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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以来的鉴真研究及今后的构想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今年《唐都学刊》第4期、第6期及同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所刊載的“鉴真与中日文化交流”专栏的文章进行评论,同时对20世纪以来的鉴真研究进行回顾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见解。

      关键词:鉴真日本佛教戒律东征传
      作者葛继勇,1975年生,河南汝南人,郑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文学博士。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 4月5日~12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连续剧《鉴真东渡》,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中三处提到鉴真,指出鉴真和尚“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与此同时,鉴真的故乡扬州市政府、大明寺和张家港鉴真纪念堂等先后也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鉴真的东渡伟绩。
      作为从事鉴真研究的学人,我们邀请几位曾亲眼目睹日本国宝鉴真干漆夹纻坐像、鉴真尺牍笔迹或亲临拜谒过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墓所的专家学者撰写几篇文章,刊发于《唐都学刊》第4期、第6期。同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也刊发了“鉴真与中日文化交流”的专栏。这些文章刊行之后,学界同仁或来函或来电,给予了诸多积极的评价。如下,笔者在对这三期专栏刊登的论文进行评论的同时,对20世纪以来的鉴真研究进行回顾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见解,请方家指正。
     
     
      《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刊发了王勇《唐诗中的鉴真》、葛继勇《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许凤仪《论唐代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社会基础》和郝润华《索真求实 时异日新——20世纪以来国内外鉴真研究的创获与思考》四篇文章。
      王勇《唐诗中的鉴真》主要聚焦于唐代的文学史料,充分挖掘了鉴真东渡在文人心中的投影以及所起的波澜,开拓了鉴真研究的新视角。文中在吸收和扬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佑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全文的叙述犹如抽茧取丝,渐入佳境,令人回味悠长。
      葛继勇《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则着眼于跟随鉴真一同赴日的弟子的活动,以最为著名的法进为中心进行了考查,文中主要依据珍藏于日本的寺院缘起、僧侣传记等稀见的佛教史料,梳理了法进在鉴真东渡中的活动,提出法进曾撰写了僧侣游记——《进记》。文中一些细微之处虽有待进一步补强,但此文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法进东渡活动的第一篇论文。
      鉴真东渡之前,鉴真出生和生活的城市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和社会基础?基于此,我们邀请《鉴真东渡》一书的作者、著名扬州文史专家许凤仪撰写了《论唐代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社会基础》。该文从宗教、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扬州的状况,得出了比较中肯的结论,即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佛教兴隆、文化昌盛的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他完成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开拓未来。著《鉴真评传》作者郝润华撰写的《索真求实 时异日新》就是对鉴真研究进行历史回顾的论文。文中把20世纪的鉴真研究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关于《唐法师东征传》、鉴真生平与东渡经过、鉴真思想及其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文中对每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剖析各种论点的成败得失。最后还围绕着鉴真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失问题提出了个人的建议,并对今后鉴真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2007年第6期又刊出了二篇文章,其中《鉴真东渡及其影响》是我们邀请日本学者中村顺昭撰写的。该文指出,鉴真东渡遭遇的苦劳昭示了日唐间渡航的危险,前五次东渡均试图利用民船,可以推测八世纪日唐之间存在着民间往来。鉴真用来创建唐招提寺的寺地,是继承新田部亲王宅地的盐烧王被贬为臣籍之后被没收为官地的。鉴真携带的天台典籍是最澄创建天台宗的前提。其中有关八世纪唐日之间民间往来的推论很有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思考论证。
      电视剧《鉴真东渡》播出之后,《中国文艺报》、《中国电视报》以及《扬州日报》等刊登了专家的评论文章,但研究专家学者的评论却鲜见。《关于电视剧〈鉴真东渡〉》就是日本佛教史研究专家杨曾文围绕这部鉴真传记剧目进行的评论。是文在充分肯定《鉴真东渡》这一电视剧拍摄及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剧中某些场面有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以及东渡活动中的危险场面、到达异国他乡的日本之后授戒传律和生活的情景等未能达到最隹境界等问题和不足之处。这些灼见,对于今后鉴真传记剧目的拍摄制作来说,理应充分吸取,更好地把握鉴真的生涯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鉴真与中日文化交流”专栏刊发的论文有杨曾文《关于鉴真东渡二题》、王勇《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葛继勇《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此外,今年在国内其它学术杂志上刊发还有王勇《〈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携带品辨正》(《文献》2007年1期)、葛继勇《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扬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4期)等论文。
      杨曾文《关于鉴真东渡二题》一文指出,佛教东传日本之后,一直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私自出家现象日益严重。日本朝廷对此难以控制,故派使者赴唐邀请律学高僧鉴真赴日授戒传律。鉴真在中国所学及到日本后所弘授的律学主要为唐代道宣的四分律南山律宗,被日本律宗奉为初祖。文中对鉴真的师承世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我们对鉴真律学的派系有了清晰的认识。
      王勇《〈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携带品辨正》与《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都是在对《唐大和上东征传》进行校异的基础上完成的。前者主要论证了鉴真第二次赴日携带的物品为“画五顶像”、“金漆泥像”、“月令障子”、“道场幢”、“玉环手幢”以及“裙衫”、“铜盂”、“行菜盂”等。是文爬梳整理各种写本,根据字体写法、量词称谓以及古典用语习惯等方面,对《唐大和上东征传》进行了绵密的考证。功力之深,令人叹服。后者则主要围绕鉴真赴日时携带的佛教经籍、书法作品等进行考证,指出鉴真携带的非《大炎经》而是“南本”《大般涅盘经》,这表明鉴真携带往日本的佛经代表着唐代译经事业及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杂体书”中的国家非“朱和”、“未和”而是“末和”即“靺鞨”(渤海),这表明鉴真传播到日本的不仅包括唐朝的文化,还包括当时印度、渤海等西亚及东北亚其它民族的文化。最后还指出,鉴真携带至日的经籍推动了日本佛经的校正事业,并为日本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契机。
      葛继勇《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与《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也是围绕着鉴真弟子法进展开的探讨。前者指出,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多次东渡,被誉为在日宣扬戒律的第二人。其为申州义阳人,15岁前后于申州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扬州的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佛教氛围浓厚,寺院较为兴盛,更重要的是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声震江淮一带,这些因素促使法进赴扬州师从鉴真受戒。后者则主要围绕着赴日唐僧尤其是鉴真弟子的著述来论述赴日唐僧对奈良佛教的影响。文中指出,鉴真弟子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了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纶,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遗憾的是,文章未对法进等人在日本的活动进一步展开论述。
     
     
      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以来,有关鉴真的研究在日本成为了一股热潮,安藤更生《鉴真》(1958)、石田瑞麿《鉴真的思想与生涯》(1958)两部论著问世后,有关鉴真的研究论著一直层出不穷。如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1960)、《人物丛书 鉴真》(1967年初版、1989年再版)、石田瑞麿《鉴真的戒律思想》(1974)、杉山二郎《鉴真》(1971)、藏中进《唐大和上东征传研究》(1976)等。国内方面也出版了很多著作,如王金林《鉴真》(1979)、汪向荣《鉴真》(1979)、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1979)、许凤仪《鉴真东渡》(2000)等研究成果。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对鉴真至日前的生涯和活动进行了详细考察。其中有关鉴真卒时年龄、鉴真东渡在唐代社会的影响以及扬州寺院的考古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至今难出其右。藏中进《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共由十一章组成,其中最精彩部分是第十一章,从文学的角度对往来于中日两国的人物和撰写的汉诗文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另值得一提的是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是着完成于1963年,共分七部分组成,其中关于鉴真出身于“士”的知识阶层、刘巨鳞出售军舟的缘由等论述,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有关鉴真研究的论文方面,日本学界除上述的安藤更生、石田瑞麿二人之外,先后刊发了谷省吾《鉴真和尚广传的逸文》(1955)、堀池春峰《鉴真大和上东征的意义》(1963)、小野胜年《鉴真及其周边》(1964)、冢本善隆《中国佛教史上的鉴真和上》(1964)、那波利贞《鉴真大和上及其时代》(1968)、藏中进《鉴真渡海前后》(《神戸外大论丛》1969~1990)、德田明本《鉴真和上的律宗》(1970)、舟崎正孝《试论鉴真东渡在僧尼史上的意义》(1978)、井上一稔《鉴真和上像》(1999)、中村顺昭《鉴真赴日的意义》(1999)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藏中进的十余篇文章多数未收载入其大作《唐大和上东征传研究》中。这些论文涉及到对道璇、高鹤林、阿倍仲麻吕、玄宗皇帝以及弟子祥彦、思托等人的研究,论证极为详尽,是研究奈良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优秀成果。另安藤更生《青年时代的鉴真与日本邀请鉴真的原因》(1995)还曾被译介到国内。
      20世纪,国内也刊发了汪向荣《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1979)、何满子《鉴真和尚与日本律宗的建立》(1980)、王金林《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1982)、许凤仪《鉴真东渡受“官厅阻挠”说质疑》(1984)、何永华《鉴真对日本医学的贡献刍议》(1988)、张厚宝《唐鉴真东渡与中日医药学交流》(1989)、郭天祥《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1996)、《〈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补正》(1995)、林伟良《从鉴真医事活动探讨唐代佛医关系》(1998)、程耀恺《鉴真东渡的航海食品》(1998)以及卞孝萱《鉴真东渡五题》(1980)、《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1996)、《鉴真东渡的物质准备》(1998)等文章,内容主要涉及鉴真在医药、建筑以及佛教等方面的贡献。其中,卞孝萱的多篇论文不仅涉及到鉴真赴日的原因,而且还论证了鉴真赴日时携带的食品。纵观上述的鉴真研究,虽然国内学者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在鉴真携带食品、鉴真出身方面的研究超越了日本学者,但不得不说国内研究的整体水平,在20世纪是落后于日本学界的。
      本世纪以来,有关鉴真的研究论著,日本学界仅中村明蔵《鉴真幻影》(日本南方新社2005年)、远藤证园《鉴真和上》(日本文芸社2004年)两部学术著作。发表的论文有若井敏明《鉴真将来经》(2002)、冨樫进《鉴真门流天台止观受容的背景》(2002)、大原正义《鉴真和上的渡日与留学僧们的运命——以〈天平之甍〉与〈唐大和上东征传〉为中心》(2003)、井上薫《阿倍仲麻吕、大伴古麻吕的机智与鉴真渡日》(2004)、长坂一郎《神佛习合在日本佛教中的传播——以鉴真一门为中心》(2004)、胜野隆广《鉴真的菩萨戒传戒及其受容》(2006)、藤田琢司《〈元亨釈书〉译注(四)唐国鉴真传》(2006)等数篇论文。可以说,本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发表的有关鉴真的研究论著呈下降的趋势。
      但同时期的国内学者,虽然只有郝润华《鉴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王勇《鉴真和上新传》(日本农文协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则呈上升的趋势,如李寅生《论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2002)、孙晓钢《鉴真与佛教文化的传播》(2003)、卞孝萱《鉴真与天台宗关系新探》(2004)、郭天祥《鉴真大师仅仅是律宗高僧吗?——论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2004)、《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2004)、《荣睿、普照与鉴真东渡》(2005)、《〈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商兑》(2005)以及许凤仪《唐代扬州的繁华对鉴真东渡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2004)、《鉴真圆寂后日本国使扬州报丧时间考辨》(2006)。尤其是中国学者王勇不仅在日本发表了《皇甫曾与鉴真和上》(2004)、《圣德太子与鉴真和上》(2003)、《唐诗中的鉴真和上——以赴日前的活动为中心》(2002)、《鉴真赴日之谜》(2002)等论文,而且还在国内杂志发表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人名和海粮误读辨正》(2005)、《〈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解题并校录》(2005)、《〈延历僧录〉中的唐人传记——〈高僧沙门释鉴真传〉辑佚》(2005)、《〈唐大和上东征传〉古抄本经眼录——高山寺本》(2004)、《〈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校注》(2004)等五篇论文。因此,可以说,本世纪的鉴真研究,以王勇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完全可以与日本学者平分秋色,平等交流了。
     
     
      虽然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与日本学者可平分秋色了,但我们发现在一些细节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如下,笔者就今后的鉴真研究构想提出一孔之见,供有识者明鉴:
      (一)鉴真传记的校正与考释需要进一步深入
      《唐大和上东征传》是鉴真研究最为根本的史料,除日本学者外,国内学者郭郛《略论〈东征传〉的史料价值》(1997)、李廷先《〈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1998)、郭天祥《论真人元开〈东征传〉的史料价值》(2004)、郝润华《〈唐大和上东征传〉文学价值探微》(2005)等论文先后发表论述学术价值。但事实上,《续日本纪·鉴真卒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等也是史料价值极高的鉴真传记。目前学者的校正和考释,主要围绕《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校注展开,国内有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1979年初版,2000年再版),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利用此著。但受时代局限,汪向荣的校注本尚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国内学者郭天祥撰有《〈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补正》(1995)、《〈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商兑》(2005),王勇的上述多篇论文也是进行新考释的研究成果。我们期待《唐大和上东征传》最新的校注本尽早问世。此外,关于《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王勇已发表了相关文章,将展开更为深入的校注。目前日本学者藏中偲的校注也在进行。关于《续日本纪·鉴真卒传》,葛继勇已撰写了《〈续日本纪·鉴真卒传〉考释》一文。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系统比较、综合研究也将是今后鉴真研究的方向。
      (二)鉴真研究非鉴真个人研究,而是鉴真僧团即鉴真与其弟子们的研究,今后需要加强群体研究
      目前针对鉴真弟子的研究,主要围绕思托、法进和如宝(即胡国人安如宝)三人。围绕思托的研究,主要有田中重久《太子传和思托传》(1959)、藏中进《思托——一个渡来僧的生涯和文学》(1974)、斋藤园真《思托的菩萨·居士观》(1987)。其中,斋藤园真针对《延历僧录》逸文中所载的菩萨七人传记、居士十一人传记进行分析,阐述了思托在编纂《延历僧录》时的菩萨观和居士观。藏中进对思托的著述以及《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润色修饰地方进行了剖析,并对思托赴日后的安置、大安寺传教、唐招提寺的造营、与文人的交往以及思托的著述进行了详尽分析,堪称研究赴日唐僧的典范之作。针对如宝的研究,目前所见有斉藤孝《唐招提寺和如宝——美术史上的意义》(1966)、久野健《唐招提寺和安如宝》(1978)、牧伸行《奈良佛教与在地社会的关联——下野国药师寺与如宝、道忠》(2004)、菅谷文则《鉴真弟子胡国人安如宝与唐招提寺药师像的埋钱》(2007)。其中,斉藤孝《唐招提寺和如宝》主要是围绕如宝在美术建筑史上的意义展开,文中指出唐招提寺的许多佛像及建筑都是在如宝的主持下建成的。
      有关法进的研究虽然较早,如岛地大等《东大寺法进的教学》(1924)、硲慈弘《东大寺法进的〈注梵网经〉》(1925)、石田瑞麿《梵网经的注释——以道璇、法进、善珠为中心》(1972)、曾根正人《唐僧法进的沙弥戒和沙弥像——以〈沙弥像十戒并威仪经疏〉为中心》(1999)、《日本佛教沙弥像的原点——鉴真弟子法进的沙弥像》(2001)、冨樫进《鉴真僧团的天台止观受容——以法进〈沙弥像十戒并威仪经疏〉为中心》(2002)、《鉴真僧团的戒律观————以法进〈沙弥像十戒并威仪经疏〉为中心》(2007)等。但如标题所示,都是围绕法进的戒律著述《梵网经注》、《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等进行论述,有关法进出身和出家受戒以及其赴日活动的研究却未见展开。最近葛继勇撰写了《鉴真弟子法进的出身》、《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四篇文章,对法进赴日前的活动进行了论述。但法进在日的活动更为重要,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实上,除上述三人之外,鉴真弟子昙静等赴日唐僧以及灵佑等在唐传法者也有待进一步展开深入探讨。鉴真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在其去世之后,主要是通过其弟子来推进和实现的。对鉴真弟子的探讨,有助于完善和推进鉴真本人的研究。
      (三)鉴真东渡的原因与影响并不局限于日本社会文化方面,中国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深挖。
      鉴真东渡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包含物质文化,还有精神文化;不仅涉及到佛教界,还有政俗界。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中就曾把鉴真东渡放在日本佛教的发展史中来行探讨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最近王勇《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就是针对鉴真携带的佛教经典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展开的。此外,学界围绕鉴真在建筑、美术、雕塑、医药、文学、书法、饮食等也展开了深入考察。但是,我们知道,鉴真作为自中国赴日的历史人物,其东渡影响并不局限于日本方面,中国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深挖。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很值得注目,如那波利贞《鉴真大和上及其时代》(1968)、冢本善隆《中国佛教史上的鉴真和上》(1964)以及安藤更生《唐人物画家李凑与鉴真和上的关系》(1951)等。而最近国内的研究也开始关注鉴真东渡时的政治背景、当时扬州的社会文化基础等唐朝国内状况。王勇《唐诗中的鉴真》聚焦于唐代的文学史料,来探讨鉴真与唐人皇甫曾、灵一、灵佑等交往的史实,更是别开生面。今后我们更需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开拓鉴真研究的新局面。
      (上述鉴真研究专栏的策划得到陈正奇、赵喜桃、郑良勤和钱澄等诸位编辑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诸位专家的及时赐稿也使得专栏顺利刊出,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作者:葛继勇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