到家庭教育，九岁便能作赋。因隋朝大兴佛教，他十岁时，便舍家从长安日严寺慧頵受业，第二年就在日严道场落发。二十岁时，到大禅定寺依智首受具足戒。

　　二十一岁就在智首门下听受律学。智首是当时新兴的律学大家，“钞疏山积，学徒云涌”，长安独步三十余年。兼弘“地论”和“四分”的灵裕，以及先在关中弘阐“四分律”的洪遵，都率众预其法筵，听受讲习。道宣在智首门下受教奠定了一生的律学基础。

　　道宣在受慧頵和智首的教导以外，还经常跋涉山川去到四方广泛参学，自称“居无常师，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务，跨关河如一苇；周游晋魏，披阅累于初闻；顾步江淮，缘构彰于道听。遂以立年（三十岁）方寻铅墨，律仪博要，行事谋猷，图传显于时心，钞疏开于有识；或注或解，引用寄于前经，时抑时扬，专门在于成务”（见“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序”）。说明他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咨广学，三十岁以后更从事于各项着述。

　　武德七年（六二四年）。长安日严寺废毁，道宣随慧頵往新造崇义寺。同年他又往终南山，栖居于仿掌谷修习定慧，时有清泉涌出，因称为白泉寺。他在山整修十余年来的律学心得，于武德九年（六二六年），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作十二卷），阐发了他为律学开宗的见解。贞观元年（六二七年），撰制“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四年（六三〇年）出外到诸方参学，广求诸律异传，曾到魏郡访问名德法励律师，请决疑滞（见“量处轻重仪序”）。九年（六三五年）入沁部棉上（今山西沁县棉上镇）山中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卷、“疏”二卷、随后又撰“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十一年（六三七年）在隰州益词谷撰“量处轻重仪”（一作“释门亡物轻重仪”）二卷“尼注戒本”一卷。十六年（六四二年）仍入终南山居丰德寺，至十九年（六四五年）撰成“比丘尼钞”三卷（今作六卷）。时玄奘三藏已由西域归国，他于同年六月被征召至长安弘福寺译场任缀文大德，参与译事。翌年（六四六）又返终南山，在丰德寺将所撰“羯磨”一卷增广为二卷，又将“疏”二卷增广为四卷（今作八卷），永徽二年（六五一年）九月又增订“含注戒本”并“疏”。于是他所开启的南山宗义的五大部疏钞至此完备。至显庆二年（六五六年）又撰成“释门章服仪”一卷。三年（六五七年）六月，他奉敕为唐京新建的西明寺上座，同年七月迎请玄奘入寺译经，他也参加译业。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又撰“释门归敬仪”一卷。干封二年（六六七年）二月，他在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他所制的仪规为诸州沙门二十余人传授具戒。同年他撰有“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一卷，“律相感通传”一卷。此外他还撰有“释门正行忏悔仪”二卷、“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卷、“净心诫观法”二卷等。

　　道宣在佛教上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他对“四分律”的开宗弘化，以及综括诸部会通小大的创见。他对于律学的整理，如他所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两书就可以顾名思义。所谓“补阙”就是以其他部的文补充“四分”的阙义；所谓“随机”即是以“四分律”顺中土大乘的机缘。如他在“行事钞”（卷上一）中说：所以随其乐欲，成立己宗。竞采大众之文，用集一家之典。故有轻重异势，持犯分涂，有无递出，废兴互显，今立“四分”为本，若行事之时必须用诸部者不可不用。又说：“世中持律略有六焉：一、唯执‘四分’一部，不用外宗；二、当部缺文，取外引用；三、当宗有义，文非明了；四、此部文义具明，而是异宗所废；五、兼取五藏，通会律宗；六、终穷所归大乘之极。……此‘钞’所宗，意存第三、第六，余亦参取得失随机知时故也。”这说明他以“四分”为本，并对“四分”有义无文的地方参取诸部律，而最后以大乘为归极。同时他所撰的律学着述，则自称是“包异部诫文，括众经随说，及西土圣贤所遗，此方先德文纪，搜驳同异，并皆穷核；长见必录，以辅博知，滥述必剪，用成通意”的。道宣这一综揽诸说成一家言的学风，曾受到当时佛教界的广泛推重。但同时也有少数学者不同意他的见解，如东塔怀素批评说：“题云‘删补随机羯磨’，斯有近弃自部之正文，远取他宗之旁义，教门既其杂乱，事指屡有乖违”（怀素“僧羯磨序”）。这是代表另一部分学人认为道宣的着述是淆乱了“四分律”的本质而有所指摘的意见。虽然如此，道宣的学说在当时已风靡全佛教界，乃至从那时以来的中土律学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着述为圭臬；对于“行事钞”的解记之作，在唐宋两代就已多至六十多家。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道宣以“四分律”会归大乘的主要论据，即为心识戒体说。他认为“戒是警意之缘也，……欲了妄情，须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善识，成善种子，此戒体也。由有本种熏心，故力有常，能牵后习起功用故，于诸过境，能忆、能持、能防、随心动用还熏本识，如是辗转能净妄源”（见“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卷三）。

　　他这一圆教戒体说的提出，当是受自其时旧新两译大乘唯识学说的影响。至于他证明“四分律”能通于大乘，主要有五种理由：一、“四分律”中，沓婆得罗汉后，心念此身不坚固，即厌无学身，求菩萨法。二、戒本回向文：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即是大乘的圆顿了义，不以其余二乘为归向处。三、律序一再说如是诸佛子，佛子亦如是和大乘“梵网”戒中所称佛子意义同样。四、“四分”舍堕求悔，先须舍财，如僧用不还，只犯突吉罗轻罪，和大乘戒以心意划分轻重相通。五、如“四分”小妄戒，解释见闻触知，说眼识能见、耳识能闻等，以识为了义，也和大乘义理相通。由此五义，即以“四分”会通大乘。

　　道宣以心识戒体为根据，因而对于佛说的一切教法判为三种，如“行事钞”说：“一者诸法性空无我，此理照心，名为小乘；二者诸法本相是空，惟情妄见，此理照用，属小菩萨；三者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此理深妙，惟意缘知，是大菩萨佛果证行。”此中第一种是小乘人行，观事生灭，是性空教；第二种小菩萨行观事是空，是相空教；第三种大菩萨行，观事是心意言分别，是唯识圆教。他所阐述旨在第三。

　　道宣又将佛陀一切教授教诫分判为化行二教，如“行事钞”卷一说：“一谓化教，此则通于道俗，但泛明因果，识达邪正，科其行业，沉密而难知，显其来报，明了而易述。二谓行教，唯局于内众，定其取舍，立其纲致，显于持犯，决于疑滞。……谓内心违顺，托理为宗，则准化教；外用施为，必获身口，便依行教。”即以属于教理一方面的大小乘经论称为化教，以属于行持一方面的戒律典籍称为行教。这是他判别佛法的另一分类。

　　道宣基于以上理解，因而主张“四分”圆融三学，并以大乘三聚净戒为律学的归宿（见“删补随机羯磨疏”卷三）。这正合乎中土学人对大乘佛教的爱乐和机运，因而使他所倡导的南山律学从那时以来即盛行流传。

　　道宣在佛教文史学上的贡献也很大。他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年），撰成“续高僧传”三十卷。同年入弘福寺参加译经，兼考证西域方舆，于永徽元年（六五一年）撰成“释迦方志”二卷。显庆五年（六六〇年）撰成“佛化东渐图赞”一卷（今佚）。其时佛道二教论诤甚炽，他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撰成“集古今佛道论衡”三卷，麟德元年（六六四年）又撰成一卷，合为四卷。同年又撰成“大唐内典录”十卷、“广弘明集”三十卷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一名“东夏三宝感通记”）三卷。又于麟德二年（六六五年）撰成“释迦氏谱”（一名“释迦略谱”）一卷。此外还撰有“圣迹现在图赞”一卷（今佚）、“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今佚，一说已羼入于现行的续高僧传内）、“法门文记”若干卷（今佚）等，可见他的致力范围极为广博。其中“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和“广弘明集”等，均为佛教文史上重要名着。唐智升称他“外博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奇，存护法城，着述无辍”（见“开元释教录”卷八），这是非常允当的。

　　道宣生平“三衣皆纻，一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他精持戒律的盛名并远传至西域。干封二年（六六七年）十月三日示寂，年七十二，僧腊五十二，窆于坛谷石室，建塔三所，唐高宗诏令天下寺院图写他的真容奉祀，名匠韩伯通并为塑像，以追念他的遗范。后人因他长时期居终南山，并在山树立了他的律学范畴，即称他所传弘的“四分律”学为南山宗，并称他为南山律师。

　　道宣门下有受法传教弟子千人，特出的有大慈（住西明寺，撰有“行事钞记”）、灵（山+咢）（住崇福寺，撰有“行事钞记”）、文纲、名恪、周律师、秀律师等。其中文纲和文纲的弟子道岸，相继阐扬他的遗教弘化最盛，朝耶崇奉，南山一宗风行更广。最后道岸还请得唐中宗墨敕，在江淮间推行南山律宗，使最后奉持“十诵”的东南一隅，也多改奉南山“四分律”。至今中国出家僧徒，还大多以他的“四分律”学为行持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