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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补初居士与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与建设节选

     

      五、周总理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

      “文革”浩劫之后,金陵刻经处也得以劫后重生。在赵朴初居士的关心安排下,我来到了金陵刻经处,主持恢复工作。

      由于“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尚未完全走上正轨,金陵刻经处的现状及第二年的工作安排,需要到国务院宗教局汇报。我才上任不久,北京的情况不熟悉,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派办公室主任陈琼英陪同我,于1980年12月中旬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12月16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后中佛协召开的第一次佛代会。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汇报工作之后,我去看望参加佛代会的刻经处代表——李安、田光烈两位老居士。当时正是午休时间,进了门,许多代表听说刻经处的负责人来了,都围上前来,纷纷诉说起自己的苦衷来。有的说:“‘文革’期间,我们都被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经书全被当‘四旧’、‘迷信’物品烧毁了。”有的说:“那时,我们的庙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经书?”有的直接干脆问我:“金陵刻经处是中佛协直接领导下惟一的经书印刷单位,什么时候才有经书流通?”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我感到既惭愧又委屈。心想,刻经处的情况也不比你们好,现在的状况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以前的存书,“文革”中都进了造纸厂,化为纸浆。当时用一辆大卡车运了一天一夜,包括每种经书的样本,全部销毁,现在哪有经书流通?代表们的要求我理解,但刻经处的混乱状态不是一时半刻能改变的。我向赵朴老做出的保证是三年恢复刻经处,时间还未过去一个月,看来印刷经书的工作还要提前。

      根据以往的经验,克服困难没有捷径可走,出路只有一条:请教和学习。对于我个人来说,还得再加上一条:尊重和谦虚。代表们陆陆续续走了,我向李、田二老请教:“寺院恢复后,出家人急需哪些经书?”“《金刚经》、《心经》、《法门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大悲咒》等,这些都是早、晚课诵的内容,是当前急需的。”二老不愧为专家,回答得很干脆。特别是李老,长期在刻经处工作,熟悉刻经处历史和印刷流通业务,经常向他请教,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知识。“文革”后首次恢复印经,一定要慎重,我想应该兼顾多方面的要求,不仅是寺院方面。一天,乘会议的间隙,我又去请示朴老,朴老说:〖HT4K〗“刻经处能恢复印书,可不要忘了赵元任先生和杨步伟女士。他们是杨仁山老居士的孙女婿和孙女,对刻经处有特别的感情,时刻关心金陵刻经处的恢复。”接着,赵朴老向我们深情地回顾了一段往事。

      1973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从美国返国探亲。5月13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会见了赵元任、杨步伟和他们的亲属,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国务院教科组组长刘西尧陪同会见。谈话间,杨步伟提出了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当即下达了“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指示。

      朴老说: “当时夜已经很深,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拿起话筒,听说周总理要见我,便立即起身前往。首先看到的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肖贤法局长。见到总理互致问候后,总理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国探亲访问,要好好照顾。二位特别关心金陵刻经处,要求恢复。’总理目光注视着我,接着说:‘你陪赵先生和杨女士到南京看看,安排保护恢复工作。’”朴老用手指指我,说:“上个月你汇报时,说你到刻经处只接收了三间房子,实际上这三间房子那时也住了一户人家,为接待赵元任先生和杨步伟女士,才将此户人家搬出,并将深柳堂后塔院内‘文革’中被部分毁坏的杨仁山居士的墓塔修好。从此以后,我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成了朋友。只要有他们熟悉的学者从美国来中国访问,他们就委托来看我,并询问刻经处的恢复进展情况。后来我去美国,他们又亲临机场接我,他们的二女儿赵新娜为我开车。我有时吃住都在他们家,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此次刻经处恢复后首次印刷经书,先印几种代表性的,送到美国让他们看看,以了却年近九旬老人的心愿。”

      稍停了一会儿,朴老语气深沉地说: “恢复刻经处是周总理生前下达的指示,我只是个执行者。刻经处开始恢复的时间,不是从刻经处职工下放回来开始。”朴老此时又用手指指我说, “也不是从你来刻经处工作时开始,而是从1973年5月周总理接见赵元任夫妇时就开始了。时间已过去七年了,进展缓慢啊!”

      言毕,朴老叹了口气。朴老动情了,顿时我感到周围有一种压抑的气氛,这时,我将话头岔开,转到了另一个话题:“《百喻经》印不印?”“印!”朴老坚定地回答。接着他微笑着说: “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捐资刻印的。尾页那块版我已答应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现在此经书的尾页版是重刻的。明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多印些书,积极配合这个纪念活动。”我接着说:“是不是再印《净土四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前者代表金陵刻经处创业的开始,后者代表杨仁山老居士经营阶段的结束。”朴老听后连连点头,说: “好!好!”至此,我此行的目的达到了,要印的首批经书确定下来了。

      言毕,朴老叹了口气。朴老动情了,顿时我感到周围有一种压抑的气氛,这时,我将话头岔开,转到了另一个话题:“《百喻经》印不印?”“印!”朴老坚定地回答。接着他微笑着说: “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捐资刻印的。尾页那块版我已答应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现在此经书的尾页版是重刻的。明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多印些书,积极配合这个纪念活动。”我接着说:“是不是再印《净土四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前者代表金陵刻经处创业的开始,后者代表杨仁山老居士经营阶段的结束。”朴老听后连连点头,说: “好!好!”至此,我此行的目的达到了,要印的首批经书确定下来了。

      朴老又答应,为了分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将亲自为《百喻经》、《净土四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三部书重题书名签条,并撰写《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此次接见,时间较长。该让朴老休息了,我站起身来告辞。朴老亲自送到门外,并双手合十与我道别。

      走在路上,头脑中又想起了朴老一再强调的刻经处恢复时间问题。一再强调的原因,朴老未说,此中道理颇耐人寻味。从时间上讲,1973年5月正处于“文革”后期,而就刻经处而言,它占地仅六亩多,是个很小的宗教文化机构,周总理在这种形势下批准恢复刻经处,并由新华社发出专题报道,不仅仅因为赵元任夫妇与杨仁山老居士的亲缘关系,一定有更深层的考虑,我认为那就是:一定要尽快恢复被极左路线破坏了的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朴老说“我只是个执行者”,就是希望一切有关人员,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将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早日做好。

      六、我第一次向朴老汇报工作

      “文革”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赵朴老于1980年11月24日亲临金陵刻经处视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朴老,当时心情非常激动。

      我上任刚满40天,刻经处的工作千头万绪,情况还没有完全摸清,所以怎么也写不出一份像样的汇报提纲。根据我的请求,市宗教局也派办公室陈主任一同参加了汇报。心想,朴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在他面前千万不能有闪失。此时,在刻经处40天的所见所闻,又浮现脑际。

      1966年9月,金陵刻经处被“红卫兵”宣布为封建迷信单位,强行解散。原刻经处老主任徐平轩居士于同年10月被红卫兵遣返回安徽省原籍,第二年夏天即于原籍病逝。其他的职工,不是被遣散回家,就是下放劳动。当时刻经处变为“白下区红卫兵司令部”,不久又成为抄家物资的集中地,后来又成为住满居民的大杂院。因红卫兵破“四旧”和长期无人管理,刻经处丢失了很多物资和重要资料。当时,陈列室中保存的杨仁山居士从国外写给儿子的信件、梁启超写给欧阳竟无的书信以及欧阳竟无的手稿等资料都已丢失。这些损失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文革”结束后,刻经处临淮海路的大门已是百孔千疮,横七竖八地钉了许多层木条,早已失去了原貌。常有来访的国内外宾客,见如此破旧的大门和大院内的“景观”,吓得不敢进来。庭院的小路凹凸不平,七十间小平房严重失修,破烂不堪。院内住进外来居民二十余户,再加本处六户职工,共计三十余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每户门前都有自己的小天地:马桶、马刷、花盆和洗晒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衣服。“深柳堂”西边盖有一个简易厕所,不但院内的住户使用,也成了附近居民的“方便”之处。为加强管理,不让外面居民进入,经常为此发生争吵,后经当地居委会主任多次做工作,矛盾才得以解决。怎么也看不出这里就是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闻名海内外的金陵刻经处。

      我来刻经处后,仅接收了“深柳堂”三间房子(此处原是杨仁山居士的卧室、客厅和书房)。东、西两间,存放着“文革”期间残留下来的橱柜、书籍和资料。中间的一间约30平方米,是我们全体职工的办公室,八张办公桌都是新买的,办公、开会和内外宾接待,都在此处,称得上一室多用了。“深柳堂”后面是塔院,塔院后面是十间破烂不堪的经版房,里面堆放着十余万片经版。屋漏版烂,霉味熏人,没有事谁也不愿进去。刻经印刷工作,则处于“四无”的境地:无一名刻字工人,无一块木板(刻字要使用棠梨木板,其它板材不可用),无一把刻刀,无一张印刷经书的纸,再说“文革”中不少经版被毁,部分经版下架堆放,散乱不堪,也找不出一套完整的经版来印刷经书。“文革”中下放的职工虽然都回来了,并开始上班工作,但是十名职工中,52岁至79岁之间的老人有8人,两名年轻人都是新来的,对这方面的工作什么也不懂。其中熟悉刻经处业务情况的只有年过70的李安先生。最关键的是经费,这是刻经处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而现在,上级只拨给职工工资和办公费用。至于佛学研究,更提不上议事日程。

      正当我思考汇报内容的时候,圆门外传来“朴老来了”的声音。我的思绪被打断,心跳得更厉害了。我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与朴老握手。他的慈祥面容和亲切微笑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我想,只要我主观上作出最大努力,那么,工作中还存在什么缺点,朴老也会原谅的。

      屋子里很安静,朴老和陪同前来的其他领导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我汇报,不时也插几句话,提出问题。我的心情还有些紧张,汇报期间,忽然抬起头,想看看朴老和有关领导的反应。朴老也正注视着我。我那不安的眼神与朴老柔和、企盼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不知怎的,顿时我的所有顾虑没有了,讲起话来显得轻松、流利。我一口气将恢复刻经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要求统统讲了出来。

      首先,外来住户要全部搬出,且越快越好。因为没有房子,什么工作也无法进行。

      其次,所有的房屋要全部维修,其中一些重要的建筑,如经版房、深柳堂、接待室、内外围墙、道路等要全部翻建。深柳堂前被填平的池塘要重新开挖,破坏了的环境要恢复,并要修治庭院,搞好绿化。

      第三,增加人员编制,加速培养佛学研究人员和其它技术人员,为即将展开的印刷流通业务做好前期准备。

      第四,清理经版,建立印刷流通机构。这是各项恢复工作中工作量最大的工程。十几万块散乱的经版,怎样整理,心中一点数也没有,只有在实践中摸索了。“印刷流通”是佛教界的专用语。就当时的刻经处而言,印刷就是建立一个专门的手工作坊。按现代用语,就叫小工厂,负责刻版、印刷和装订经书。流通就是成立一个专门的发行机构,负责销售经书,类似现代的书店功能。有关印刷流通的人员、材料和设备一样也没有。机构可以重新建立,材料、设备可以购买,而相关的技术人员却不是短时间能培养出来的。

      第五,经费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经费,恢复工作就无法开展。它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估计不是小数目,请朴老先拨给十万元。其它费用,待造好预算后再拨。

      第六,自来水管的口径太小(全是民用1寸水管),水压低,根本不能安装消防设备。下水管全部堵塞,大雨过后,院内一片汪洋。电线严重老化,电表容量太小、爆线跳闸是常事,电表也被烧坏过。房屋全是木结构,经版也是木质,稍有不慎,更是提心吊胆。有时夜间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就赶快起床跑出去,看看刻经处上空有无烟火。

      刻经处从成立(1866年)到那时,已有一百多年了,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风雨。从资料上看,经费从来是入不敷出,没有能力经常修缮房屋。“文革”中,刻经处又是重灾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恢复工作,不亚于重建一个刻经处。

      对以上汇报内容,我当时考虑得并不成熟,也不全面。要完成以上计划,工作量很大。我想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工作是能够做好的。特别是前年(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佛教界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要大踏步地前进。人们的认识正在起变化,“文革”期间表现极“左”的人,也把过去称为“四旧”、“迷信”的宗教改称为佛教文化了。大家都在实事求是地思考着哪个能干,哪个不能干。工作中的支持多了,阻力少了。这就是我在四十天工作实践中的体会。

      最后,我说:“我保证用三年时间恢复刻经处。”此语一出,在座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说实话,如果按部就班地去做,完成哪一个项目也要二三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半信半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不我待,我们只有拼命工作,尽快将刻经处恢复起来。我来刻经处的一个多月中,总感到周一至周六的时间太短,周日时间太长。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办法是:多用脑,巧安排,多用节假日和晚上休息时间。

      这时,朴老做了总结性发言:“就这样干吧!住户搬迁问题,市里有安排,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不过一次拿出十万元,还是有困难。”在送朴老的路上,他小声对我说: “你的任务很重。时间短,条件差,工作又复杂,要好好注意身体。”我只说了一句话:“谢谢朴老的关怀。”朴老的关怀和鼓励,更坚定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

      送朴老回来以后,我如释重负,浑身顿觉轻松。没有想到,朴老同意了这个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在后来恢复和建设刻经处的过程中不但都完成了,而且很多项目都超出了汇报计划的范围。

      七、朴老亲自主持召开流通工作会议

      经书印出来以后,流通工作又摆上了日程。刻经处的佛经流通室,仅具雏形,离正规要求还相差甚远。大约在1982年初,我接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流通工作会议的通知。南京一共去了两人——我和栖霞寺雪烦法师。到北京一看,还有上海佛学书局的一位代表。一共三个人。在朴老亲自主持下,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经书流通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朴老讲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教界在全国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势和经书出版情况,接着就提出了流通工作必须跟上形势的要求。他说搞好流通工作,首先要大力做宣传。朴老目光转向我,接着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文革”后,你们刻经处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外人不知道。要写个消息告诉人家,这就叫宣传。我们的宣传刊物是《法音》。请你们将单位的历史情况、落实政策情况和经书出版情况写个材料寄给《法音》,往外一登,人家不就知道了?宣传不是一次就行了。今后你们那里有什么新的信息,有什么新的出版物,都要经常不断地及时将材料寄到《法音》,发布消息。我们听了朴老的讲话,茅塞顿开。是呀!不宣传,外人就不知道金陵刻经处还存在,就不知道它已恢复起来,就不知道现在已流通哪些经书,自然就无法前来购买了。

      朴老接着又讲了各大寺庙建立佛经流通处和经书价格问题。他说,各个单位的经书流通,都要制订出全国统一的价格。不管大庙小庙,只要是在金陵刻经处购书,都要给予优惠,一般以八折为好。各流通处的流通价,都要与出版单位的流通价一样,不搞两种价格。他加重语气说:“我建议国内外都要实行统一价格,不搞价外价。我们是从事佛教,不是做生意。”会后,我们讨论了朴老的讲话内容。大家表示,回去一定按朴老的指示办。

      刻经处认真贯彻了流通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国各大寺庙,都寄送了流通书目;对国内外参观的宾客,不但赠送书目,还都发了刻经处简介。对国内实行了统一的书价。对外的书价亦作了相应调整。不管寺庙大小,只要是以佛经流通处名义购书,都以八折优惠。惟一不足的是,我们没有在《法音》和有关报刊上发布多少消息,这是由刻经处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在刻经处恢复初期,新华社江苏分社报道组组长古平女士经常到我们单位采访。在得知我们首先印刷出版鲁迅先生曾经捐资刻印的《百喻经》的消息后,她就将此作为重要新闻报道出去了。《人民日报》登出后,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从古女士给我的复印件看,香港的《文汇报》也刊登了。一时刻经处成了全国甚至世界新闻媒体的关注对象。购买《百喻经》和索要经书目录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来。从来信者的自我介绍情况看,他们都是从所在地区的省报上得知消息的。江苏省文联主席李进先生,也来到刻经处视察。一进门,就问我:“是不是又发现了有关鲁迅先生的新成果?”看到他疑惑的表情,我一面向他解释,一面又陪同他仔细察看了《百喻经》的版子,这才打消了他的疑虑。他随即预订了一批《百喻经》,并嘱咐我们,一定要保证经书的印刷质量。不久,上海鲁迅纪念馆也预订了一批《百喻经》。此后,我们的经书流通业务一直很好,高峰期每天都能接到一百多封求购信件、几十张汇款单。流通室的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办公室经常抽调人员帮着打包、寄书,往返于单位与邮局、火车站之间。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当年捐资刊印的《百喻经》,几十年以后,还为刻经处作了这样好的宣传。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朴老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那样认真负责,对大局的发展成竹在胸,甚至对大局发展中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而在他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所谓大人物的官气。也许有人会说,召开三个人的流通工作会议是件小事,而朴老却把它作为大局发展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并亲自主持召开,从而使整个恢复工作顺利发展下去。这就是朴老的英明之处。

      二十一、朴老的爱

      佛门弟子称佛、法、僧为“三宝”,真诚供养。凡是跟随朴老工作过的人,都感受到朴老对“三宝”的敬信。每逢他走进寺庙,见了佛像就拜,见了僧人就含笑相迎,合掌致敬,对于法宝,尤为信重。朴老素食七十余载,家中设有佛堂,并将王安石所作的“皈依三宝赞”亲书流传(附件)。我们知道,在寺庙里所有房屋都不能高于大殿,只有藏经楼例外。可见,“法宝”地位之重要,佛门早有共识。

      金陵刻经处是历史悠久的佛经出版单位,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朴老对它特别重视和关心。“文革”后,为了尽早恢复刻经处,朴老经常亲临刻经处视察和指导工作。刻经处恢复后印刷的第一批经书目录就是他老人家亲自定下来的,并为其中的《净土四经》、《百喻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撰写了《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金陵刻经处的经书出版工作走上正轨以后,朴老多次与我谈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和《藏要》等几部大部头经书的计划。《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是为了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编辑出版的,当时仅印刷了110套,未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朴老非常重视这套经书的第二次出版。《藏要》是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澂两位佛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开办期间编校出版的。从《藏要》这个名称可知,它包含了大藏经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朴老称《藏要》为“小藏经”,可惜,当时印刷的数量有限,特别是第三辑发行更少。这套书的版权,原属支那内学院,其纸型版一直保存在上海中华书局。直到刻经处与内学院两个单位合并归源后,才由游侠先生将存放在上海的纸型版运回南京。因此,朴老也非常重视这套书的第二次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的编辑完成,是吕澂先生从四川回到南京后,以金陵刻经处的名义完成的第一项重大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支那内学院研究工作的继续。当然,它离不开朴老的直接领导。《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许多经书的经版都是从外地调入刻经处的,如果没有朴老的直接领导,一块外地经版也调不进来,根本就谈不上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了。

      经过刻经处全体职工的努力,《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和《藏要》都出版了。在我离开领导岗位之前,《普慧藏》也开始印刷了。朴老闻之非常高兴。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绍良先生和办公室负责财务的副主任李呈钧先生,是他们俩帮助我从中国佛教协会和图文馆借了八万元,解决了经费极度困难的燃眉之急,我们才顺利完成了这几部大部头经书的出版任务。虽然这些钱我们后来都还了,但这种雪中送炭的深情令我永远难忘。

      《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的内容,我想大藏经中都有,历代也印刷了不少单行本,但就是没有人将这些玄奘法师的译撰经籍汇集起来,编印一部他的译撰全集。解放后,能将这一部大书编印出版,既为新中国增光,也为佛教添彩。这部巨著的完成,也了却了朴老心中的一件重大心愿。为此,我想起了朴老同我讲过的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一段故事。他说,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友好往来,全靠民间去做。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中国佛教界,当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才有了鉴真大师像远渡重洋回国探亲的一段佳话。我明白,朴老对我讲这个故事是有用意的。在工作中,他早就看出了我受过去条条框框的影响较深,一直心有余悸,不安心现在的工作。因此,当他讲到“爱国”二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眼神中流露出关心、企盼的目光:希望我转变观念,安下心来,将宗教工作这份爱国事业做好。这种关心,同样是一种爱——爱人。朴老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深受感动,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朴老对我的暗示。朴老是名人,更是伟人,年近八十了,还时刻为国操劳,够累了。我不忍心他再为我的个人小事而烦心。我暗暗下定决心:朴老!我感谢你对我的爱。我不会离开岗位,保证将您的精心规划落到实处。

      爱国爱教和实行人间佛教,是朴老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朴老在《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所说,“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因此,朴老健在时,人们尊敬他,爱戴他,在他辞世后,人们缅怀他,纪念他,就是由于他的爱国爱教和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精神早就留在我们心中。

      二十五、细微之处见风范

      1994年3月底4月初,赵朴老陪同星云法师来南京,作《忆江南词三十二首》纪行,其第五、六首写金陵刻经处,词文曰:

      三月三十一日访金陵刻经处

      墓塔拜仁山。今日版藏过十万,卅年两度救颓残。法宝护龙天。

      方册藏,际会有因缘。译著新增宗大士,慧灯巴梵续南传。学业耀前贤。

      建国初,尚未有佛会之组织。一日,徐平轩居士至上海告余言,金陵刻经处原负责人管理不善,经版房草深二尺,今其人已他去。余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主任,乃召集同人商议,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筹集修复经费,余复请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协助,并派徐平轩为刻经处主任,十余年中,除原存四万余经版外,凡补刻及搜集各地经版共藏版十五万余。文革中损毁五分之一,现存十二万余经版。文革之乱,徐平轩被逐归桐城,业务停顿。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因仁山居士孙女杨步伟之请,嘱余往南京恢复刻经处。余与江苏省府秘书长陈良筹商修复,方案甫定而变化又作,刻经处房屋被占,沦为大杂院。此后十年中,余九至南京,直至一九八三年房舍始得廓清,业务始得恢复。

      有人发心印方册大藏经,拟以金陵刻经处藏版为基础,增入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南传《安般经》、《清净道论》诸书。

      朴老将《忆江南词三十二首》复印件题赠给我。这不是一般性的礼物,而是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对其“重量”,我心中常有担当不起之感!

      从《忆江南词三十二首》的内容和赠送方式中足以看出朴老的大家风范。朴老《词》中所关系到的人和事,我没有权力、更没有水平妄加评说,但涉及到自身的个人感想还是很多的。

      朴老是我的老领导,又是著名人士,但他从来没有以上司的威严对待过我这个无名小卒。这次在赠送的礼品上,他还特别标以“恩琨仁兄雅正”之语。对其“雅量”,我心里常有受宠若惊之感!

      朴老生于1907年,大我二十岁,可称为长辈,或叫长兄。但平时他从来没用过长者的身份和口气同我交往。平时的来信中,总是以传统之礼对我以“兄”相称。在我生病期间,他写过很多信来关心我,问候我。在他生病期间,我却从没有送过礼品报答他,对此,我常有负疚之感!

      平时见了面,朴老总是谈笑风生,平等相待。我每次在北京出差工作结束时,总有一个习惯,去他家或医院看望朴老一次,向他告辞。看来朴老也很喜欢与我见面,所以每次都派车接送。在朴老家不大的会客厅里,有三个沙发:正面的大沙发,只能坐两人;侧面的两个小沙发,各坐一人。但朴老非让我坐大沙发上不可。我不敢如此就座,推让多了,朴老微笑而诚恳地说;“坐下吧,我习惯了。”在朴老面前,再感到不自在,也得坐下,但心中顿时就有了肃然起敬之感!

      赠送《忆江南词》的时间,是朴老视察刻经处的最后一次,也是我病后同朴老见面的第一次,他住西康路宾馆一座单独小楼里。走进他的办公室,朴老又同见了老朋友一样,笑容满面,合十相迎,我也以合十相敬。这次见面与以往不同的是:朴老两眼对着我的全身上下左右看来看去,好像看到我身上有和以往不同之处。随后就关切地说:“你怎么不拄个手杖?”我也感激地回答:“朴老,我感到还行。”“你的岁数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拄个手杖不但能支撑自己的身体,别人也会主动关照你。”我也随即点了一下头,表示接受朴老的建议。

      朴老顺手拉过一张椅子,靠在他的身边,示意让我坐下来看摆在桌面上已经写好的《词》。最后,朴老的手移到手稿第一页的开头处——“忆江南词二十首”七个大字上,并说:“我原来准备写二十首词,现在写好的已超过了,怎么办?”其实很好办,朴老将第一页重新写一遍就解决了。至于为什么不再重写,就不得而知,也不好正面问,我只有就着朴老的问题回答:“这件事好办,‘二十’上下的空隙较大,可以加字。如二字上加一横,就成了‘三’字,十字下面加几就是几。”从朴老表情看出,他在思考我的建议。

      朴老快离宁前,把早已装订好的《词》交给了我。在我看到“仁兄雅正”四字后,顿时产生了难以承当之感。就用恭敬地双手接过来,并发自肺腑地道了一声:“谢谢!”

      接过词稿后,反复地看了“二十”改成“三十二”的字迹。是呀!朴老接受了我的意见,心中有一种喜悦和敬佩之情,敬佩朴老的胸怀!

      附:朴老《忆江南词三十二首》部分影印件(见附录三)

      二十六、我看朴老吃早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我向中国佛教协会办公会汇报完工作以后,有关领导要我对重点问题再向朴老作一次专题汇报。

      第二天早晨,办公室通知我:“朴老来了,在西大厅,你快去汇报。”我进了大门一看,在数百平方米的大厅里,只有朴老一个人坐在那里,等我走到面前,朴老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笑着让我坐下,同时对我双手合十,以示欢迎。我也以双手合十相对,以表敬意。在我坐下后,他说:“今天是全国政协开会第一天,我因有外事接待,不能参加。为送上我的书面发言,昨夜写到三点半钟。我们今天随便些,你汇报,我就吃饭。”这时,我才看到桌子上的早点:一小碗稀饭,两片炸馒头,一碟剁得很碎的酱菜。此时我想,昨夜工作到三点半钟,今天一早又来听我汇报工作,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受得了?我汇报的内容,必须简明扼要,不能超过朴老的吃饭时间。在我汇报工作时,朴老不时插话问些问题,我都如实作了回答。朴老的早点吃完了,我的汇报也结束了。为了便于查对,我将带来的汇报材料,全交给了朴老。

      朴老的胃口很好,早点吃得很香。炸馒头吃完了,还将碗底下的碎末儿,倒进稀饭碗里;酱菜吃完了,就左手平端着小碟,右手拿着筷子将贴在碟子里的小渣渣,一点一点地拨到稀饭碗里。稀饭也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饭也不剩。三个碗碟就像用水冲洗过一样,一点残饭剩莱都看不到。他这顿早点给我的直感是:朴老没吃饱。我当时真有点责怪送饭人,为什么不常来看看,饭菜不够再添一点不就好了吗?朴老要走了,我送他上汽车,并再三地请朴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目送朴老的汽车出了大门,然后不知不觉地走到食堂韩师傅那里去了。韩师傅还年轻,见了面我都亲切地称他小韩。他也很敬重我,看到我来,立即就站了起来,喊了声“管伯伯好”,然后就谈家常和一些往事。为了提醒他在今后工作中注意,我离开前,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问:“朴老的早点是谁送的?”

      答:“是我送的。”

      问:“我看朴老今早没吃饱。应派个人常去看看,饭莱不够再加一点就好了。”

      答:“医生不准多吃,朴老有轻微的糖尿病。”

      问:“那酱菜能不能多加一点?”

      答:“不能,因朴老怕浪费,多一点他也硬吃掉,那对朴老的健康不好。”

      我随即高声说道:“好!”并称赞韩师傅说:“你不单是一级厨师,而且还是位称职的保健医生了。”他也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常去朴老家,看到他在家吃饭也非常简单。家里的陈设,也很俭朴。客厅里经常接待客人的三个大小沙法,套子的颜色不但退尽了,还有斑渍,显得陈旧。不知道的人,再也不相信这就是朴老的家。

      二十七、朴老的中餐、晚餐都吃同样的菜

      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有一年在上海龙华宾馆召开。会议期间,上海市宗教局潘处长对我说:“朴老的中餐晚餐都吃同样的菜,会影响老人家身体。”潘处长见我没弄明白,就讲了事情的具体经过:“朴老吃素,饭、菜都送到房间里。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两菜一汤。这是朴老的规定,谁也不能改。”说到这里,潘处长的语气低沉下来:“中午吃不完的菜,朴老都吩咐晚上热了再送给他吃。”这时,潘处长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地说:“晚上看不到剩菜,朴老就要问,使人感到他因浪费了剩菜而惋惜,致使晚饭吃得都不开心。但我们还是不能让朴老吃剩菜。”突然,潘处长声音提高了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请厨师再炒一小盘与中午相同的菜送去。朴老看不出来,就愉快地吃啦,我们也感到安慰,但营养不全,对身体不好。”听到这里,我从心里佩服上海市宗教局对朴老的生活安排非常全面周到。看来,潘处长是局里专门派去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责任心很强。

      此时,我基本上明白了潘处长同我讲这番话的目的。他看我到朴老房间里比较自由,同朴老讲话也很随便,可能是想要我带个信给朴老,要注意身体,饭莱安排就客随主便吧。我对潘处长说:“朴老的为人我知道,在他看来,浪费是叫人难以容忍的大坏事。”

      节约,佛教叫“惜福”,意思是珍惜自己的福报。中国历史上,也有“惜衣有衣,惜食有食”之说。对一个人来讲,信仰信念都是抽象的,但体现在行动上,又都是具体的。节约,就是信仰和信念的实际体现,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的。随后我对潘处长说:“就尊重朴老的习惯吧!用佛教的话来说,叫随缘。”看来,潘处长对我的讲的话还算满意,就不讲了。

      朴老这样节省,不是没有钱,也不是舍不得花钱。开会有会议伙食,不需要个人掏一分钱。这是他一种无私的表现。他对个人的日常生活,近似苛刻,但对于国家,无私奉献,爱国爱教,奋斗终生。为了爱,他勇于解囊,毫不吝啬。残疾人有困难,云南大地震,他都捐款;一九九八年的大水灾,又参加义卖作品。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为佛教教育基金捐款,一次就是三十万元。

      朴老是一位名人,闻名海内外,无人不晓,声望很高,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朴老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二十八、说说朴老给我的一封“养生信”

      在朴老寄给我的书信中,有一封信几乎完全是谈养生的。朴老自称其为养生之道,我称其为养生之信和养生总结。正是此信,为我们留下了朴老宝贵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恩琨同志:

      承寄姚品荣先生惠赠二书,正在阅读。姚先生盛意可感,请代为致谢。

      弟今年九十有二,在同辈人中,堪称健者。蔬食已七十年,每日两菜一汤,饭二两左右;每晨起床前摩腹二百次左右,消化系统良好,所谓养生之道唯此而已。近有诗云:“不知肉味七十年,虚度自惭已九十;客来问我养生方,无他奉告惟蔬食。”质诸姚先生或亦暗合道妙欤?

      久有刻金陵方册藏之梦想,增入宗喀巴等藏传佛教著作……

      弟仍住医院,遇有重要活动,向医生请假外出。此间医护条件好,亦可以略避人事烦嚣耳。

      余颂

      春安

                                                                 朴初拜状 二月十三日

      信中朴老对姚品荣先生赠书表示谢意。姚先生是位养生学专家,有大量著作,曾被邀请前往香港、日本等地讲学。在我与他谈到朴老为人时,姚深表敬佩,因此,将他的养生著作托我寄给朴老两本。不久,朴老也将他的养生之信寄了过来,并称与姚先生之说为“暗合”。

      看了朴老的养生之作,心里顿时明亮起来。朴老能有九十来岁的高寿,同他的正确养生实践有关。这份养生总结,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非常感谢姚品荣先生,如果没有他赠给朴老的两本书,就不会有朴老这封有关养生的信。

      朴老的养生之道,共有三条:一是蔬食,二是按摩,三是“梦想”。正如姚先生所说:“这三条养生内容很实在,很全面。按摩是运动,蔬食是营养,‘梦想’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撑。”这三条中,精神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没有“梦想”,精神就振作不起来,就说不上健康长寿。这三条,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个人一生中能做到一条两条是可能的,三条都做到就困难了。像朴老那样,持久地坚持下去,就更难了。

      今天将朴老这封信公诸同好,目的是让人们学习朴老的养生之道,增强体质,以使年轻人精力充沛,事业有成;老年人老有所为,欢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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