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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锭华:出版、研究、教育一体——以金陵刻经处为代表的近代佛教出版事业

     

     

      摘要:在汉传佛教史中,近代是一个佛教复兴的时代。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佛教的出版事业。刻经事业是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主要内容,也引发了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与上海佛学书局是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代表,近代还涌现了以《海潮音》、《内学》、《佛学半月刊》为代表的大量佛教刊物。一流佛教研习者,实修者主持持了这些佛教出版事业,这里居士是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主导力量,许多高僧参于并支持了近代的佛教出版事业。近代佛教出版事业与近代的佛学教育、佛学研究,这三者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教出版事业与佛学教育常同时进行,佛教出版事业为佛学研究提供了佛学经典,特别是唯识宗的典籍的校刻出版,为近代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近代佛教的刻经,校勘,翻译,出版中造就了一代佛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近代佛学出版,佛学研究,佛学教育较为完美的结合为我们现当代的佛学出版,研究,教育提供了规律性的借鉴意义,也为“新金陵刻经处”模式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佛教复兴;出版事业;佛学教育;佛学研究;新金陵刻经处

      在汉传佛教史中,近代是一个佛教复兴的时代。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佛教教理教法的重新在僧俗两界得以重视、传播、研习、并阐扬,普利人天。而此佛教教理教法的复兴与当时佛教刻经,印经,报刊等的佛教出版事业息息相关。佛教经典的恢复刻印,大量佛教刊物的涌现,一流佛教研习者,实修者的精诚投入,佛教经典的刻印、研习、传讲的一体化,是此时期佛教出版事业的特点。

      一、近代佛教出版事业概况

      一般认为,汉传佛教在近代的复兴以杨仁山居士在同治五年(1866)创立金陵刻经处刻印藏经为标志。刻经事业可以说是近代佛教复兴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主要内容。在近代刻经运动除南京金陵刻经处外,还有扬州江北刻经处、常州天宁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三时学会、佛学书局等。其中多家刻经处有着内在联系,相互承接,展现了在当时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对此延续慧命之举的共识。

      佛经在汉地的流传,在古代刻板技术未发明之前主要是抄写的,写经抄经大约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也有以石刻的方式保存,石经发明于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北齐高氏王朝统治时期,石刻保存至今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房山石刻,此为隋代天台三祖慧思的弟子静琬秉承师训而始刻。木刻佛经约从唐朝咸通年间就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自宋太祖时雕刻大藏经开始,直至清代约一千年间,先后有二十余次官私木刻版本大藏经。而至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不振,经文的刻印已成颓废之势。

      近代刻经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杨仁山居士创建的金陵刻经处。在清末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移居南京,发现当时江南久历兵燹,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使佛教典籍损毁殆尽.甚至连最普通的《无量寿经》和《十六观经》也难以寻得。于是和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创办了金陵经书处(即金陵刻经处前身),经营刻经事业。后来创建江北刻经处的妙空法师(俗姓郑,名学川)也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之一。1878年(光绪四年)杨仁山居士随曾纪泽出使欧洲,在英国博物馆见到国内遍寻不得的我国古本佛经,异常感慨,坚定了对刻经事业的决心。1881年6月30日,在伦敦日人末松谦澄寓所,他结识了当时正在伦敦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净土真宗的学僧南条文雄氏。此后,约三十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绝,切磋学问。还时常托南条在日本购书,前后共购得中国隋唐古德遗着300种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国早已经失传,包括了华严宗法藏、法相宗窥基、净土宗善导等人的许多重要撰述。在杨仁山居士的精心策划下,金陵刻经处还先后刊刻了《大藏辑要》,选佛典465种,计3300卷,完成二千余卷,另印刷佛像10万余张。杨仁山居士还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他曾说:“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刻经文质量相当之高,被称为“最精善之佛典版本”。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 书因缘略记》中评价杨仁山居士:“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 ”另外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之一,妙空法师在苏州、常熟、杭州、如皋、扬州建立刻经处,同治十三年(1874)妙空法师在扬州砖桥镇之接引禅院建江北刻经处。其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不相重复,而以共同汇成全藏为目标。江北刻经处以刻般若类为主,如光赞、放光、道行、摩诃般若波罗密钞等经都是它所刻。”妙空法师圆寂前因未刻完《大般若经》而深为遗憾。后来秦邮放生寺主席藕香清公,金山朗月法师,镜之法师护持继续其业。不过其规模已无法与前相比了。妙空法师逝世以后,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抚今追昔,慨然说道:“刻经之事须设居士道场,昔年同志共举刻事,乍成即歇者为多。虽砖桥刻经不少,而人亡业败。必朝夕丹铅,感发兴致,然后有继以渐而长。”杨仁山居士认为设立居士道场来护持刻经事业更为必要和更为长久。后来江北刻经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寺院被毁,经版也遭毁损,剩余经版散弃无人管理,解放后运归金陵刻经处保管。

      在近代刻经较早是清嘉庆三年(1798年)在常州天宁禅寺创立的“毗陵刻经处”俗称天宁刻经处,是常州最早的刻版刷机构,初创时用方砖雕刻佛经佛像,拓印后流传至各地寺院,有些佛像拓片早已流传海外 到清末光绪年间冶开禅师重建毗陵刻经时,改用枣木雕刻经版,印刷各种佛经,数十年中,刻印了大小乘经论770余部,2460多卷。这对近代佛教文化的振兴,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年间,为补当时金陵刻经处之不振,北京与天津建立了刻经处。徐蔚如居士与梅光羲、蒋维乔、江味农等诸居士创立了“北京刻经处”,由徐蔚如负责主持,任刻经处校刊。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徐蔚如继北京刻经处之后,又在天津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由京、津两刻经处成立起,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他逝世为止,十馀年中,校刻的经典近两千卷,校勘每一经毕,必撷其精华,附跋于卷末,以有益于后学。其从日本请归南山三大部,重刊于天津刻经处。徐蔚如费资数万金,历时十年,将南山宗律书次刻印出,弘一法师称赞曰“弘护律教,功在万世”。徐蔚如居士在所刻经中以华严经疏为最精湛,《华严探玄记》、《华严搜玄记》和《华严纲要》这三部大疏,都经徐蔚如居士校勘刻印,其对华严学的贡献甚大。徐蔚如居士还曾在天津功德林讲《华严经大意》,佛界学人尊称其为华严学者。

      另外一个近代著名的佛教刻经,出版机构是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佛学书局,由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证性(李经纬)、范古农等发起创办,丁福保、狄楚青居士都为佛学书局的董事。佛学书局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佛教书刊编辑、印刷、流通三者合一的机构。为此,书局成立之初设立了四个部门:(一)“流通部。将我国各地出版之佛经及一切佛学书报,尽行罗致,陈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无辗转购求之劳。”(二)“出版部。将大藏教典,分别浅深,或依类编订,或择要单行,使初学之士,有循序入门之益。”(三)“翻印部。将藏外孤本、研究名著、学院讲义及中外佛典,或与翻刻,或为译印,使幽潜蒙表彰之功,他山获攻错之效。”(四)“代办部。为国内发心法施之士,审择稿本,计划印送,使佛化普及,功德圆成。”上海佛学书局还与其它刻经处,善书局不同,书局采取了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曾向社会各界发行股票,吸收投资。当时规定每股十元。此举乃是佛教弘法史上破天荒之举。当时考虑的原因主要是“善书局及刻经院,唯务法施,不收费用,故结果均难于持久。本局则以宏法为目的,以营业为方法,二者相辅而行。既使投资者资本无亏蚀之虞,又使宏法事业得永久持续之效。”上海佛学书局将弘化与经营很好的统一了起来。佛学书局聘请了范古农居士担任第一,第二任编辑,佛学书局出版了“佛学小丛书”,编辑《海潮音文库》,发行《佛学半月刊》,印行了大量的佛书,在出版流通佛典中,有木刻版佛典,有铅字排印本佛学著述;有汉文大藏经中的佛典,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著作。在流通的佛书中,既有书局自己编辑出版的佛典和著述,也有其它刻经处、书局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这使得佛学书局成为当时全国佛教文物的供应中心。上海佛学书局还建立了刻经部,刻经部建立是为了继续将杨仁山所选定而未能完成的《大藏辑要》较刻齐全。在刻经处的一段缘起文中,可以看到金陵刻经处,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在刻经事业上的承接关系:

      清代中叶,迭经丧乱,而民间版本,零落殆尽。同光之际,石埭杨仁山居士,崛起刻经于金陵,校选藏本暨海外孤遗,编为大藏辑要,由是慧命得以复续。一时维扬常州,相继而作,规模虽具,而精审不逮金陵。民国改元,仁君西逝。大藏辑要,尚未完成,乃由蒯若木、徐蔚如等诸居士,募捐四十八愿以续刻之。陈樨庵居士常驻金陵,兼理流通,维持才数载,而陈居士又复作古,辑要之刻,遂以中止。初徐蔚如居士仕于北京,鉴金陵刻经之不振也,乃创北京刻经处以辅之。既而迁寓津门,又办天津刻经处,而流通事业,先后均由陈正有居士经理,近年以来,代金陵而推行佛化者,于是乎赖。不幸去岁,陈居士又复生西,而北平天津两流通处,遽失枢绾。此后金陵一系之佛经流通,将见停顿,此同人等所以珍重圣典,缅仰前贤而兴废继绝之愿毅然而作也。

      有上可见近代的刻经事业自杨仁山居士开创后,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可谓是相互承接,增相补益,是佛教内自觉的有规划的经典复兴运动。

      上海佛学书局还预约发行并流通了《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

      特别应提的是《藏要》的编辑与出版。《藏要》是由支那内学院欧阳竞无、吕澄居士编较的。支那内学院继承杨仁山居士的遗志,禀承“讲学以刻经”的方针,从1927年起编辑一套精要的佛学丛书《藏要》。此套丛书广泛参照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各种佛典,比较研究,对汉译佛典重新考证。原计划有6辑,实出了3辑。《藏要》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科学严谨的办法编辑的佛典,为近现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整理的《华严经疏钞》,这是由徐蔚如居士在读世上流通的疏钞中发现有厘会不当,删节不全的问题,与上海佛教界蒋维乔、黄幼希居士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疏钞》,在徐蔚如居士去世后,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推选华严座主应慈法师为理事长,朱子桥,叶恭绰、蒋维乔为副理事长、黄幼希主持编会。从1939年5月开始到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由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此疏钞的印行是近代佛教出版的一件大事。

      在1927年成立于北京的三时学会是近代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齐名的研究佛教唯识法相的学术团体。1921年,韩清净等发起组织学术团体,名法相研究会,开讲《成唯识论》。1927年,据法相宗判教,将释迦一代教法分为有教、空教、中道教的三时教,而法相宗为中道教,故改名三时学会。推韩清净为学长。学会宗旨为阐扬印度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事业则专在讲习、研究、译述并刻印佛教经典。

      1934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时发现了《赵城藏》,因择珍贵典籍影印成《宋藏遗珍》,其中有关法相宗典籍46种,由三时学会参于印行。其后三时学会油印出版韩清净居士的《瑜伽师地论披寻记》也是近代佛教出版的重大事件。

      在上海还成立了一些佛教书局和出版流通社团,其中有弘化社,般若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明善书局等。弘化社是印光法师创办的,1931年初设在在上海觉园,后印光法师到苏州报国寺闭关,弘化社遂即由上海觉园移至报国寺,印光法师圆寂后又移回上海。该社主印行流通了印光文钞,净土类等经典。

      太虚大师于1932年在重庆建汉藏教理院,l938年汉藏教理院设立编译处,主要是翻译出版汉藏丛书,由法尊法师主持,专修科学员助译。编译处历年编译脱稿的书籍,大小共40余种,出版的有20余种。其中重要著述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起初因无藏文字模无法付印,遂于1945年设立刻经处,招聘技工刻版。编译、刻经二处所出版的汉藏文教科书及其它书藉近百种,除供应本地外,还运销西康、青海各地。

      近代佛教出版事业,除了刻经外,还有许多生机盎然的佛教杂志,以《海潮音》、《内学》、《佛学半月刊》为代表。《海潮音》是由太虚大师所创办,是近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佛教期刊。其从1920年创刊到1949年4月,总共出版了30年,352期。《海潮音》比较完整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改革历程和发展状况。《海潮音》现在台还继续出版。《内学》1921年由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居士创办,是纯佛学理论的文章而闻名的年刊,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纯佛学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佛学家和学者,如欧阳竟无、吕澄、王恩洋、汤用彤、蒙文通等人都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视为20世纪以来最有价值、最精到的佛学刊物。《佛教半月刊》于1930年10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为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是近代上海,也是全国佛教界创办的佛教报刊杂志中发行量最广,刊期除《海潮音》外最长的一种。该刊先后由著名居士范古农、余了翁任主编。其它佛教刊物还有很多,如1912年10月创刊的中国佛教首创刊物《佛学丛报》,还有《威音月刊》,《觉有情》等等。

      在以上介绍的近代佛教出版事业中,有一特点是主持佛教出版事业的大都为一些佛学造诣极高的佛教居士。居士是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主导。这也是近代居士佛教兴起的原因。杨仁山对居士举办佛教出版事业深有认识,在前文纪念妙空法师曾已提到:“刻经之事须设居士道场”。不过许多高僧还是推动了近代的佛教出版事业,象妙空法师,冶开禅师都为刻经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印光法师创办了弘化社,弘扬净土等经典。虚云法师1929年始在鼓山涌泉寺刻经弘法,曾主持刻印了《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涅槃经》等经典,整理、增订了《佛祖道影》,《联芳集》等经典。太虚大师创办汉藏教理院,特重僧教育,设有翻译部,刻经部,创办著明佛教刊物《海潮音》影响巨大,其学生与弟子也曾在各地举办了许多刊物,影响一时。谛闲法师也深为支持佛教出版事业,其曾到金陵刻经处讲经,几位佛教事业的主持居士如范古农、徐蔚如、蒋维乔均为其弟子。但从总的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看,居士团体作出了主要贡献。

      二、佛教出版事业与佛学教育、佛学研究的关系

      回顾近代佛教出版事业与近代的佛学教育、佛学研究,这三者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教出版事业与佛学教育常同时进行。佛教出版事业为佛学研究提供了佛学经典,特别是唯识宗的典籍的校刻出版,为近代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近代佛教的刻经,校勘,翻译,出版中造就了一代佛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如欧阳竞无,韩清净,吕澄,范古农,徐蔚如等等著名的佛学家。近代佛学出版事业有着刻印、研习、传讲的一体的显著特点。佛典勘刻,佛学研究,佛学教育,佛学弘化同步进行。这对当代的佛学研究,佛学教育,佛学弘化深有借鉴意义。

      佛典的刻印与佛学教育同时进行,在近代始于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祗洹精舍”。1908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祗洹精舍”,正式开始讲学,并亲任讲席,培育佛教人才。当时就学者以出家僧为主,其中有太虚、仁山、开悟、智光等僧青年,居士中有邱虚明、谢无量等,欧阳渐、梅光羲已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当时是否是祗洹精舍学生不能确定,但深受祗洹精舍讲学的影响应无疑问。当时的英文教师和梵文教师是苏曼殊。本来佛学讲席拟请法师担任,一时未得,仁山居士亲任讲席,讲授《楞严经》。次年还迎请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任监学讲《天台教观》。祗洹精舍的教学质量极高,非如普通僧学堂,实际乃近代高等僧教育的开始。祗洹精舍培养的一批人才,许多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太虚法师曾评价过:

      祗洹精舍后因经济不裕,不久即停顿,而继续办下去的,祗有金陵刻经处,为中国流行经本中最好的版本。但是祗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民元发起中华佛教会的欧阳渐、梅撷云、李证刚等居士,僧中如仁山、智光等法师,都是精舍中的人。故二三十年来能引导许多居士信佛,其原动力实有赖于杨居士。

      杨仁山居士的学生欧阳竞无居士继承了祗洹精舍的精神于1922年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主要是讲学,研究编印佛教著述。刻较了许多法相唯识要籍,如《瑜伽论记》,《唯识述记义演》,《钞秘蕴》,《俱舍光记》等唐人著述。整理藏教,并组织道场立四信条:“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寄。”在该院研学的共有梁启超,王恩洋、陈铭枢200余人,刻经130余部,1105卷。为佛教弘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教理院,也是把翻译、刻经与教育结合在一起。上海佛学书局,除刻印出版佛学典籍外,还附设佛学文会;曾建立佛化播音会的专门电台――上海华光电台;还创立佛学研究函授社,图书馆,灌制佛化唱片等。其把佛教出版与佛教弘化结合在了一起。

      在近代佛学研究中,佛教的刻经,校勘,翻译为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顶尖的佛学研究者几乎都从此中出来。欧阳竞无居士,以“悲愤而后有学”为励,1909年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依杨仁山老居士学唯识法相之学,专任校对经书之职,在杨仁山居士去世之后,继续校刻其生前未完成的《瑜伽师地论》后四49卷,广事刻印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典籍,并作叙阐述法相唯识奥义,其每叙成,必去上海与沈曾植(乙庵)畅究其义。欧阳竞无居士在校刻,研读,探讨唯识经典中奠定了其唯识研究的基础。韩清净居士,晚年致力于《瑜伽师地论》的校订工作,撰成《瑜伽师地论科句》四十万言,又融会本论前后文义,综考所有关于此论之疏释,撰成《瑜伽师地论披寻记》七十万言。后来又将二者合编为《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共100卷,16册,1959年7月由三时学会油印百部流通。吕澄居士在支那内院跟随欧阳竞无居士,校勘经典、著述研究。其自修苦学,而通达英、日、法、梵、藏各种文字。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确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其与欧阳竞无居士一起完成了《藏要》三辑编校工作。此三位都是近代最重要的几位佛学研究人物,其经历与佛典的编校刻紧紧相联。另外这几位主要还是从事唯识学的研究,近代的佛学出版事业中,对唯识经典的重视,极大的推动了对唯识学的研究,近代可谓是唯识学的复兴。

      三、“新金陵刻经处”

      近代佛学出版,佛学研究,佛学教育较为完美的结合为我们现当代的佛学出版,研究,教育提供了规律性的借鉴意义。现当代佛学研究,佛学教育,佛学出版在大陆相对较独立,若能在三者间能更进一步统一起来,那么会对佛学,对社会,对国家,其贡献更为巨大。近代的佛教出版事业,不仅引发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而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典定了佛教理论的基础,近代佛学教育也伴随着佛教出版事业而成长,近代的佛学研究也深深基于近代佛教的出版事业,近代佛学出版,佛学研究,佛学教育形成了一个较完美的组合,对于当下的佛学发展提供了思路。

      在近代佛教出版事业中,金陵刻经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综观当前,现存的金陵刻经处实际保留的功能也就集中在出版上面了,而在研究与教育上面十分薄弱。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新金陵刻经处”建设,将现代的佛学典籍整理、佛学研究、佛学教育一体化来考虑。现代佛学典籍的整理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技术,一方面把现有的雕版内容全部扫描数据化,包括有些没有流通的雕版,一方面采用现有的丰富的佛教资料对重要的佛教典籍进行必要的校勘,实现现代版的《新藏要》,《新藏要》的内容特别要从中国佛教的全体以及其中国佛教的特征去重新规划,实现大容量,精校勘等特点的典籍库。同时实现电子阅读、传统版式纸质阅读、现代版式纸质阅读并存的模式,以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下的阅读需要,起到典籍的传承与现代弘扬相结合起来,使得“新金陵刻经处”充满时代生机。现代的佛学教育也期待出现一种“新金陵刻经处”的模式,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建立“佛教大学”,通过现代“佛教大学”是可以整合典籍整理,佛学研究,佛学教育的。也可以从新设立一个有实体的高等佛学研究机构先起步。研究机构可以为以宗教界为主导,学界参于,政府支持的方式,同时也可以积极吸收民间力量,整合资源。可另建馆舍,有固定的教内外优秀的研究导师,可以带教内外乃至国际的佛学研究生或博士生,从事佛教典籍整理研究,佛教义学研究,培养佛学研究生,再慢慢发展成完整的佛学大学。事赖因缘和合,若政府与教界,学界共同努力是会带来“新金陵刻经处”的出现。

      (赵锭华  浙江台州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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