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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田日勇作补充发言

     

      众所周知,佛教大约六世纪初传入日本,即“公元522年,司马达等东渡来日,崇奉佛教;公元538年,百济圣明王送佛像、经论来日”为滥觞(参考东京学艺大学日本研究史编《日本史年表》)。

      当时,中国为南北朝时代,处于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六世纪末,即公元589年隋王朝统一了中国。其后,公元618年唐王朝宣告成立。当时,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公元676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关于是否容纳佛教,苏我马子(飞鸟时代的政治家、贵族—译注)与物部守屋(军事豪族—译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以公元597年物部守屋亡故而告终。公元600年,日本派出了遣隋使节;公元630年首次派出了遣唐使节,连续不断地吸收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并吸收摄取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对推古天皇时代的摄政——圣德太子的执政方针给予了极大的影响。圣德太子颁布了“兴隆佛法”的诏书,并在各地兴建伽蓝佛塔,圣德太子还撰著了《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致力于普及佛教。

      其后,日本奈良时代“天平佛教”开花结实,诞生了具舍宗、成实宗、律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即所谓“南都六宗”。南都(平安时代以后奈良的别称—译注)六宗属于由东渡来日的传法僧及遣唐的留学僧从中国大陆直接输入的“学术佛教”。

      公元754年,中国的鉴真和尚东渡传律,在南都东大寺兴建戒坛,普及如法授戒。但是,日本的佛教徒未能适应如法秉持传统佛教戒律,而奉行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始于最澄(767-822,入唐留学僧—译注)圆寂后,天台宗在比睿山延历寺创建了大乘菩萨戒戒坛。

      鉴真东渡来日之后不仅指导日本佛教界如法授戒,而且还作为天台教学之师传授天台教学。最澄受鉴真天台教学思想的影响,作为“还学生”(短期留学僧—译注)于公元804年随第六次遣唐使一行入唐求法。

      最澄由明州(今宁波)上岸后,前往天台山国清寺随道邃、行满二师修学天台教义等。公元805年归国后,在比睿山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空海作为“留学生”(长期留学僧—译注)与最澄一同入唐求法,经福州而入长安清龙寺惠果门下修学真言教义,公元806年归国后,在高野山创立了真言宗。

      最澄与空海开创了平安时代(794-1185)崭新的日本佛教。

      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之后,曾经修学于比睿山的天台宗僧侣先后创立了新兴宗派。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的净土念佛思想经昙鸾、道绰、善导等相承而不断发展,五台山僧侣法照受善导教学思想影响,开创了五台山净土教学。

      日本的净土宗教学思想由天台宗比睿山第三代祖师圆仁兴起。公元832年,圆仁入唐求法,在五台山修学念佛法门。归国后在比睿山致力于普及净土教学。其后,比睿山净土教学思想经天台宗僧源信举扬而日益扩大发展,天台宗僧法然受善导净土教学思想影响创立了日本净土宗。其后,法然的弟子亲鸾(1173-1262)倡导“绝对他力解脱”,创立了净土真宗。比睿山天台宗门人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僧—译注)与道元(1200-1253,入宋求法僧—译注)创立了日本禅宗。

      荣西曾先后两次入宋求法。公元1187年第二次入宋求法之际,荣西师从天童山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习禅修道,归国后创立了日本临济宗。

      道元于公元1223年入宋求法,师从天童山长翁如净修学曹洞法门,归国后兴建永平寺,创立了日本曹洞宗。

      日莲宗开祖日莲(1222-1282)原为比睿山僧侣,倡导回归天台思想之根本——法华经信仰,更进一步地深化了法华经思想,尤为注重法华经“本门”理念,主张专心讽诵受持法华经题。

      虽然日莲因其一部分言行曾屡遭迫害,但是积极倡导适应于现实世界的法华经菩萨道,在日本佛教界独树一帜。

      镰仓时代,一遍(1239-1289)初学净土宗西山派教学,倡导“踊跃念佛”(手击法器,手舞足蹈而念佛—译注)及“赋算游行”(行脚念佛途中,向信徒发放书有“南无阿弥陀佛”佛号的纸符结缘—译注),创立了时宗。

      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更加兴隆发展,佛教信仰更加深入民间社会。

      通过上述的大致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佛教的成立和发展,经历了不断地学习中国佛教,并将中国佛教的教理教义日本化这一历史进程。

      虽然一部分佛教宗派的开祖,例如法然、亲鸾、日莲、一遍并不具有直接相传的法脉关系,但是都具有历史相承的法源关系。

      室町时代(1336-1392)及战国时代(1467-1616),各宗派门徒继承各自开祖的宗旨,举扬各自法门,确立了各自宗派的社会地位。佛教各宗派通过与日本文化的融会贯通而弘法布教,经过不断的相互抗争而发展壮大。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以后,日本佛教被德川幕府政治策略纳入了“幕藩体制”(近代日本的社会体制,即幕府与诸侯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译注)之中,担当了强化幕藩体制的社会职能,即所谓“本末制度”(幕府将各宗派大小寺院划分为本寺与末寺,实行上下管理制度—译注)与“寺檀制度”(江户幕府的宗教统治政策,即将佛教信徒的一切法事活动强行纳入寺院管理范围—译注)。

      寺檀制度将民众以“檀家”这一形式固定下来,此举虽然有利于寺院的维持经营,但是限制了迄今为止各宗派积极的布教活动,导致佛教发展陷于停滞状态。

      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明治政府推行“废佛毁释”政策,佛教遭到了大力排斥。但是由于“寺檀制度”业已深入整个社会,在民众的拥戴及佛教各宗派的抵制下,虽然三分之一左右的佛教寺院不复存在,但是佛教的社会地位得以保存了下来。

      需要特殊指出的是,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四月颁布法令,准许佛教僧侣食肉、娶妻、蓄发,以及除佛教仪式以外穿着俗人服装。

      由于日本佛教各宗派开祖都出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的比睿山天台宗门,因此受天台宗本觉思想的影响,强调肯定现实,厌恶为繁琐的传统戒律所束缚。

      此外,日本佛教界大多主张:与民众共信仰,即意味着采取与民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动准则,因此较为注重教行而轻视戒律,遵守戒律的行法观念极为淡薄。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曾一度限制佛教僧侣食肉娶妻,但是明治政府解除了该限制,这是日中韩三国佛教之中日本佛教的独特之处。但是,我认为这种独特之处,使得日本佛教在经法相传方面得以世代永久相承。

      众所周知,日本佛教至今沿用汉文经典,但是这种极为特殊之处并没有引起整个日本社会的关注。

      日本人直至室町时代一直阅读汉文原文,使用汉文撰写文章,然而当今的日本人几乎对汉文原文一窍不通。

      众所周知,现代日语是由汉字与“假名”即表音字母组合而成,假名字体源于汉字,但同一假名往往可以表达若干文字意思,所以容易造成误解。因此,现代日语属汉字与假名混合的语言。日本没有如同朝鲜半岛一样,创造出所谓“朝鲜文字”。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法乳千秋 一脉相承——东北亚佛教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基于这一主题,我认为日中韩三国佛教使共同的文字开展交流往来本身,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

      现代汉语由于采用了简化字,所以一部分中国古代汉字可能较难理解;韩国由于使用了“朝鲜文字”,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现代的日本人对于复杂笔画的汉字也较为棘手。日中韩三国如果能够对汉文经典加以统一,实属令人欢喜赞叹之事。

      同时,为了在日本兴隆佛法,日本佛教界应该致力将依据汉字固有发音法讽诵的经典加以简化,创造出现代人也能够理解的经典;僧俗之间应该通过讽诵使用现代日语发音的经典,共同致力于佛法的理解。

      ※(本论文曾参考末木文美士先生有关日本佛教史著作,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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