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是第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世界佛教徒组织，简称“世佛联”，于1950年由斯里兰卡著名的马拉拉塞克拉（Malalasekera）博士倡议成立，在斯里兰卡任教的太虚大师高足法舫法师代表中国佛教界参加了第一届“世佛联”大会，并与马拉拉塞克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马拉拉塞克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巴利语学者，他在1948年斯里兰卡佛教会召开的第28届年会上提出，希望邀请世界各国的佛教代表于1950年到科伦坡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在参加夏威夷举办的“东西方哲学会议”时，将他的想法告诉与会代表，他的杰出想法超出了预期回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佛教代表同意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参加这个佛教会议。除了主办国斯里兰卡外，还有来自27个国家的129名佛教代表参与。在这历史性的会议上，于佛历2493年5月25日(1950)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世界上几乎所有教派的佛教徒，不论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还是大乘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受传统和教派的修学约束，找到了共同的心愿，联合在一起，促进佛教的发展和传播。“世佛联”决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至今已在斯里兰卡（锡兰）、日本、缅甸、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印度、美国等地成功召开了26次大会，今年10月份即将在我国陕西宝鸡举办第27届“世佛联”大会。在如此殊胜喜庆的会议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不得不回想当时创建“世佛联”的时代背景以及马拉拉塞克拉博士和我国的法舫法师为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的情景。

　　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荣获最优秀大不列颠帝国勋章以及和平卫士等荣誉称号，是法国远东学院荣誉研究员。他是斯里兰卡著名学者、外交家，是锡兰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锡兰驻加拿大的高级专员，英联邦和锡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常驻代表；他是巴利语荣休教授、东方研究系系主任。他自1927年两次被推选为全锡兰佛教大会的联合秘书；从1950年到1958年担任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主席（首任主席），同时也是锡兰人文学会的会长；从1939年到1957年三次成为副总统，且行使总统之职。他是锡兰皇家亚洲学会的热心成员，曾代表锡兰出席多个海外重要会议。他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斯里兰卡西部省巴那都罗(Panadura)和科伦坡Ja-Ela创建“男孩之家”等。

　　马拉拉塞克拉1899年11月8日出生于帕纳杜拉（Panadura）的马拉穆拉（Malamulla），他的父亲Dr. M. S. Pieris Malalasekera是一位著名的国医。马拉拉塞克拉在巴那都罗的圣约翰学校接受教育（现在被称为圣约翰国家学校），在帕纳杜拉这是一所以英语为媒介的最好的学校，校长为Cyril Jansz。在当时的殖民地，Cyril Jansz校长被认为是一名颇有声誉的教育家。在从圣约翰学校毕业后，马拉拉塞克拉进入科伦坡锡兰医科大学，取得内科与外科（Medicine and Surgery）的行医资格。他父亲去世后使他中断了医学学习，环境迫使他放弃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在他修完了英格兰的函授教育之后，于1919年以特优的成绩取得了伦敦大学外部系统（University of London External System）的文学学士学位。他所学的科目是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在那个年代，他是在英国获得文科学士最年轻最好的学生。1923年他继续就读于伦敦大学，并先后取得了文学双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在伦敦的东方语言研究院主修东方语言的巴利文。后于1938年又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斯里兰卡的巴利语文学》。

　　在达磨波罗佛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马拉拉塞克拉改变了他的外文名字George 和Pieris为Gunapala Piyasena。自此以后，G. P.马拉拉塞克拉（Gunapala Piyasena Malalasekera）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他在获得学士学位后，作为P. de S. Kularatne校长的助教，任职于科伦坡阿难陀大学。不久马拉拉塞克拉被提升为阿难陀大学的副校长和执行校长。之后，他离开阿难陀大学前往伦敦继续他的硕士研究。当1926年回国时，他被任命为科伦坡阿难陀大学的校长。

　　1927年，他在科伦坡大学学院接替Suriyagoda长老担任讲师，为应对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用英语讲授僧伽罗文、巴利文和梵文。当1942年锡兰大学成立时，他成为巴利语教授和巴利语系系主任。不久，他又任锡兰大学的东方研究系系主任。他所从事的佛教和佛教文化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是佛教大百科全书的总编，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著名的《僧伽罗语—英语辞典》（Gunapala Sinhala-English Dictionary），与之同等重要的还有僧伽罗语与英语对照的《巴利语词典》（the Pali dictionary - Sinhala-English）。《僧伽罗语—英语辞典》至今在斯里兰卡仍是一本畅销书，售价只有4.5美元，可以说是僧伽罗人学习的必备工具书之一。

　　马拉拉塞克拉的一生可以说都在为僧伽罗民族的崛起、佛教的复兴与发展而奋斗，尽管幼年就读于基督教学校，但这也未能将他西化。他所倡导成立的“世佛联”，与斯里兰卡的近代史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我国东晋著名高僧法显曾游学于此。不幸的是从公元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斯里兰卡先后遭受到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共400多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才正式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定国名为锡兰。1972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在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佛教与人民遭受到严重的压迫、歧视和迫害。而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俗二界从来就没有屈服于殖民统治，他们一直在争取国家的利益、人民的自由和佛教的地位。曾经有僧侣撕毁英国国旗而被枪毙，也曾有长老与基督教徒辩论获胜而名振欧美，从而导致了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瓦拉斯基夫人来到斯里兰卡皈依佛教，成为西方第一批佛教徒，帮助斯里兰卡恢复佛教。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达磨波罗（1864-1933）成立著名的“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斯里兰卡、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20世纪初，“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和“全锡兰佛教会”成了提高民族意识的重要组织。1950年马拉拉塞克拉所倡导的“世佛联”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而中国的国家命运及佛教与斯里兰卡也有着相似之处。清朝末年，清政府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签订了大量不平等的可耻条约。其中40多个条约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割地赔款，致使国败民穷，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的中国佛教也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然一些高僧大德、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为谋求佛教的复兴与发展堪称是呕心沥血，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太虚大师。太虚法师（1889-1947）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提倡佛教改革，发展佛教教育，振兴佛教。他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其一生都奉献于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太虚大师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改革家，早在1924年他就倡导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于该年6月在庐山举行，“到会者有日本、朝鲜等国代表，虽未名实相符，而其精神与理想，则开佛教界新运动之先河。”[1]民国十七年（1928）他在巴黎提出世界佛学苑之组织，深得各国学者赞助，归国后即组织世界佛学苑。在南京设立总院，在武昌、北京、重庆等地设立世界佛学苑柏林教理院、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世界佛学苑研究部、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佛教机构。他还在一些学校举办《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欧美佛教概况》等演讲，全力推进其世界佛教运动计划。其主要精力就是围绕“世界佛教运动”，派留学僧到海外留学。而我们所熟知的太虚大师的得力弟子法舫法师就是在太虚大师的这种理念下远赴南亚及东南亚各国求学弘法的。

　　法舫法师精通英、梵、巴利等多种语言文字。他的一生秉承太虚大师的精神，致力于佛教僧才的培养，致力于“世界佛教运动”的发展，他的足迹除中国外，多往来于印度、斯里兰卡及东南亚各国。解妙在纪念法舫法师的文章《法舫法师北归与南来》中这样写到：“他曾经告诉过我有一个希望：将来假使有机会的话，将在南洋方面，利用半岛在国际地理上的优点，举办‘马来亚世界佛学苑’，以创立世界性佛学研究中心。”[2]1948年法师学成回国，两年后的1950年5月再次赴锡兰，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佛教界向大会致辞。后任锡兰智严大学（锡兰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文学和大乘佛学。李子宽记念法舫法师时说：“他为世界佛教友谊会中国代表，世界佛教徒无不知他为中国佛教之青年改革者，他的著述出版者，不在少数。”[3]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槟城中心主席邱秀贞在追忆法舫法师的一篇文章中也写到：“1950年5月25日至6月6日，当世界佛教徒齐聚锡兰开会讨论佛教问题及其传播时，他是促使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诞生的成员之一。”[4]法舫法师作为闻名东南亚、南亚的中国佛教青年改革者，与他成为促使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诞生的成员之一，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早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在一篇名为《佛教的新运动与今后世界和平》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佛教在世界上有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否认。今日的佛教徒在世界上已竟开始他们的新运动了，这在近十数年间已有表现。而在最近的三五年来，更有进步，如太虚大师之赴欧美弘法，和欧美佛教徒的来华留学或出家，又如最近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和日内瓦的世界佛教大会，都是佛教救世的新运动，我们很希望全世界的佛教徒团结起来，成立“世界佛教和平运动会”，或“世界佛教非战会”,实行宣传佛教救世主义，向世界各国政府说明非战的理由和战争的可怕，并条陈用佛教来解决世界纠纷的原理和办法。我相信全世界佛教徒作这种运动，不能会劳而无功吧！希望全世界的佛教徒，各个份子或各个团体，都发起救世的大悲心，肩荷救世的大责任，努力的宣传佛教，作有力的世界和平运动。[5]

　　由此不难看出法舫法师的思想与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建立世界佛教组织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无疑这与1950年马拉拉塞克拉倡议建立“世佛联”的思想也是契合的。其实早在1946年，在法舫法师还在锡兰时就已经非常关注马拉拉塞克拉想要建立“世佛联”的这一想法，他在《今日锡兰之佛教运动》一文中写到：

　　其二，是一般在家有领导地位的信众们提倡组织世界佛教联盟，或召集国际佛教会议。提倡召集国际佛教会议的是全锡兰佛教会的主席马拉拉塞克拉博士。他主张在一九五〇年在锡兰岛召开一次国际佛教会议，联合世界各国的佛教徒，特别亚洲各佛教团，他想把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成为一种佛教联盟的形式，那么推动佛教救济人类的工作，也就容易了。这事情记者和他谈过，他希望得到中国佛教徒的协助。此外，锡兰佛教青年会、摩诃菩提会及其他团体，提倡在1956年即佛历二千五百年的纪念日，在锡兰召集国际佛教徒大会以资庆祝，并组织联合宣传。这事虽说相去尚远，但是他们已开始宣传提倡了。二者之中，马博士所主张者，想可实现。我希望中国佛教徒对这件事加以注意。所以才特为报道。（三十五年五月于锡兰岛）[6]

　　这则通讯向我们透露了这样几点信息，第一，马拉拉塞克拉在筹建“世佛联”的过程中希望得到中国佛教徒的协助，显然，作为中国僧侣，且又与他志同道合的法舫法师会是他最佳的合作伙伴。后来二人的亲密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第二，法舫法师认为，在两件事中马博士的主张大约可以实现，这说明早在“世佛联”成立的4年前，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想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最后，对于这样一件国际佛教界即将产生的大事来说，法舫法师提醒中国佛教界重视此事，因为这与国内太虚大师所做之佛教事业可以说是相互呼应的。基于此种种机缘，1950年的首届“世佛联”代表大会上，法舫法师作为中国代表、创始成员之一出席会议，会上法舫法师多有建树，为该会的今后发展及作用贡献智慧。会后他利用假期，陪同马拉拉塞克拉博士游历东南亚，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为进一步促进各国佛教界的联系。

　　老友在《忆法舫大师》中说：“上人（法舫）被推举为星洲佛教总会导师，去年五月赴锡兰任国立大学教授，并代表我国出席在科伦坡所集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多所建议，今年（1951）春间乘假期携该友谊大会首届主席马拉拉博士来马来亚弘法，在星洲时曾与马拉拉博士到敝处相访。”[7]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槟城中心主席邱秀贞也提到：“在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马拉拉塞克拉博士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期间，法舫法师扮演接待著名佛教领袖的重要角色，他陪同了博士马来亚和暹罗的全程访问。可以预料的是，由于法师有力的推动和真诚的努力，旅行卓有成效而兴趣盎然。博学的博士的访问和能力给各界人士深刻的印象，一切都令人极度满意。”[8]此外，马拉拉塞克拉博士受邀对“公共图书馆中的佛教”作专题演讲，讲演内容也是由法舫法师将其译为中文的。东南亚的访问结束后，在该年（1951）秋天的假期，法舫法师又应马拉拉塞克拉博士之邀，陪他游历锡兰各地。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二人友谊之深，他们不仅是锡兰大学的同事，更是为弘扬佛教、推动佛教救济人类工作而奋斗的志同道合的道友。

　　中国佛教界在“世佛联”的创建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之后的“世佛联”的工作中，中国佛教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佛教界与“世佛联”之间有过摩擦，但2014年，“世佛联”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在它的创始成员之一的法舫法师的祖国举行，其意义特别而且深远，这也将揭开“世佛联”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注　释】

　　[1] 法舫著、梁建楼整理：《法舫文集》第5卷，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2] 解妙：《法舫法师北归与南来》，载梁建楼主编：《法海宝舟》，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08页。

　　[3] 李子宽：《哀悼法舫法师的几句老实话》，载梁建楼主编：《法海宝舟》，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4]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槟城中心主席邱氏秀贞 ：《法舫法师》，载梁建楼主编：《法海宝舟》，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

　　[5] 法舫：《佛教的新运动与今后世界和平》，原载《海潮音》第十四卷第十二号，见《法舫文集》第五卷，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6]法舫：《今日锡兰之佛教运动》，原载《觉群周报》1946年第一卷第二期，《法舫文集》第五卷，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284-285页。

　　[7] 老友：《忆法舫大师》，载梁建楼主编：《法海宝舟》，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

　　[8] 邱秀贞：《法舫法师》，载梁建楼主编：《法海宝舟》，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