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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诚会长在金陵刻经处成立1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6年7月5日 江苏南京)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学诚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150周年。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出席今天纪念会的各位领导、各界嘉宾,致以热烈欢迎和良好祝愿。

      一个半世纪前,杨仁山居士联合佛教界有识之士发起刻印《净土四经》。这一今天看来普通的经典刻印行动,就如一缕希望的曙光,刺破民族危机与佛教衰颓的暗夜,标志着金陵刻经处的成立,揭开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序幕。

      金陵刻经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策源地。进入近代,中国佛教延续清代中期以来的颓势,内忧外患,举步维艰。当时的佛教界或安于现状,或只求自保,或营求私利,或修学缺失,了无生机与活力,亟待一股奋发有为的积极力量振刷精神,打破困局。面对国运、教运衰落的危机,特别是针对战火造成的经典损失,杨仁山居士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将流通法宝作为振兴佛教、济度众生的第一要务,发起成立金陵刻经处,先是刻印流通经典,继而讲学阐教、培育人才,奠定佛教复兴的经典基础,开创现代佛教教育先河,启发人间佛教思想问世,如春雷惊蛰,为暮气沉沉的中国佛教注入一股蓬勃生机。

      金陵刻经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法宝流通中心。杨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余年,始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流通,陆续从日本、朝鲜寻回二百八十余种隋唐佛教逸著,刊印流通,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典基础。杨仁山居士之后,以欧阳竟无居士为代表的后学承其遗志,在战乱频仍、艰危困顿中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从事刻印流通法宝的事业,校刻完成《瑜伽师地论》,广泛刻印唯识学典籍,并继续刊刻《大藏辑要》。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直属单位,我会将全国各地其他刻经机构所刻经像版归集到金陵刻经处,使之成为我国汉传佛教雕版佛经刻印流通中心。金陵刻经处将唐代玄奘大师全部译著整理汇集,编为《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印行流通,使原本散在大藏经各部中的玄奘大师译著汇为一编,彰显了玄奘大师的巍巍功德,便于学者遍览深研、继承弘扬,实乃当代佛教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改革开放之初,金陵刻经处得到全面恢复,印刷流通大量佛教经典,缓解了佛教界经典缺乏的困境,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佛教事业的恢复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陵刻经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与义学研究中心。为推动佛教在全世界的复兴与弘扬,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祇洹精舍,致力培养精通佛学、融通中外的国际性弘法人才。虽然祇洹精舍仅维持两年,却培养出太虚法师、仁山法师、邱晞明居士等法门栋梁,其国际视野、办学理念与授课方式,成为现代佛教教育与佛学院的先声雏形,在近现代佛教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影响深远广泛。1910年,杨仁山居士又于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研究会,集合同志,讲习经典,探讨义学,一扫清代以来佛教义学凋零萎缩的颓风,推动金陵刻经处形成“讲学以刻经,阐教以益世”的风尚。欧阳竟无居士在金陵刻经处讲学研究事业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阐扬佛学,育材利世,办学特色鲜明,义学见解独到,学风严谨笃实,将金陵刻经处讲学研究事业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现代居士佛教教育和义学研究的典型代表。

      金陵刻经处是近现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杨仁山居士视野开阔、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中西之学多有研究。早年随清朝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出使欧洲时,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净土真宗僧人南条文雄。此后三十余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切磋佛学,互助互利,成就了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带动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心。金陵刻经处绍继绝学、流通法宝的宏愿大业得到南条文雄的大力帮助,很多我国宋元以来久已佚失的重要佛教典籍,比如华严宗法藏大师、唯识宗窥基大师、净土宗善导大师等祖师大德的撰述,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得以从日本、朝鲜回传重光、刻印流通。金陵刻经处也对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刻印《续藏经》的事业给予了鼎力帮助。杨仁山居士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并且多方为之搜集善本秘籍,以供采用。中日佛教界因刻经事业结下的深厚法谊、开展的真诚友好的交流合作,值得我们珍视、纪念和发扬。主持金陵刻经处期间,杨仁山居士还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与斯里兰卡佛教复兴推动者达磨波罗相约复兴印度佛教,这些活动促进了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

      金陵刻经处不仅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对近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谭嗣同、陈三立、梁启超、沈曾植、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鲁迅等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杰出人物,或讲授学问,或研习佛学,或助印经典,都与金陵刻经处有着殊胜因缘,并从中获得心灵滋养与思想启迪。

      金陵刻经处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单位。自创立以来,金陵刻经处一直使用古老的雕版印刷术刻印佛经。2006年,金陵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印刷技艺”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2009年,金陵刻经处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一起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作为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代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金陵刻经处也因此成为濒临失传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保护单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百五十年来,金陵刻经处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秉持“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的宏愿,以佛教特有的安忍与勤勇,伴随、见证、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继绝兴衰、振兴遗教,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为中国佛教复兴发展、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文化史上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不仅要保护好凝聚前人深心宏愿的经版文物,传承源远流长的刻经技艺,发扬光大法宝流通事业,而且要继承弘扬金陵刻经处先贤大德的宝贵精神,从中获得力量、汲取经验、提振心力,将今日的佛教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是爱国爱教、勇于担当的精神。近现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文化精英,耳闻目睹列强入侵、国家贫弱、民生坚困,激发起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积极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杨仁山居士亦不例外。他借鉴西欧国家富强经验,认为振兴佛教、增强民族精神、提升文化力量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因此刻印流通经典法宝是兴教济世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兴教强国的伟大理想,他创办金陵刻经处,四十余年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殚精竭虑、忘我无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临终时又将自己购置的屋宇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充分体现了佛教徒爱国爱教、勇于担当、无我利他的精神,体现了对佛教负责、对众生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二是不忘初心、勇猛精进的精神。杨仁山居士复兴佛教的发心广大、志愿坚定,他对经典刻印流通事业的规划着眼长远、目标宏伟。他发心刻印校勘精良、垂范后世的大藏经一部,为初学者选辑《大藏辑要》一部,并选编藏外重要佚书若干种,希望为后世佛弟子闻思正法、观行实践进而实证菩提,提供指路明灯、经典轨范。尽管由于因缘所限,居士的宏愿未能全部完成,但他始终不忘初心,不畏艰难,以大乘佛教的行愿精神,在世一分时就于佛法尽一分时之力,向着理想的目标勇猛精进、奋斗不息。主持刻经处期间,杨仁山居士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其专心致志、精勤不懈、为法忘躯的精神令人动容。杨仁山居士后学及杨氏后人,亦能继承居士遗志,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坚守理想,信守承诺,团结奋斗,勉力维持,努力将金陵刻经处各项事业尽力保全乃至发扬光大,体现了佛教徒前赴后继、愿行无尽的奋斗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三是以法为依、追求真理的精神。杨仁山居士毕生重视佛教义学研究,他依《大乘起信论》而树立佛法正信正见,深入经藏、精研深思,以法为依、探求真谛。他的思想行持,以华严为宗、净土为归,圆融诸宗、会通儒佛。这种既学有专精、一门深入,又海纳百川、平等圆融的治学态度,对金陵刻经处广纳贤才、博采众长、因材施教、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致力于佛教复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欧阳竟无居士为代表的金陵刻经处后学,在致力方向、思想观点、治学方法上或与乃师有所不同,其主张亦不乏可商榷之处,但他们都继承了杨仁山居士重视经典、研习经典、以法为依、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今天高树佛法正见、振兴佛教义学乃至对佛弟子个人的修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当我们在杨仁山居士墓塔前肃立致敬时,当我们在一排排庄严厚重的经版前驻足瞻仰时,当我们在深柳堂前经行思维时,愈发感念金陵刻经处成立的壮举,愈发感念杨仁山居士点亮佛教复兴之火的悲智愿行,愈发感念一代代刻经处同仁传承不息的奋斗坚守。我们要将这片至诚的感恩之心化作前进的动力,以戒为师、以法为依,爱国爱教、正信正行,继续办好金陵刻经处,将金陵刻经处先贤大德兴教强国的精神发扬光大,将当代中国佛教的法宝流通、义学研究、人才培养事业发扬光大,为促进南京市、江苏省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佛教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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