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舫法师诞辰110周年和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即将在中国召开之际，回顾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中斯两国佛教文化教育交流，缅怀法舫法师等佛教学者在斯里兰卡为培养新型佛学人才、重建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佛教复兴运动时期，斯里兰卡国名仍是锡兰，故本文沿用旧称。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以来，锡兰一直在佛教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研究佛法的欧美学者大都以锡兰所传巴利文三藏为依据，甚至在锡兰依大寺法统出家学佛，随着佛教复兴运动的不断高涨，娴熟英文的锡兰弘法高僧和居士也纷纷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建寺或建分会组织，并与各佛教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国际关系。

　　1894年锡兰现代佛教复兴运动领袖达摩波罗居士（1864－1933）在上海与杨仁山居士（1837－1911）的会晤，开启了近代佛教复兴时期两国佛教交流的新历程。达摩波罗居士邀请中国佛教界同仁共同担负起复兴印度佛教，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法的时代重任。以此为契机，经多年积累和筹备，杨仁山居士终于在1907年在自己早先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内创建了培养新型佛教人才的佛学堂——祇洹精舍，以期培养中西兼备的国际型的弘法人才。开办的第一期班第二学期的学生中就有日后在国际佛教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太虚大师（1889－1947）。这一新式学堂的办学模式启发和增强了太虚的国际范围的弘法信念。他曾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求学生涯：“杨老居士的祇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祇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卷第196页）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太虚还将求学于祇洹精舍，列入自己弘法四期之第一期，从中可以看出精舍的办学模式对他的佛教改革思想的产生起到较大的影响。

　　由于这份因缘，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为继续办好新型僧教育和佛学教育，出自精舍的欧阳竟无居士创办了支那内学院，太虚法师也相继办起武昌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大力倡导新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实践自己的佛教改革思想。

　　1929年，太虚大师弘法欧美归来，视野更加扩展，为筹建世界佛学苑工作，便在武昌佛学院召开“世界佛学苑”筹备会，在重庆缙云寺筹办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又将闽南佛学院列为世界佛学苑华日文系，同时将漳州南山佛化学校改作闽南佛学院分院，在这所分院设赴锡兰留学团，为将来建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三藏院打基础。赴锡兰留学团1930年又迁至北平柏林教理院，由常惺法师执导，十余名团员继续补习英文和巴利文，做好了各种出行准备，临近启程却因“九一八”事变突发而搁浅。虽未成行，但这一行动还是引起了当时佛教界对巴利文系佛教的广泛关注。

　　1935年，锡兰科伦坡金刚寺著名弘法大师纳罗达长老（1898－1983）来到上海弘法并考察中国佛教状况，住上海佛教净业社数月，演讲佛学，教授巴利文，此间纳罗达还建议中国佛教会派遣青年僧人赴锡兰学习僧伽律仪，研究巴利文佛教，并与太虚大师协商了组建巴利文佛学研究院事宜。为此，1936年3月中国佛教会组织了一个锡兰学法团，成员有慧松、岫庐、惟幻、惟植、法周5人。3月8日举行宣誓典礼，由太虚大师领导行礼，之后全体团员宣誓：

　　弟子今发愿往锡求法，经太虚大师证明，为锡兰学法大悲团团员，誓愿遵守本团规约，在求学期间，决不中途背离，并愿尽形寿作清净比丘，自利利他，无有疲厌，伏乞三宝，哀悯摄受，此誓。证明师太虚、大悲、静权；立誓比丘 ，年 月 日。（《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四号，见《法舫文集》第五卷第235页）

　　学法团5月初抵达锡兰后，先受沙弥戒，随纳罗达长老在科伦坡金刚寺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及僧伽律仪。7月29日，又于凯拉尼亚河的水上戒坛受比丘戒。抗战爆发后，该团学员中有因公回国者（惟幻－李荣熙居士），也有转学印度国际大学者（巴宙、岫庐），因此，这批锡兰学法团的初衷和志向也未能如愿。但毕竟还是造就了惟幻（李荣熙居士）和巴宙法师这样的事业有成的著名佛教学者。巴宙还在锡兰佩拉德尼亚大学讲授佛学达14年之久。这也不失为佛教复兴时期中斯佛教交流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940年5月，太虚大师出访东南亚和南亚时，访问锡兰一月有余，对耳闻目睹的锡兰佛教社会现状十分感慨，尤其对锡兰注重实践的佛教大加赞赏。访问归来后不久，他就在汉藏教理院以“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为题所作的演讲中提到：

　　锡兰的佛教四众弟子，对内则深研教理，笃行戒律，不特缅、暹等地的教徒欲求深造者要到锡兰留学，就是世界各国研究巴利语系佛教的学者，亦无不莅临这佛国研讨。对外则广作社会慈善、文化、教育、宣传等事业，以利益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人群，表现佛教慈悲博爱的精神。所以他们所说虽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大乘行。…… 这大乘理论的实践行动，即所谓“菩萨行”，而这菩萨行要能够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故也可名为“今菩萨行。……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等等都去参加——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到佛教徒之益。佛教的细胞散布于社会每个阶层，全不和国家社会民众疏远分隔。（见《海潮音》第二十一卷第七号）

这确实是锡兰佛教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这次演讲提出的锡兰是小乘教理大乘行的佛教和实践今菩萨行的观点，实际上与太虚大师一贯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太虚大师在访锡兰期间曾与锡兰摩诃菩提会、全锡兰佛教会、科伦坡青年佛教会和锡兰妇女佛教会等著名佛教组织的僧俗领袖面谈，商讨两国佛教徒之间的文化交流事宜，内容包括成立中锡佛教文化协会和互派佛教学者及筹建世界佛教联合会组织等方面。回国后大师便按照双方商讨的方案，呈准教育部予以资助，后选派他的得意高足和得力助手法舫法师作为传教师，白慧和达居为留学僧前往锡兰。由于战时入境的特殊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赴锡兰，而是滞留缅甸考察学习，后法舫法师和白慧又转赴印度国际大学研修深造。直到1944年，法舫法师在摩诃菩提会的协助及担保下，终于来到锡兰，与当地佛教僧俗学者建立了实际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佛缘。

　　法舫法师作为传教师赴锡兰从事佛学教研工作和两国佛教界的联谊工作，是近代佛教复兴时期中国派遣佛教学者出国教学和深造的一个范例。太虚大师访问锡兰期间所谈及的一些交流事项，实际上是法舫法师在锡兰的几年期间努力实践落实的。可以说，法舫法师是这一时期中锡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他在锡兰广结善缘，重续两国佛教僧俗学者和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建立了当时两国佛教界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关系。

　　其实，法舫法师在赴锡兰任教和调研之前就对锡兰为主导的巴利文系佛教及其圣典极为重视，他1936年在《读暹罗、锡兰两留学团报告书》一文中指出：“世界佛教的活跃，是以研究南方佛教为基始，故今建设世界佛教，无疑地是以巴利文圣典与锡兰僧制为根本基础，然后发展大乘佛教，由小之大，佛陀遗教。”（《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见《法舫文集》第五卷第373页）

　　基于上述认识，法舫法师1944年到锡兰后就开始刻苦研读巴利佛典，赴锡兰途中在缅甸逗留期间，法舫法师就和白慧一道随住在印度达摩都达寺的锡兰高僧达罗密索法师学习过巴利文文法及初级课本。到锡兰后，在智严学院（Vidyalankara piriwena）跟随住持兼院长精智长老（Kiriwattutuwe Pragnasara）读巴利三藏教典、锡兰史、南传佛教史及巴利文学史等科目。曾陆续研读了《阿毗达摩摄义论》、《对法聚论》、《那先比丘经》、《清净道论》和《本生经注》以及巴利文文学、历史、文法等。1945年5月，法舫法师开始一边教锡兰著名东方学者马拉拉塞克拉教授读中文《中阿含经》，一边对勘中文和巴利文的《阿含经》。同时，法舫法师对巴利文的论藏，尤其是法相方面已做了初步研究。1946年法舫法师在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长老设立的传教师训练所讲授大乘佛学期间，所选的教科书是龙树的《大乘二十颂》和《俱舍颂》，此两经均有梵本，但谬误甚多，法舫法师依据中梵本讲授，同时做南北对法的勘误。由于法舫法师的勤奋研读，巴利文原典的阅读水平日渐长进，在与太虚大师的书函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弟子对巴利文学、历史及文法等亦均有研究，预计再作两年之专攻，则于此两千五百年来流传锡兰、缅甸、暹罗南洋之佛教，能得切实之认识，如有因缘，将来归国后，巴利文三藏之翻译，愿从事之。（《海潮音》第二十六卷第一期，见《法舫文集》第六卷12－13页）

　　法舫法师在锡兰期间时刻不忘世界佛学苑的筹建工作，他申明：“世界佛学苑的宗旨在研究世界佛学——即南传之巴利文系（包括梵文、小乘原始佛教）、中文系、藏文系及新兴之欧美佛学。”（〈致慈航法师函〉《法舫文集》第六卷第92页）这也是太虚大师多年来的一大奋斗目标。为培养中国通晓巴利文及其佛典的宝贵人才，补充西安筹办的世佛苑巴利三藏院的合格师资，他于1945年在摩诃菩提会传教师训练班执教期间曾与该会会长金刚智长老（Parawahera Vajiragnana）提议“中锡交换佛教教师及留学僧”事宜。商定下列六项办法：

　　一、中国世界佛学苑或中国佛教会与锡兰摩诃菩提会在战后立即交换传教师、留学僧，至少各一人；

　　二、中国传教师和留学生到锡兰后，衣食等一切生活费用，全由摩诃菩提会供给。锡兰传教师和留学生到中国后，其生活费用，全由中国佛学会或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学院供给；

　　三、中国传教师必须通达大乘佛学，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上，留学生须受过佛学教育，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锡兰传教师必须通达巴利文三藏及梵文英文，年龄相等；

　　四、各传教师在各国，应需留住五年以上。留学生须在八年以上；

　　五、中国传教师及留学生到锡兰后，应即加入摩诃菩提会，而受会长之领导及指导研究。锡兰传教师到中国后，应即加入中国佛学会或世界佛学苑巴利文三藏院，为教师，而受院长之领导与指导；

　　六、以上各项若能得中国佛学会会长或世界佛学苑长太虚大师及巴利三藏院副院长院董会之同意，即行办理交换手续，期半年内实现此办法。（《致太虚大师书》，《海潮音》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见《法舫文集》第六卷第16－17页）

　　这是一个有计划步骤、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法舫法师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抗战胜利后，这一协议方案得以落实。1946年，世界佛学苑太虚大师派遣了参（叶均）和光宗（郑立新）两位留学僧来到锡兰，在科伦坡摩诃菩提会的传教师训练班潜心研修巴利文及其佛典。光宗法师在此修学5年，于1950年回国，了参法师在此研修11年，于1957年回国，曾译出《摄阿毗达摩义论》、《法句经》和《清净道论》等巴利文三藏经典。与此同时，锡兰摩诃菩提会派出科伦坡金刚寺索摩、开明德和般若希诃三位德才兼备的法师前往中国讲授巴利文和上座部佛教，由于种种原因，三位法师未能到达巴利三藏院所在地西安，而在上海逗留数月即返回锡兰。虽然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的教学工作因此而受挫，但这次两国互换佛教学者的行动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太虚大师在访锡兰期间，就与马拉拉博士谈及联合发起建立世界佛教徒友好组织的倡议。因此，法舫法师来到锡兰后便与全锡兰佛教会主席、锡兰大学巴利文教授和著名东方学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博士交往甚密。法舫法师在教授中文和讲解《中阿含经》的日子里，也常与博士谈及此事，马拉拉博士非常希望得到中国的协助。1946年5月，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在卫塞节佛刊专号上发表《世界佛教徒联盟》一文，文中提出，全锡兰佛教会在1945年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在1950年在锡兰召集一个国际佛教会议”的决议案。法舫法师便立刻在《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九期会刊上译介了这篇文章。同时，法舫法师还特撰文报道了全锡兰佛教会主席马拉拉塞克拉博士倡议在1950年在锡兰召开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消息，他希望中国佛教徒对这件事加以注意。（〈今日之锡兰佛教运动〉《法舫文集》第五卷第284－285页）在锡兰期间，法舫法师参加了大会会章起草委员会工作，由于太虚大师圆寂，当时中国佛教界许多高僧请求法舫法师回国承担佛教大业，法舫法师于1947年经印度回国，但他却时刻不忘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一事。

　　1948年10月马拉拉塞克拉教授在给法舫法师的信函中也再次提及“世佛联”大会事宜，希望及时得到中国方面的帮助。并希望法舫法师再次来到锡兰完成巴利文研究事业，并继续教他中文。最后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时常想念你，记起我们在一处那些最快乐场合。我十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重会。”（《法舫文集》第六卷第137－138页）

　　法舫法师最终决定重返锡兰，接受此前锡兰大学大乘佛学讲师的聘请，并代表中国和香港出席“世佛联”大会。在会上代表中国上海法明学会多次发表演说，并在大会期间报告我人民政府对佛教的护维态度，得到了一般人士的好评。大会结束时，法舫法师被选为大会中央执行会议委员及福利委员。中国也被大会推选为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并将中国辟为“世佛联”组织的“区域分中心”之一。1951年10月3日，法舫法师在锡兰智严学院圆寂，噩耗传来，引起中国及海外华人佛教界和印度、锡兰等国佛教界的震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刊第二期刊文称法舫法师是“世佛联”组织的砥柱，中国驻锡兰科伦坡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中国领衔代表，为国际佛教作出很大贡献。

　　近代佛教复兴时期的中锡佛教交流从19世纪末达摩波罗与杨仁山的对话到20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建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尽管当时战事频仍，时运不济，然而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改革先驱，为加强同锡兰为首的巴利语系佛教国家的联谊与合作，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国际佛教合作、促进佛学教育改革、培养新型国际佛教人才的重大举措。法舫法师亲赴锡兰进行联络沟通工作，与锡兰各大佛教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两个不同语系的佛教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两国佛教徒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对新时代的中斯两国佛教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佛教组织的友好合作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作者为斯里兰卡龙华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