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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题讲座

     

      中国佛学院领导从国际学术的角度出发,为了拓宽佛学院学生学术视野,掌握学术信息,树立良好的学风,坚持正确办学方针,旨在培养爱国爱教、信仰坚定、学术研究、专业教学、海外联谊、国际交流和寺院高级管理人才。为使学生具有积极适应时代的能力,运用当代一切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资源,来充实学习内容,丰富学习手段,开拓知识视野,提高修学质量,陶冶学生性情,积极以“振兴正信、服务社会、维护和平”为立命宗旨,我院除了定期邀请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前来作专场讲座之外,还有来自海内外到我院访问的佛学大家,莅临佛学院作专业学术讲座。学生们通过听讲座的形式,养成良好的学术观念,掌握国际学术信息,争取与国际学术接轨,从而推动佛教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应邀到佛学院的专家和学者,大都是在佛学、文学、思想、哲学、语言等领域的文化精英,代表了国内外学术的高水平。

      以下将来院讲演的大德法师、专家学者按时间顺序一睹他们的讲演风采。

      佛学院成立初期,就有来自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纳罗达法师、纳那希哈法师以及日本的野上俊静和冢本善隆博士等来佛学院讲演。他们从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以及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在当地的发展和当地的民风民俗相融和,最终佛教成为了锡兰的国教,致使国民全体信佛奉佛教。冢本善隆博士讲到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遍地开花,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天文、算术、历法等传到了日本。国际佛学专家的讲演,触动了学生们更大的求知欲。

    57.7.26陪同锡兰法师纳罗达接受周总理会见23.jpg

      周恩来总理、赵朴初副院长接待纳罗达法师

      佛学院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相继迎来了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此时同学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八十年代,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终身教授、藏学家和藏族高僧南卡诺布活佛来院讲演。香港佛教法住学会会长、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霍韬晦居士作“佛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讲演,霍教授从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传播和佛教自身的特殊性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佛教对人生意义。

      王雷泉先生作“佛教的中国化”的讲演,王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这种来自教界内部的反省和批评,或侧重于转“机”,或侧重于诘“理”,由此产生“人间佛教”和“批判佛学”这二种本世纪最主要的佛学思潮或曰佛教运动。它们在推动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向的同时,也把更深层次的讨论课题带入了下个世纪。

      李家振先生作了题为“佛教与人生”演讲,从通俗易性懂的人生佛教开始讲起,佛教是帮助人们去发现良心、去自我觉悟的。与此相符的,才是真佛教;背离了这一点,任凭讲得天花乱坠,均不可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标准似乎很简单,却为佛教铺开了二千五百多年的大道。

      方立天先生作了题为“华严的圆融观”的讲演。方先生以事事无碍为中心,从三方面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潜心研究华严思想的心得。首先,先生对事事无碍理论从佛所证得的殊胜境界、是宇宙存在的最高境界、观法的最终目标、真如本觉四方面作了界说。其次,向大家介绍了以六相圆融、十玄无碍为主的事事无碍的具体内容。并且将事事无碍理论从宗教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意义作了详细的论述,方先生认为,华严的事事无碍理论不仅有宗教学修持的价值,而且丰富了中国哲学和社会学的内涵,值得现代社会继承和发扬。最后,方先生对如何从事佛学研究向同学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方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佛学研究,应将佛教的术语、概言、名词、范畴用现代语言来表达,还应用现代的知识和佛教知识作比较,用现代的理论来阐发佛教精辟的理论,以此来体现佛教的社会价值。

      田青教授作了题为“佛教音乐”的演讲,佛教音乐作为弘法的舟楫,历来为高僧大德所重;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被海内外音乐学者视为瑰宝。20世纪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世纪初至30年代是音乐学界极个别有识之士,“发现”和“初识”佛教音乐的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佛教音乐,或传承于佛门内部,或流播于社会下层,素不被上层社会人士所重,视为“下里巴人”。第二阶段,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音乐工作者亚欣同志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工作。由于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又没有录音设备,所以,此次涉及五台山青庙、黄庙及“八大套”等传统佛曲的记谱工作,就格外显得珍贵,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第三阶段,80年代开始,又一次中断了20年的佛教音乐研究开始复苏,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室音乐组就以“内部资料”的方式重印了1956年《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的《宗教音乐》部分。进入90年代,佛教音乐的研究仍然欣欣向荣,一批已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佛教音乐专家联合起来,在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统筹下,形成了一支佛教音乐研究的专业化队伍。

      马德博士作了题为“敦煌文物与敦煌学”的讲演。马先生以其寓居敦煌数十年的经历,对敦煌文物如数家珍,向同学们介绍了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画、彩塑以及包括佛经、律、疏仪;佛教活动文献在内的佛教文献乃至幡、剌绣、画等艺术品在内的敦煌文物,同时,介绍了历史上缔造敦煌文物的首领贵簇、高僧、手工业者、神职人员、官派政要等敦煌人,是他们营建和创造了灿烂的敦煌文化,历史不应忘记他们的功绩。并且,马先生还向大家介绍他自己理解的敦煌学,特别在谈到敦煌的研究成果时,马先生提出,佛教界人士参与不多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希望有更多的佛教界人士参与到敦煌研究工作中来。最后,马先生引章学诚先生“六经皆史”和陈寅恪先生“诗文皆史”的方法,指出敦煌研究工作应遵循“以窟论史,以史论窟”的研究方法。

      荣新江先生作了题目为“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教形态变迁”演讲。荣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技艺,从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历代法宝记》中,将两名婆罗门外道的名字换成了在当时有影响的摩尼教主末曼尼和景教主弥师河为契机,考察了安史之乱后,唐代宗教形态和格局的变迁。安史乱之前,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北宋十分兴盛,这可以从神秀及弟子普寂的地位得证实,但安史之乱暴发,对佛教的发展起了破坏性的作用,一些小型宗教在平乱过程中,给予了平乱军队的支持,于是,安史乱之后,这些宗教取得了合法流行的地位而盛行起来,如摩尼教、景教等。另外,佛教内部也如此,由于神会在平乱过程中也给军队提供了军费,乱后超过北宋而得到迅速发展。因此,荣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成了宗教形态变迁的一条重要分界线,这也可以从战前战后高僧分布南方超过了北方的情况得以证明。不仅宗教形态如此,就在文化上,安史之乱也是重要的转型期,从此以后,南方文化统治北方文化而十分盛行。因此,安史之乱,应视着唐代宗教形态和文化转轨的标志。

      葛兆光先生作了题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再认识”的讲演。近代中国从晚清至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而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曾经出现过复兴的局面,后来又逐渐走向衰落。葛先生以思想者的视角,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了精辟而深入的分析,复兴和衰落以1911年杨文会去世为标志,从1890年至1911年为复兴期,从1911年后为衰落期。葛先生认为,佛教在1911年以前复兴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佛学成为时人理解西学的钥匙,当时的文化人用佛学来理解新进的西学;第二、中国人误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达是受佛教的影响;第三、佛教超越一切、瓦解固执的思想,对维新变法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佛教曾一度呈现复兴的局势。而到1911年以后,佛教又逐步向衰落,究其原因,葛先生认为有如下三点:第一、当时理解西学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不再需要借助佛学来理解西学;第二、维新改良转化成了革命思潮;第三、西方学说被夸大成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的笼罩下,中国人大肆批判迷信,而中国人自己并没有理解宗教和迷信的区别,将宗教和迷信混为一谈,对佛教造成了打击。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佛教从复兴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葛先生以思想者的洞察力,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①晚晴佛学为何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源泉;②居士佛教和僧伽佛教的关系;③过去以禅学为中心的僧伽佛教为何转为唯识为中心的居士佛教;④学院研究佛学的思想动态;⑤近现代佛教从庙产兴学到如何协调政治。

      孙昌武先生作了题为“佛教与中国学术”的讲演。孙先生从佛教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和贡献的角度,以史学、语言学,词汇学,哲学等受佛教学术影响的领域为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史学方面,中国学术界都是将二十四史奉为圭臬,而这些史者中,很少注意到宗教,思想精神等领域的情况,而在大量的佛教文献,如:《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僧传,求法高僧传,禅宗灯录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不见于正史的记载,是中国史学家宝贵的研究资料。在语言学方面,佛教禅宗文献,如《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对当时的白话有如实的记载。在训诂、声韵等方面,佛教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如百法中的名、句、文身,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在词汇学方面,佛教词汇丰富了中国学术的词汇,并且佛教的“六离合释”还规定了词汇的组合法。另外,在哲学方面,佛教学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孙先生指出,佛教学术之所以能对中国学术有如此大的贡献,关键在于佛教学术意蕴非常发达,孙先生勉励大家在新时代创造更加繁荣的佛教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力量。

      王邦维先生作了题为《佛教与语言》的讲演。王先生精通梵、巴、英、法、德等多种语言,从语言与佛教关系的角度,从五方面作了深入的辩析。第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也就是佛陀用什么语言说法的问题,王先生以自己深厚的梵文造诣和广泛的学术信息,推论出佛陀说法用的是半摩揭陀语;第二、部派佛教语言问题,王先生引经据典,多方论证,认为部派佛教时期,不同的部派不仅有自己的经典,而且有自己的语言,如现在可考的说一切有部用的是梵语,根本说一切有部也用的是梵语,法藏部用的是乾陀罗语,大众说出世部用的是半梵语,正量部用的是“鬼语”;第三,大乘佛典的语言,中国大乘佛典的翻译,大都是从梵语而来,如《法华经》《大宝积经》等,《法华经》的梵文原本现在尚存。第四、佛教与翻译,由于翻译者所采取的梵文原本不同,会导致翻译的结果不一样,如“观世音”是罗什所译,而玄奘大师曾在《大唐西域记》中批评他翻译不准确而译作“观自在”,王先生考证说,其实两人都对,只是由于所依梵文不同;第五、佛教文献学的研究,文献是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王先生指出,整理文献应与多种语言结合起来,将不同的语言和译本放在一起作比较而发现它们不同的地方。

      另外,王邦维先生应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还作了题为“玄奘法师与《大唐西域记》”的演讲。王先生以其对《大唐西域记》的潜心研究和玄奘法师的敬仰,向大家介绍了玄奘法师的生平和玄奘法师取经求法的路线和经历,特别介绍了国内外对《大唐西域记》一书的重视和研究,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而在国际学术界流传。因此,玄奘法师作为一名高僧,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仅给中国佛教,而且给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对中印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其《大唐西域记》不仅是研究中亚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为印度历史的重建提供了保障,不仅是佛教史研究的资料,而是了解部派佛教的资料,因此,玄奘法师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瘠梁”的称号。

      佛教进入二十一世纪,佛学院的学生们也以新的面貌面向世界,同学们大踏步走向新的更高的佛学研究领域。首都北京有着得天独厚地理优势,聚集着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一流的学者来京访问,期间,院领导都邀请他们来院为大家演讲,使得学生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韩升教授作了题为“东亚世界与佛教外交”的演讲,韩升教授认为东亚地区各国的文明都是在中华文化强有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从汉字的传入与使用到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传播,从佛教信仰的流布到律令制度的移植,朝鲜、日本等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无不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古代东亚世界的变迁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具有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站在整个东亚战略的高度来俯瞰魏晋隋唐时代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演变,检讨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统一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对于我们拓宽中古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东亚各国历史及互动关系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古代中国对于东亚世界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典籍中关于朝鲜、日本的记载又构成了日韩两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基础,因此对日本、韩国而言,关于古代东亚各国关系的研究是其本国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百余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学界,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关系的研究,则处于相对一个边缘的地位,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尽管中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核心,但在东亚世界的研究领域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而另一方面,东亚世界是一个研究门槛较高的领域,除了要谙熟中日韩三国的史料之外,更要求研究者能熟悉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又需要研究者有相当的语言能力,能够不断追踪国际学术前沿,与之交流对话,这都需要长期的知识储备与研究积累,其中的艰难不言而喻。

      镰田茂雄先生作了题为“近现代日本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的讲演,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一、1868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国佛教史的知识,是从鎌仓时代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及《八宗纲要》中得到了解的。二、1868—1926年(明治、大正时期),明治以后,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为学问的方法而被采用,特别是在佛教史研究中,村上专精博士与鹫尾顺敬博士共同出版的《佛教史林》,引入了这种历史的研究方法。三、1926年—1945年(昭和时代前期),作为教理史研究的大著,不能不提到昭和2年(1927)共立社出版的境野黄洋博士的《支那佛教史讲话》上下二卷。这是中国佛教史的开拓者境野黄洋博士的精心研究的结晶,开辟了先人未涉及的领域,可以说业绩非常大。四、1945年以后到现代(昭和时代后期、平成时期),中国佛教研究的泰斗塚本善隆博士也于昭和40年(1965)由隆文馆出版了《中国佛教史》,本书是在“昭和十六、七年时候,为了使尽可能多的读者,例如不仅是中国研究者,也为了使包括更多的日本佛教研究者、与佛教相关的美术及文学创作者等,了解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而成为中国人的宗教的概要书。”镰田茂雄先生不仅自己精心研究中国佛教史学,而且研究日本其它学者是怎样研究中国史的。给佛学院的学生们开拓了眼界。

      王尧先生来我院作了“藏传佛教简论”的演讲,王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藏传佛教起源,与唐代两位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密不可分。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王朝提出和亲政策,十八岁的文成公主远涉千山万水,花了三年时间走到了土蕃,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公主带着大唐文明入藏,其中,今天看来最有影响力之一,就是佛教传入西藏。佛教给藏地带来了文明,两位汉地公主完成了汉藏融合的神圣使命,同时也为佛教弘传做出巨大贡献。

      水谷幸正教授作了“佛教的共生思想”的演讲,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对二十世纪的概括,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年。十年以前的“二十世纪是个怎样的时代”,很多有识之士提议对此做个总结。由于提议者的思想信条和立场各不相同,所以意见多种多样,未必一致。不过大体上一致的见解可以略举二、三。第一、从绵延数世纪的物质文明和自然科学的发达所导致的以“物质”为中心,逐渐认识到了“心灵”的重要性。第二、由于西方思想日暮穷途,于是东方思想正逐渐被重新评价。第三、学问研究的专门化、细分化,以及综合化。二、朝着二十一世纪迈进的佛教,佛教所从事的人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才是开拓二十一世纪的关键的佛教思想。实现“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佛教教育和佛教福利的社会,其思想根据是“共生”。三、“共生”之用语,在日本,“共生”与“国际”和“信息”等词一样,成了流行语。杂志和报纸几乎可以说没有一天不看到“共生”这个字眼的。立足于本文上述二十世纪的现状,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开拓新世纪的指导理念,人们在呼吁“共生”。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经营、社会、人、自然、医疗、技术、建筑、城市规划等一切领域都被作为最尖端的思想来使用,也作为日常用语在频繁使用。

      杨曾文先生作了题为“佛教与佛学研究”的讲演,杨曾文教授深刻阐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和佛学的重要意义。他强调,研究佛教和佛学对人类社会和对佛教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其间,杨曾文教授还介绍了研究佛教和佛学的几种方法。最后,杨曾文教授对大家提出期望,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研究,写出精彩的文章。

      张祥龙先生作了“当代西方哲学里的缘起中观”的演讲,张教授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阐释了这些特点与佛学当代化的关联,当代西方哲学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发生的巨变以及这些巨变如何影响西方哲学与佛学的关系,佛学能够从当代西方哲学中汲取的思想资源,张祥龙教授精彩的讲座使同学们深受启发。

      李四龙教授作了“五重玄义的解经学意义”的演讲,李教授首先讲解了这次讲座的意义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一个宗派的形成需要哪些要素、它有什么标志。二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宗派)是如何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从独到的思想创新、制度的创新、面向大众的仪式创新,这三个方面是如何形成的,回顾历史让我们明白佛教当时进入中国的艰辛。其次从五个方面解读了本次讲座的内容。为了让大家明白五重玄义的历史,李四龙教授梳理其历史形成过程,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之后,到了东晋末年鸠摩罗什大师,才确立了汉语佛教术语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到了隋代智者大师才确立了“五重玄义”的解经体制。从而完成了智者大师自身的佛教使命,也完成了宗派形成的独特思想的确立。

      黄夏年教授作了“近现代佛教转型”的演讲,黄夏年教授从六个方面展开了讲座的内容:一、前言:清末民初的佛教的问题。一是佛教界没有人才,需要培育僧才;二是佛教界没有理论,需要重组理论。二、清末民初的佛教——从被迫运动到主动发展。当时佛教内部也为了生存,被迫的进行了佛教界的办学,太虚法师等佛教界的杰出人士都兴办了僧教育。三、近现代佛教的复兴——思想重建和八宗复兴。黄教授指出一是思想上回到唐代;二是行动上八宗共进。四、太虚大师的革命——教理、教制、教产。五、近现代佛教的现状、目的和方向。六、佛教的未来——充满曙光走向世界。黄教授指出国家现在大力提倡文化兴国,提升传统文化的地位。佛教可以成为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大的平台。所以说佛教的前景光明,前途远大,只有把握大国佛教的特点,才能把佛教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济群法师作了“当代佛教问题思考”的专题佛学讲座,济群法师以自已二十多年的教学、弘法经历以及多年的思考,对佛教的弘传与修学作了纲领性地梳理,对于当代佛教所面的问题以及价值,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大家分享。法师的讲座围绕为什么要弘扬人生佛教以及如何修学佛法两方面来进行。人生佛教的弘扬,关键在于弘法所讲的内容要使信众能听懂、与信众有切身关系、切身利益。佛法要与人生发生联系,佛法要解决人生的种种关系,解决种种烦恼,解脱生死,开启智慧慈悲,立足于人本立场诠释佛法、弘扬佛法,这样的佛法才是时代所需,才能体现出佛法的真正价值。在修学上应如何抉择,现代人面对博大精深,浩瀚如海的佛法,显得很迷茫,在修学道路上,自身如投身于大海,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什么才是佛法的核心?怎样才能有效地修学?法师为大家梳理出了学修佛法的要点:一、归依;二、发心;三、戒律;四、正见;五、止观。修学大乘佛法的五大要素,是修学各宗派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

      净因法师作了“青年僧侣弘法能力培养途径探析”的专题讲座,净因法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当代僧青年弘法所应具备的要素:一、法缘是弘法的前提条件。作为当代弘法僧青年,一定要放下自己,广修福德因缘,广结善缘,与人为善,为将来弘法种下殊胜的法缘;二、学问是弘法的关键元素。作为当代的僧青年,对于世间学和佛学都要深入熟练地掌握,不了解世间学不足以教化世间,对佛法不深入修学,弘法没有信服力,没有价值,对众生也没有实用性;三、辩才是弘法的利器。作为当代的僧青年,要具备辩才无碍的能力;四、仪态是弘法的重要助缘。作为当代僧青年,良好的举止仪态,是一种修养,一种风度,是摄受众生的重要助缘;五、传道是弘法的核心元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弘法的目的,是要为大众授其业、解其惑,传其道。弘法要用心去感悟,去体悟,用悟性之心去与大众分享。

      圣凯法师作了“信仰与学术:解脱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的演讲,认为学术与信仰的统一、学术与信仰界限的掌握,法师提出自己独到地见解与大家分享。法师指出,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信仰是私人生命的安顿。不能认为学术能解决信仰的全部问题,也不要以为信仰代替学术,要让学术体现信仰。研究者必须有心性的磨练与体认,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的精髄。

      潘宗光先生作了“佛教与科学”的讲演,潘教授以科学家的深厚学养与宏阔视野,结合多年修学佛法的亲身经历,从科学的宇宙观、佛教的核心思想、佛教与科学、佛教的实践四方面,生动而客观地阐述了自己对佛教与科学彼此间关系的理解与体悟。潘教授首先援引相对论、量子力学、弦论及M理论等前沿科学理论,逐一论证早期科学的唯物实在论是错误的。一切物质、空间与时间不是实有,不是固定不变,物质与现象都是因条件凝聚而产生,条件改变而变化,条件分散而消失;潘教授通过大爆炸理论来讨论宇宙的起源,指出一切物质、空间与时间是无中生有的。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无,而是充满着一种神秘、还未为人所感知的暗能量;潘教授引用“量子纠缠”的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和意识不是各自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意识可以影响物体、环境与生活,甚至可以创造及改变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强烈地意识或共同愿望的群体意识所导致的影响会更大;潘教授引用“能量守恒定律”理论,告诉大家宇宙的一切万事万物与现象只是能量的转移,总量是不变的,是不增不减的。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多重宇宙的存在,多重宇宙的共存,不同宇宙、不同时间都可能有不同的生命体存在。

      六十年来,中国佛学院邀请讲演的大德高僧、专家学者远不止这些,由于篇幅所限,仅以以上各位的讲演,以示大家。他们讲演别具风格,生动活泼,内容丰富,信息广泛,资料新颖,视角多维,沁人心脾。不仅拓宽了佛学院师生的学术视野,丰富了学术信息,提供了学术资料,而且让佛学院师生认识到了学术规范以及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为佛学院师生的学术研究拓宽了视角维度。因此,佛学院学术系列讲座是富有成果的,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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