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情况报告

 (1987年2月)

正   果

1987年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举行开幕式。图为与会代表在开幕式上诵经。

 
各位代表：
　　现将本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本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以来，已经有六年了。这六年是我国的佛教事业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六年。六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会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倡佛教徒担当新时期历史使命的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团结各民族广大佛教徒爱国爱教、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宗教政策指导方针的明确和具体立法，是宗教工作拨乱反正的根本环节。几年来，我们始终把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发挥我会职能的应有作用，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贯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文件。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献中，写进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并明确规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徒的要求。一九八二年党中央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工作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宗教工作纲领性文件。《刑法》对保障正当的宗教活动作出了专条法规。特别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恢复和发展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为各民族宗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根本保证。在这些政策文件和有关条文的制订过程中，党和政府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我会领导参与了协商，反映了情况，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第五届人大第一、二次会议上，我们还同兄弟宗教的代表联名对全国范围内大量宗教场所被占用、管理体制混乱的问题，提出建议制定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的提案。为了协助寺庙管理体制这一落实宗教政策的突出问题的正确解决，我会领导进行了调查研究，向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在一九八一年相应文件的制订过程中，我会协助做了些具体工作，并根据这个文件精神拟定了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庙参考名单。
　　几年来，我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多次前往全国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寺庙实地考察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着重就寺庙管理体制问题，向中央、地方负责同志及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一九八四年以来，全国政协宗教组组织了调查组前往有关省、市调查全国重点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政策落实情况，赵朴初会长曾率组亲往四川视察。1985年，为了解决北京市落实宗教政策情况，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共同组织了调查组，在赵会长领导下我会参加了有关工作。去年，赵会长又调查了广东省重点开放寺庙的政策落实情况。此外，我们还派人前往河南、宁夏调查落实宗教政策情况。六年来，我们对许多全国重点开放的名山大寺及其他著名寺庙存在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作了反映，提出了意见并推动落实解决。特别是广州光孝寺的管理体制问题，多年未曾得到解决，经我会多次反映意见，得到中央、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最近终于得到了解决。为了协助修复名山大寺，我会在财力较为困难的条件下，几年来资助有关寺庙款项六十八万元。我会还派员就寺庙服务“四化”及佛事香火问题进行了调查，提出了正确解决的意见。
　　处理和接待全国各地佛教徒群众的来信来访，是我会日常具体工作的重要一环。六年来，我们收到全国各地佛教徒八千多封来信，根据不同情况都作了慎重的处理。对某些违背宗教政策的问题和假借佛教进行不法活动的现象，及时作了反映和协助处理。同时，对一些不符合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严重伤害佛教徒宗教感情的做法，特别是对用电影、电视和小说等文艺作品违背历史真实歪曲佛教的现象，我们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情况，制止了某些违反宗教政策影视片的继续拍摄和放映，消除了必将造成的国内外不良影响。《法音》并为此发表了短评，申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

二

　　六年来，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佛协组织，开展了会务活动。在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时代，佛教徒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佛协组织该怎么工作？这是摆在中国佛教界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赵朴初会长向会议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本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三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对全国佛教徒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必须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那就是处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当在自己信奉的教义中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往三个优良传统，肩负起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从理论上探索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发扬三个优良传统，从实践上明确了佛教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报告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我国佛教界的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佛教徒要“报国家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佛经上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历史上，我国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保护历史文物等方面，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集中体现了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集中体现了我们佛教徒的根本利益。佛教徒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大的信心和责任感。
　　几年来，我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他们在从事适合寺庙情况的农业、林业、副业、手工业以及文教、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寺庙的僧人都力争做到自食其力，以寺养寺。全国各地佛教徒在造林护林、修桥筑路、兴办慈善事业等社会福利活动中，奉行众善，利乐有情，涌现了不少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受到社会的称誉。在为少年儿童福利基金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捐款，捐献财物救济非洲和我国灾区人民，资助修复长城、抢救大熊猫等爱国公益活动中，全国佛协、各地佛协和广大佛教徒更是踊跃当先，不后于人。
　　去年，我会为赞助残疾人福利基金，同其他兄弟宗教组织联合发起征集书画的活动。在有关地方佛协和名山大寺的全力支持下，征集了佛教题材的全国名家书画93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展览，编印了《书画功德集》。这些善举，体现了佛教济世利生的教义，发扬了佛教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实践爱国爱教的实际行动。

三

　　培养僧才，既是绍隆佛种的大事，又是适应当前国内外佛教工作的需要、落实宗教政策急需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一九八○年九月，我们恢复了中国佛学院，暂定学制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七月，已有三十九名学僧结业。同年十一月改变学制，开办了四年制本科，已有四十一名本科生毕业。目前在校学僧七十三名。去年九月起开始试办小型研究生班，学生暂从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生中选拔，学制三年，培养具有较深造诣的佛教高级知识分子。
　　为了迅速培养僧才，我们在恢复了中国佛学院以后，即开设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南京栖霞山开办僧伽培训班，学制一年，已有一百六十余名学僧结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起，改为中国佛学院南京栖霞山分院，作为中国佛学院的预科，学制两年，已有五十六名学僧毕业。
　　从一九八一年以来，我们还先后选派了两名研修生和四名留学僧去日本佛教大学深造和学习，现已学成回国，留在本会工作。去年十一月，我们又选派了五名留学僧赴斯里兰卡佛教教育学院学习上座部佛教和巴利文。
　　我们对地方佛学院的开办和建设，也作了一系列的推动、协助工作。几年来，福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以及西藏、四川、甘肃、青海藏语系佛学院，都先后成立。停办了四十八年的著名的闽南佛学院也于一九八五年得到恢复。不少重点寺庙在寺内办了僧伽培训班。为支持各地办学，几年来我会先后拨款十九万三千元。佛教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未有的兴旺景象。
　　为了总结交流各地办学经验，研究汉语系佛教教育的全面规划和协调发展问题，我们于去年八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根据目前汉语系各佛教院校实际承担的职能以及佛教工作目前和长期的实际需要，将佛教教育体系规划为初、中、高三个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层次，明确了各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会后，整理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分发各地，参照执行。
　　几年来，我们对收徒传戒工作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我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提出了有关的具体建议，经过大家讨论，通过了《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收徒传戒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经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上报审定后公布施行。这对收徒传戒的正常进行、制约滥收滥传、消除某些混乱现象，起了一定作用。
　　佛像经书的流通，不仅是广大佛教徒的迫切要求，也是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环节。几年来，南京金陵刻经处在保护经版文物、印刷流通经书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经版清理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存经版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三块。为保护经版，新加工制作了一批统一规格的大型经版架，盖建了经版库房，补刻了“文革”期间丢失损坏的部份经版，印刷流通了重要经书典籍一百八十余种，三十八万余册。全国名山大寺内设立经书流通处二十三个。佛教经书流通全国各省市，并远至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会邀请了北京、江苏、福建等省、市佛协的代表来京举行“佛书出版流通座谈会”，研讨、拟订了《佛教经书出版流通座谈会纪要》，提交我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审定后实施。目前，部分省市佛协已按照上述《纪要》精神，正常地开展了印行经书的工作。

四

　　六年来，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一九八一年，我们创办了综合性佛教刊物《法音》，已出版了三十五期，发行数每期一万五千份，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佛教刊物多次转载或译载《法音》文章。《法音》作为佛法之音，在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佛教学术研究，密切我会同广大佛教徒的联系等方面，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为了把已发表的一些较有水平的佛学文章分类汇编成册，我们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出版《法音文库》，已出三种。《佛教常识答问》三次印刷发行十万册，《法苑谈丛》发行四万册，今年出版了《禅宗大意》二万册。
　　我们开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对十二万册佛教图书进行了分类编目、蒐集、修复、保管并展出了大批珍贵佛教文物。完成了房山石经的编目。在整理研究房山石经过程中，发现房山石经中的辽金部分是以《契丹藏》为底本复刻的。《契丹藏》是辽代雕印的重要藏经，久已失传。我们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不仅是佛教刻经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还发现了几部为历来大藏经未收的佚经，已写出论文发表，引起了佛教界学术界的重视。为了便于学术文化界对房山石经进一步研究，我们决定将房山石经的辽金刻石部分先行影印出版。这部分计划编成二十三册，预计在三、五年内可以出齐。刊印全部房山石经估计为五十六册。
　　我们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条目的各项工作，组稿、撰写和审核了稿件三十余万字。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中国佛教》第二辑，整理审订了《中国佛教》第三辑并已交知识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佛教》的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有的全国重点大学哲学系已把它列为参考书目。刊行了从藏文翻译的《释量论》、《解深密经疏》（后六卷）、《缘起赞》、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其中《释量论》和《解深密经疏》（后六卷）的刊印出版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台湾出版界也据此作了影印。此外还刊印了从巴利文翻译的《法句经》、《清净道论》和《摄阿毗达摩义论》。向出版部门提供了《西藏王臣记》、《四百论释》汉译稿。完成了《吕激先生佛学论著选集》的编校工作，并已交排付印。《佛教常识答问》已交出版部门，即将公开发行。汇编的《中国佛教漫谈》也已向出版社发稿。编印了介绍佛牙塔、法源寺、广济寺的画册。举办了“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编辑了《弘一大师》纪念集。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中国佛教丛书》。为准备撰写《当代中国宗教》的佛教部分，向全国各地佛协和名山大寺征集了当代佛教史料约一百二十多万字。帮助文化出版单位审订佛教著作或涉及佛教内容的剧本约三十余万字。为报刊、电台、电视台提供或修改了若干篇有关佛教的文章、电视剧。解答佛教文化学术知识方面的来信来访，每年约一百五十人次左右。
　　今年我们在原研究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将要有计划地从事佛教学术文化研究，以继承和发扬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研究所的成立，不仅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目前研究所尚属草创阶段，各方面条件尚不完善。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各地佛协、名山大寺、广大佛教徒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我们开始恢复与国际佛教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去年九月，中国佛教协会学术访日团出席了在日本佛教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发表了五篇论文，并向大会提交了二篇论文。这次会议揭开了当代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史上新的一页。本会学者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

五

　　我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六年来，我们发挥了人民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作用，注意密切同少数民族佛教界的联系。在许多具体工作中，我们得到了班禅大师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我们用各种机会同少数民族佛教界人士座谈，倾听和反映少数民族佛教界的意见和要求。在五届人大、政协四次会议期间，我们将班禅大师及几位藏、蒙族副会长、常务理事就宗教政策在少数民族佛教中的贯彻落实问题发表的重要意见专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主管部门。对藏、蒙、甘、青、川、滇以及辽宁、新疆地区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佛教重点寺庙，我们整理编写了《全国少数民族佛教重点寺庙建议名单》和有关简介资料。
　　对少数民族地区佛学院的开办和建设，我们作了不少推动、协助工作。几年来，西藏、四川、甘肃、青海藏语系佛学院先后成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甘肃、青海藏语系佛学院以及新疆自治区佛协举办的僧伽培训班都分别资助了经费，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经济困难。为支持甘肃拉卜楞寺重建大经堂，为支持西藏分会开展佛教史料的研究工作，我会也分别作了资助。
　　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徒对佛像的需求，我们创作了一批烧瓷涂金的佛像，印刷了宗喀巴大师像和佛牙舍利图片以及班禅大师选定绘制的三种彩色藏传佛教画像七十余万套。其中班禅大师委托交办的六张为一套和十一张为一套的两种藏传佛教画像四十一万套，在时间短、纸张供应困难、印刷紧张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了任务，运抵拉萨，赶上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此外，对著名的四川德格印经院，我们根据了解的情况，向有关方面多次反映那里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希望尽快解决印经院的管理体制、经版保护、藏文经书供应流通等方面的问题。
　　在佛教国际友好交往中，少数民族佛教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会组团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性佛教会议、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学术会议等，也有少数民族佛教界代表参加。此外，我们还多次接待了少数民族佛教界参观访问团。
　　所有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宗教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实的具体表现，推动了少数民族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

六

　　六年来，我们同港澳佛教界的联系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八二年，我会赠予香港宝莲寺一部清刻大藏经，香港迎经团的来访和我会护经团的访港，极一时之盛况，大大地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同胞情谊。一九八四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来内地参拜佛教圣迹的香港佛教徒日益增多。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会协助有关方面接待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等一行来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回乡探亲。去年，本会为随喜香港宝莲寺建造“天坛大佛”，发起成立了“香港天坛大佛造像随喜功德委员会”，聘请内地诸山长老和大心檀越担任委员，筹集净资，以襄盛举。同年九月，赵朴初会长应邀赴港出席天坛大佛建造工程签约仪式，推进了与香港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我们一直深深怀念台湾佛教界同胞，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佛教徒回大陆参拜佛教圣迹。
　　为了加强同海外华人和佛教界的联系与友谊，我们先后邀请接待了美国、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佛教人士的来访，一九八二年泰国佛教界向我会赠送三尊铜铸佛像，应泰方邀请，同年四月我会奉迎佛像代表团访问泰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赠像仪式，受到了泰国僧王的亲切会见。
　　我们本着多交朋友、广结善缘、促进世界和平的宗旨，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一九八○年以来，我们共接待应邀来访的佛教界外宾六百五十起，七千七百五十四人。
　　我们同日本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继善导大师纪念法会、建立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之后，我们同日本日莲宗朋友在西安草堂寺共同举行了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像开光法会；同日本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共同举行了天台宗祖师纪念碑揭幕法会；同日本真言宗共同协力在西安青龙寺遗址建立了“惠果、空海纪念堂”并举行了落成法会；同日本临济宗和黄檗宗在河北正定县共同举行了庆祝临济塔修复落成法会；同日本日莲宗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共同举行了“法华经幢”落成法会；同日本曹洞宗在浙江净慈寺共同举行了“大梵钟”落成法会。去年我们还接待了日本圣德宗法隆寺组织的“现代遣隋使友好访华团”。此外，我们还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日中友好佛教协会、日本立正佼成会、日本佛教各宗派及佛教院校等组织的代表团的来访。在此期间，应日方邀请，我会曾多次派团访问日本，先后参加了“日宗恳”成立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和在高野山建立的赵朴初居士汉俳诗碑揭幕仪式，法隆寺一千五百八十周年纪念活动，如净禅师忌辰供献法会，清凉寺旃檀释迦瑞像渡日千年纪念法会。赵朴初会长于一九八二年应邀访问日本，接受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授予的第十六届佛教传道功劳奖和日本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并于一九八五年应邀赴日接受庭野和平财团授予的“庭野和平奖”。一九八六年，隆莲法师荣获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授予的第二十届佛教传道文化奖。我会还先后应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世宗和”日本委员会的邀请，与其它兄弟宗教联合组团赴日访问。
　　我们同亚洲其它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八四年，我们派团访问印度，和印度佛教界有了友好接触。次年我们与印度驻华使馆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佛教圣迹图片展览”，对推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去年，我们邀请了朝鲜佛教徒联盟访华团的来访，与朝鲜佛教界开始有了友好往来，同年十月，赵朴初会长应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率团回访了朝鲜。这是建国以来，我国佛教界领导人第一次访朝，受到了朝鲜佛教界和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为加强中朝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年来，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国际宗教组织的会议。一九八三年我们派团参加了孟加拉国举办的阿底峡尊者诞生一千周年国际讨论会。同年我们派团出席了斯里兰卡政府文化部主办的“世界佛教领袖和学者座谈会”。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六年，我们与兄弟宗教组织共同组团先后出席了“亚宗和”会议第一次大会和第三次大会。一九八四年我们还与其它宗教团体共同组团出席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世宗和”第四届大会。同年我们派团出席了“世佛联”第十四届大会。去年十一月，班禅大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参加了“世佛联”第十五届大会的开幕典礼，赵朴初会长以特别顾问身份同行，同时中国佛教协会派团出席了“世佛联”大会。
　　此外，我们还接待了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佛教学者、友好人士的来访。与其它宗教团体一起，共同接待了“世宗和”和平使节团的来访。去年六月，“世宗和”国际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我们选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与其它宗教团体共同组成接待委员会，担负起接待来自五大洲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十二种宗教一百多名代表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去年，为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的倡议，佛教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与其它宗教界委员共同倡议举行和平祈祷活动，这一倡议得到全国佛教界的热烈响应。中国佛协与各地佛协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参加了多种形式的祈祷活动，盛况空前。
　　这六年，尽管我会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会务是大大发展了，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是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佛教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佛教的前途是乐观的。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徒的要求，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爱国爱教，发扬人间佛教思想和佛教三个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工作情况报告，请大会予以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