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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海虎:吕澂先生早期学术历程考略

     

      摘要:由“大兄”吕凤子的转述,年轻的吕澂接触到晚清杨文会所传播的佛教思想、所刊印的佛教经论。由“亲教师”欧阳渐的接引,年轻的吕澂得以进入佛教哲学研究。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两年后,年轻的吕澂又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和美学研究,自“佛学”言之,吕澂先生早年确实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学术道路。但早年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研究的经历不仅为此后转向佛教哲学提供了欧洲日本的语文学工具和学术训练,同时也做了某些思想理论的准备。此外,同一时期对梵、藏语文的研习更为吕先生的佛教哲学奠定了扎实而宽阔的学术基础。虽然我们大致搞清楚了吕澂先生早期学术历程,但吕先生早年从艺术哲学“转向”佛教哲学的思想机制仍然晦暗不明。

      关键词:吕澂;吕凤子;欧阳渐;支那内学院

      吕澂先生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早期,支那内学院成立前的十年间(1912-1922),吕先生徘徊于艺术哲学与佛教哲学之间并最终“转向”佛教哲学。二、中期,执教支那内学院的三十年(1923-1952),从二十年代初的任教“支那内学院”到五十年代初终结“支那内学院”,这是吕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其主要学术研究成就均出自这一时期,其中前二十年重在在整理梵藏佛教文献,研究佛教历史,后十年重心在组织涵摄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止观、量论各系的“全体佛学”,辨析心性本寂与心性本觉。三、后期或者晚期,支那内学院结束之后的十余年(1953-1965)。以1956年为界,1956年以前还是支那内学院后期之延续,重心是阐明“佛学基本问题”,整理“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的研究成果。1956年以后,吕澂先生进入新体制内部,取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开始以新的立场和视角进入“佛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著作的形成阶段。然而,短短十年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爆发,新体制内部重构带来的激烈震荡使吕先生的学术生涯遽然告终。目前学术界关于吕澂先生的研究仍停留于心性本寂和心性本觉的辨析,有关其早期学术经历和晚期晚期学术发展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吕澂先生早期学术经历的研究尤其罕见,从艺术美学转向佛教哲学,吕澂早期学术经历确有一番迂回曲折。本文广泛搜罗各类史料,略加考订,试图借此呈现20世纪早期中国佛教学术的某些实相。

      一、“宣二读内典,民三遇吾师”

      吕澂原名锺渭,号秋逸(亦作秋一),江苏丹阳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1月10日),1989年7月8日病逝于北京。1917年10月,吕先生自费赴日研习“美术”(fine art),1918年5月,因参与“拒约运动”提前返国,该年9月,由长兄吕凤子(1886-1959)介绍,锺渭前往徐州中学从教时改名曰澂。赴日留学前,年轻的吕澂曾在当时佛教学者欧阳渐(号竟无,1871-1943)主持的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研习“佛学”两年余(1914-1916)。吕凤子、欧阳渐是对吕澂先生早期学术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吕澂先生曾用“宣二读内典,民三遇吾师”概括吕凤子和欧阳渐在其早期学术生活中的作用。分别言之,吕凤子使吕澂开始接触到晚清杨文会所刊印的佛教典籍、所传播的佛教思想,欧阳渐则是直接接引吕澂先生进入佛学的第一人,故吕先生称之为“亲教师欧阳先生”。

      吕先生的家乡丹阳位于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处镇江与无锡之间,历代曾名朱方、云阳、曲阿、凤美、延陵、简州、云州等,唐天宝元年(742)改名丹阳。据《丹阳县志》载:“县治北距郡城七十里,以运河为池,直达京口,旁通丹徒,越河江口;南至句容九十里,金陵孔道多山;东至武进届八十里,龙嘴口通太湖。洵七省之咽喉,吴越之门户,无事则盗贼宜防,有事则水陆受敌。”丹阳这个“七省之咽喉,吴越之门户”在太平天国时期战事频仍,吕先生的祖父弟兄二人,“青年时代是在太平天国时代度过的,那时的日子不好过,他们哥儿俩一个在江北(清军区),一个在江南(太平天国军区),合伙走私双方需要的物资,有时赚了,有时被这边或那边的军队没收了,认倒霉。就这么混日子,好容易混到清军在江南也站住了,才过上正常的生活。”吕澂先生的祖父原在江北仪征大市镇经商,“发了点小财,在丹阳城里盖了房子住家。”祖父生有四子,长子吕敏生,一名焕卿,即吕澂先生的生父,他继承祖业,生活比较宽裕,因此,吕先生的童年可说是在这个小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生活的。吕叔湘说:“这种人家出身的人,一般是安分守己,没有太大野心,也没有啼饥号寒的忧虑”,至于立身行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前人的嘉言懿行的影响,跟家庭出身未必有关。事实上,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较多“理想主义”情怀。

      吕澂先生的童年恰当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因此接受了新旧参半的启蒙教育。1905年,丹阳创办初等小学堂,在家读了几年私塾的吕澂遂转入肄业,1906年,丹阳高等小学堂(简称“高小”)成立,年幼的吕澂遂升入“高小”读书。当时丹阳全县似仅有一所高等小学(即今白云街小学),1908年,吕澂“高小”毕业,丹阳县还没有中学,毕业的学生不是往西去镇江进江苏第六中学(即镇江中学),就是往东去常州进江苏第五中学(即常州中学)才能继续学业。1909年1月,吕澂考入镇江中学,后在该校学习三年,1911年底卒业。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制,普通中学五年制,基础教育总计十四年。从1906到1911年,仅五六年间,吕澂却完成了全部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这一方面很可以说明吕澂先生的聪颖勤奋,另一方面,短暂的基础教育更多折射了时代的动荡不安。同时期生活在江南地区的钱穆(字宾四,1895年生,江苏无锡人)、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生,江苏常州人)等同辈也多有类似经历。据钱穆回忆,他七岁入私塾,十岁入新式小学,小学校分初、高两级,各四年。可是因为两篇作文写得较好,遂连升两级,小学读了四年即越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即常州中学(三年后因故退学)。至于瞿秋白,初小毕业即越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但因家贫未能卒业)。不过,曾在南京读小学的宗白华(1897年生)小学却读了七年。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清末民初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学制不稳定,随意性较大。不特此也,课程内容更是新旧杂陈:一方面是包括数、理、化以及外语等大量新课程、新知识,另一方面,读经、讲经在课程中仍占很大比重,这种新旧杂陈的课程内容反映了社会本身的急剧转型。这样的时代条件和文教体制使受教育者十分重视实际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同时在精神层面又保持相当的开放性,这两个特点在吕澂的人生道路选择上隐约可见。宣统元年(1909)三月,清政府学部曾奏请朝廷在中学仿行德国学制,一方面继续保留中学五年制,另一方面实行文、实分科。我们无从获知吕澂先生在镇江中学是实科还是文科,但据他后来说的“中学毕业本想学些切合实用学问”而后又选择“农科”、“商科”推断,吕澂中学时期很有可能读的是实科,当然,也许镇江中学根本没有分科,这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澂先生晚年曾回忆说:“我从中学时期起,就爱好哲学和佛学,喜欢探讨人生究竟等问题。”清宣统二年(1910),吕澂不过十四、五岁,正在镇江中学读书,却对佛典发生了兴趣,这是缘于已在南京两江师范附中工作的长兄吕凤子的影响。

      吕凤子原名吕濬,是近代著名画家,吕凤子年长吕澂十岁,是吕先生的长兄,吕先生称为“大兄”。吕凤子早年曾参加科举并曾取得功名(“附生”),1907年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1909年毕业即留两江师范学堂附中任教。吕凤子在宁求学及工作期间,恰逢杨文会开办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因常前往听讲。经吕凤子转述,吕澂或有机会接触杨氏佛教文化事业,于是有所谓“宣二读内典”的契机。吕澂先生曾回忆说:“对我思想上发生过影响的,只有大兄,他早进了高等学校,带给我许多新知识。我之爱好佛学,也由于他传达在宁所闻杨文会先生的讲说而得到启发。”由此可见,通过吕凤子,年轻的吕澂不但接触到许多新知,而且接触到杨文会等传播的佛教典籍和佛教思想。如果从欧阳渐从杨文会研治佛学的时间来看,吕澂先生接触杨文会的佛教文化事业或佛学思想或当在同一时期。当然,彼时吕先生尚未成年,欧阳渐已年届不惑。杨文会这一时期常常与南条文雄论及汉译佛典梵本以及欧洲佛学研究问题,他不但请南条帮助购致日本所存中国古旧佛典外,还多次要求南条帮助购致欧人所译佛典,尽管杨本人无力阅读那些“西文译本”,但“亦愿备此一体格耳”。杨文会的广搜博求给后来者以极大教益和启示,继承杨文会事业的欧阳渐即不愿以汉译佛典自限,虽然如此,欧阳先生的佛学论述仍主要限于汉文译本,他和杨文会一样无力阅读那些“西文译本”,吕澂先生后来对欧洲和日本佛学研究成果的汲取和接纳远远超越了杨文会、欧阳渐当初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澂先生可能早就受到杨文会启发而不是欧阳渐的教诲。如前所述,吕澂曾指认自己在遇到欧阳渐之前已经“寝馈台、贤五载”,而亲近台、贤诸宗的典籍和思想与杨文会从《大乘起信论》入门而主张兼收并蓄的佛学思维相当一致。

      1911年,年迈的杨文会病逝于南京金陵刻经处,年轻的吕澂则从镇江中学毕业并面临抉择:或进入刚刚起步的中国新式教育系统接受高等教育,或像当时不少中产阶级子弟那样,走出国门去接受日本或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以继续深造。也许是因为经济拮据,吕澂当时似乎并没有首先考虑为当时朝野所鼓励的留学道路。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政局动荡,国内许多高等学校已纷纷停办,直到1912年春,一些学校才逐渐复课,吕先生遂考入当时刚刚复校的常州府中学(即常州中学)附设的私立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这个高等实业学校和常州府中学其实是一回事,两校监督(即校长)都是同盟会会员屠元博。常州中学本有师范、中学两班,实业学校系新开,仅一学期即宣告停办,学生也因此辍学。是年秋,年轻的吕澂又赴南京考入宋教仁任校长的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不料该校一年后却迁往上海,吕先生只得再度辍学。如此三番两次地辍学,几乎断送了学业,吕澂后来回忆说:“中学毕业后,我本想学些切合实用的学问,而一再受学校停办的影响,打乱了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吕澂却遇到了金陵刻经处的编校欧阳渐并得到了后者的悉心指点。

      我们知道,欧阳渐直到1910年才皈依杨文会学佛,尽管如此,1911年秋,当杨文会病逝于金陵刻经处,临终却付嘱欧阳主持金陵刻经处编校事宜。辛亥革命期间,欧阳不辱师命,只身守护金陵刻经处刻经坊直至政局稳定才抽身离开。1912年秋,年轻的吕澂在宁求学时或许已经接触过一直守在金陵刻经处并主持佛典编校事宜的欧阳竟无。据吕先生回忆:大学期间,“我不时去金陵刻经处购书,得识欧阳竟无先生,颇获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劝深入研究。” 1913年春,欧阳曾一度回乡,1914年春返宁,11月,欧阳先生始在龚家桥陈氏空屋讲学,吕澂等四人即成为第一批入室弟子,这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开端,也可谓“支那内学院”的萌芽。1914至1916年,年轻的吕澂先生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认真学习经论,同时兼作文献点校。据吕先生回忆:“1914年冬间,欧阳先生办成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供给部员伙食零用,我即入部专攻,兼点校刻稿。”据黄忏华回忆:同人在欧阳竟无指导下从事经论研究,复以其余力帮助欧阳先生点校经论,“唐人著述注疏多于经论分行,阅读至不便,则为合之。字句有脱误,则对校宋、元、明、丽诸藏以刊定之。合若干人之力,成绩斐然。”这便是所谓“民三遇吾师”的大致情形。

      欧阳渐《杂集论述记叙》称其研治《杂集论述记》始于民国三年终于民国八年,“心力羸劣,治半未彻,起予者吕渭,赓续而成之,黄华亦纠治两条。”黄华即黄忏华,吕渭即吕澂。由此可知,吕先生在佛学方面很早就显示出非凡才华而深得欧阳渐赏识。据当代学者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欧阳渐对汉译大乘瑜伽学系的经论作了一番彻底研究,写出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唯识学典籍提要(《法相诸论叙》、《瑜伽师地论叙》),其“法相、唯识分宗”的新论对学界和教界均产生相当冲击,欧阳渐本人亦赢得了沈曾植、陈三立、章太炎、蔡元培等在内的当代名流学者的敬重与支持,吕澂先生则是欧阳渐研究部时期最推许的弟子。据黄忏华回忆:欧阳竟无“于同人中最推许吕秋逸,常以鹙子呼之。鹙子者,舍利弗之译名,于释迦门下为智慧第一者也。”

      二、在“美术”与“佛学”之间

      从现存文献来看,从1914年到1916年,吕澂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跟随欧阳竟无学习两年多,这可以算作吕澂先生正式研习“佛学”的开端。吕澂在研究部得到欧阳先生的悉心指点,但如《杂集论述记叙》所述,欧阳先生的佛学研究似也曾受到来自吕澂的帮助。虽然如此,年轻的吕澂却并无留下的决心。1917年10月,吕澂先生自费赴日本留学,1918年5月提前回国转而从事中学美术教育,这个过程表明年轻的吕澂当时确实无意以“佛学”为志业。尽管如此,1920年前后,从事美术教育的吕澂不但发表了一批有关“美术”(fine art)和美学(aesthetics)方面的论文,而且也发表了有关佛教哲学方面的论文,这似乎表明年轻的吕澂对佛学始终未曾忘情。实际上,这种徘徊在“美术”与“佛学”之间的情形持续了近五年。在这个过程中,吕先生在“美术”和“美学”研究方面的迂回为其转向佛学作了某种程度的准备。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奠定了初步的语文学基础,(二)得到了一定的现代学术训练,(三)作了思想方面的储备,吕澂先生在佛教哲学上的某些观念在这一时期的美学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

      吕澂先生早年在“美术”和“美学”方面的尝试为其佛学研究提供了现代语文学工具,这主要是指英文和日文。吕先生何时开始学习日文尚待考证。据吕先生的回忆,1917年10月到1918年5月,赴日本学习半年多,其时日语程度或已十分可观。1919年2月,吕澂返回南京参与筹备“支那内学院”事宜。1920年2月,吕澂陪同欧阳渐前往云南昆明讲学以筹措支那内学院的办学款项,因事情毫无进展,吕先生提前回宁,途中却被刘海粟邀去“上海美术学校”参与艺术教育事业。1920年9月起,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澂开始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和教务长,并在该校讲授“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等课程,同时任《美术》杂志编辑。与此同时,吕先生还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学校”的美术史讲师。“美学概论”实际上是艺术哲学概论,“美术史”即艺术史(主要指绘画、雕塑而不含音乐、舞蹈等)。1921年7月,吕澂“在上海美术学校“及“上海美术专科师范学校”讲授“美术史”时编译了一部《西洋美术史》,该书主要依据“S.Reinach氏之Apollo(原书英译本1914年出版)”编译,另参考“J.C.Van Dyke,A.Marquand,A.L.Frethingham,A.D.F.Hamlin,W.H.Goodyear,矢代幸雄等各家著述。”Reinach之Apollo未论及二十世纪艺术,吕先生又据“R.Muther及日人黑田重太郎之说”补足,以期帮助读者“领会西方美术历世发展之途径以为深加研求之准备”。由此可知,吕澂先生此时已经可以利用英、日文学术资料。1921年8月,吕澂写到:“年来在上海美术学校、专科师范学校先后讲授此学。”这部《美学概论》“专取栗泊士之说,而多依据日本学者阿部次郎、稻垣末松、大西克礼、管原教造、石田三治诸家之书,拣取要义,提举大纲,于美学之根本问题即何谓美恶者,已论释详尽,艺术大要亦因论涉及。”根据吕澂先生这一时期在艺术史、艺术哲学方面的论著,吕先生对英、日乃至法、德语文献均有所涉猎,而尤善英、日语文,众所周知,这两种语文迄今仍是国际佛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工具。

      据近代欧洲佛教学术史的经验,现代佛学家不但应掌握英、日乃至德、法等若干现代语文,还必须掌握梵、藏以及巴利等古典佛教语文。吕澂先生的学习和掌握梵、藏语文恰好是在其从事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研究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吕澂的学习梵、藏语文主要得到同门黄树因的启发和帮助。黄树因,广东顺德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自幼随家侨寓南京,早年曾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1920年(民国九年),黄树因由山东省高等监察厅厅长梅光羲居士介绍,到济南师从德国人雷兴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黄树因又赴北京大学从俄国流亡学者钢和泰学习梵文兼作梵文翻译,并从雍和宫喇嘛学习藏文,前后约三年,黄树因受钢和泰熏陶颇深,曾试译《庄严论安慧释》、《二十唯识颂安慧释》等数种,惜未印刷流行。1923年8月,黄树因病逝世于北京,年仅二十六岁。1926年12月,吕澂先生回忆说:1917年(民国六年)以后,黄树因“治梵、藏学于燕、鲁,历七载。不常归,归必改观。初返,授余梵文。唯举弥陀金刚诸经。再返,乃出蕃本摄论,历历指示唐译有待印证蕃文者,批解豁然,为之称快。三返,则携安惠庄严经论释,谓将迻译以补兹文之残缺。盖居士之学已有成矣。”我们直到吕澂先生1917年已经离开刻经处研究部,假定1919年2月回部,黄树因初次教授吕澂梵文的时间也不会早于此。而据吕澂先生晚年的回忆:“大约是1920年光景,我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当时我们派遣黄忏华居士的胞弟黄树因到北京从俄国佛教学者刚和泰学习梵文,又从雍和宫喇嘛学习藏文。每年寒暑假黄树因回到南京,与人谈及在北京学习梵、藏文情况,我听后很受启发,决心自学这两种文字。于是我请黄树因帮我找到几本梵汉字典和藏汉字典,利用空余时间自学。有时黄树因从北京回来,就请他指点。大约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我就能借助字典阅读梵、藏两种文字的原文了。”如果这段晚年回忆可靠,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吕先生早年在积极从事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研究的同时,也在自学梵藏文字,而且吕澂当时很有可能从黄树因那里了进一步解到刚和泰等欧洲佛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

      不但是语文工具和学术方法,在观念层面,吕澂先生早年在艺术哲学和艺术史方面的尝试与“佛学”也并非毫不相干。1918年10月,吕先生写了一封论“美术革命”的信寄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其中阐述了他对当代中国艺术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这封后来被陈独秀命名为“美术革命”的通信中,吕先生提出实现所谓“美术革命”的四条道路:

      (一)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

      (二)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

      (三)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

      (四)以美术真谛之学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

      这里多次谈到“真谛”、“真相”以及“真正之是非”,从这些问题意识可以看出,吕澂的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研究背后鲜明的求真意志,这一点和他后来兼顾佛教哲学和佛教史的“真佛学”完全一致,实际上,此时在吕澂及一般学者心目中,欧阳渐复兴的唯识学就是“真佛学”。

      在1920年完成于“上海美术师范专科学校”的《美学概论》中,吕澂曾解释该书何以专取利普斯(吕译“栗泊士”)的移情学说:一方面,“我国近时艺术浮薄鄙陋,其弊已甚,栗氏学说归美恶判别之根柢于人格,又觉有针砭时病之用。”另一方面,“述者尝有志于建立唯识学的美学,对于栗氏学说以感情移入为原理,颇与唯识之旨相近者,不禁偏好。”这显然不是随意提及的,在《美学概论》中,我们看到吕澂多次使用的“心本质(本性)”一语,这与此后多次出现的“心法性(本质)”是同一个概念。《美学概论》对感情进行分类时提到:“视感情根据与对象之关系可别感情为三种。第一,对象为引起精神活动之原因,而对象之要求与人心本质或现在生活要求(Lebensbedürfnis)之关系规定活动之性质,此时所经验者为对象感情(Gegenstandsgefühl),如见绿色同时有爽适之感。第二,由对象生起新的过程,而且对于现在自余种种心的过程之关系规定活动之性质,此时所经验者为位置感情(Konstellationsgefühl),如满足之感情与成功之快愉皆是。第三,现在心的过程之全体与人心本质及组织之关系规定活动之性质,此时所经验者为一般状态感情(Allgerneine Zustandsgefühl),如兴奋倦怠之感情则是。”又说:“一切感情虽视所根据之精神活动如何而异其性质,但皆莫能外快与不快之一方面,与色彩不离明暗者正同。……由对象引起之精神活动既为对象之性质所规定,同时又为人心之本质与原有之生活要求所限制。……又快于不快之程度,即由各个活动过程与人心本性之关系而定。”又《美的形式原理》一章开端就提出:“美为物象之价值,能生起吾人快感,此为前章所已言。快感之生起必以适合心之本质为根据,此亦前章所已言也。然则人心之一般本质果何似耶?曰,其最显著者为统一。吾人苟各加内省即知日常精神活动莫不偱此一种法则而行。必欲外象符合此种心性,其结构之各部分或在其他对象间知位置,必备归于统一之性质,即所谓归一性(Einheitlichkeit)者乃可。”归一性即同一性。利普斯美学思想的主要创新是指出“移情”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他确实强调尊重人和生命,但较少涉及“心的本质”或“心性”这类概念。吕澂先生在其美学著作中使用的“心的本质”或“心性”极有可能来自其早期佛学背景。

      总之,首先由于由“大兄”吕凤子的转述,年轻的吕澂接触到晚清杨文会所传播的佛教思想、所刊印的佛教经论。其次,由“亲教师”欧阳渐的接引,年轻的吕澂得以进入佛教哲学的思想空间。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两年后,吕先生转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又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哲学研究,确实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但近五年的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研究经历不仅为吕澂提供了欧洲日本的语文学工具和学术训练,同时也为其佛教哲学研究做了某些思想理论准备,同一时期对梵、藏语文的研习更为吕先生此后的“佛学”奠定了扎实而宽阔的学术基础。从1923年起,吕澂先生最终决定从艺术哲学“转向”佛教哲学。

      三、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

      如前所述,从1918年到1922年,吕澂先生走完了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的早期学术道路。虽然如此,吕先生1923年“转向”的思想机理至今晦暗不明。我们仅仅知道如下一些事实:1922年7月17日,经过四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正式开学,吕澂被任命为“支那内学院”的“学务主任”;1923年,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以及《唯识讲义》(三卷)由吕澂根据聂耦庚笔记校订后交“支那内学院”正式出版,吕澂先生编写的《印度佛教史略表》与《声明略》也同时出版,这些著述是“支那内学院”建立后的第一批学术成果。1923年7月,“支那内学院”召开第一次研究会,吕澂在这次会上提交了《大乘经之比较读法》,这篇论文进一步展示了细密的文本批判方法。巧合的是,后来成为吕澂先生“佛学”核心命题的“心性本净”也在这篇论文中首次出场。从这批早期著述中可见,与欧阳渐注重理论探讨不同,吕澂先生从一开始就比较侧重基于语文学的佛教文献批判和历史分析。

      1923年,“支那内学院”出版了吕先生编写的《声明略》,这本小书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目前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本佛典梵文概论,介绍的是一些梵文的基本常识,如字母形态、构词法,三种词性(阴阳中)、三种数(单双复数),“八啭声”(八种变格)以及“六离合释”(复合词的六种结构方式)等。《声明略》也可说是吕澂先生研习梵文的某种总结,吕先生说:“佛家特名此学为‘声明’,”实则“分别声韵、训释文例,其大体有似于后世所谓文典”,“属研习他种学术之基础”,然而“声明一道,自昔未尝全传,悉昙而外,著述家偶有解说,语焉不详,且多谬失”;“今时谈佛学者甚盛,唐译诸集尤见推崇,声明之明,宜知是时”。吕澂还特别指出:“奘师所译,莫不斟酌华梵,文义俱洽,而其章句之间,亦不期多存原典之形式,假使学者非稍习声明,即时苦其诘曲难读,兼以审定名义,必从离合之方,辨别主宾应视啭声之例,毫厘之差,不厌研覈,此亦非略详声明,殆莫由悉其实际者。”由是言之,吕澂研习梵文是以读懂玄奘所译的佛教典籍为目的,非为梵文而梵文。在时人心目中,吕先生与乃师欧阳先生同被新知识界视为“真佛学”的象征。1921年,梁漱溟在北京出版了风靡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第一版“自序”称:“我请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不必以我的话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阳竟无先生。我只承认欧阳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欧阳先生的佛学是佛学,别的人我都不承认,还有欧阳先生的弟子吕秋逸先生,欧阳先生的朋友梅撷芸先生也都比我可靠。”同时或稍后,主编《东方杂志》的李石岑在上海等地演讲时也常常提及“吾师欧阳竟无先生,吾友吕秋逸先生”以及“由欧阳先生得来的真佛法。”由此可见,吕先生与乃师欧阳先生同被新知识界视为“真佛学”的象征。

      吕澂《声明略》与研究玄奘译传的佛教典籍尤其是唯识论书关系颇深,其中批评唐代学者某些误传和误解即多取玄奘一系等唐人学者的注疏为例:

      唐人著述解释名身诸义、共传苏漫多(梵Subanta,一译苏槃多)、底彦多(梵Tinanta,一译丁岸多)二声之说。略谓苏漫多声有二十四啭,即八啭声中各具一言、二言、多言之别;此又各有男声、女声、非男非女声。则实成七十二啭也;底彦多声有十八啭,般罗飒迷(梵Paraśmai)阿答末泥(梵ātmane)各有泛说、说他、说自三者,此又各分一言、二言、多言,合计十八啭也。考二声之别、本自《波尼你》之书,波氏区别文法各项皆以单纯文身名之;苏漫多声即谓具有一言、多言、体声、依声等(解俱见后)尾声变化之一切名(原注:波氏言“一言体声”为苏(Su),多言依声为苏钵(Sup),合音仍为苏钵;更与意谓在后之“安多”(ānta)一名相连结乃得苏漫多之音,即以表一切名之有一言、体声等变化者,至谓一言为苏、多言为苏钵,不过以尾声变化为尸(S)为苏(Su)作例,而随合一韵或一声成一文身,便于记诵,波氏书中标号概多从此例也),底彦多声即谓具有一言、多言、为他、为自等(解见后)尾声变化之一切名(原注:波氏名“一言为他”为底钵(Tip)多言为自为摩辛(Mahin)合音为丁(tin),再合安多乃成底彦多,即以表一切名之有一言为他之变化者,余例前解)。前者谓名、代、形容诸词,后者则动词也。梵语除介词、助动词、连词等名无声韵变化之应用外,余皆名之主体即所谓字体者不可变动,其尾声一部则视所应表白之位次、宾主、数量、一多乃至时分远近等转变其声,是即所谓啭声也。

      《唯识枢要》第一解二声名义以为苏声居后而成其啭声者曰苏漫多,底声居后而成其啭声者曰底彦多声,其说近是。然窥师解二声之用乃谓苏漫多声见于泛文,底彦多声则以庄严文句,遂致判为雅俗两途(见《瑜伽略纂》第六,他家亦多从此说),一若泛文之间可无底彦多声即并动词变化亦无之者,未免立说失当。若在余家,更于底彦多声中分别般罗飒迷等两种,一则泛用,一则令文巧妙,并无别义,其实般罗飒迷义属为他,即动词所表之动作及于他身他物者,阿答末泥义属为自,即动词所表之动作仍反于自身而止者,两种意义常别(梵语动词几全具两种用法,于是本来只有自动或他动之义者,虽具二用,义亦不变),岂可以巧拙相判?又底彦多声中有泛说等三,即《大论》所谓初中上士,窥师解作小儿庸人达者,又说八啭声中亦有此别,其实三士但指动词所目彼此之别,即通常所谓第一二三人称者,随主语而别用,并无差等;若代名等有彼此等别,则与动词之一名有三啭声者又不侔也(梵语所说人称次序,与欧西文典相反,初举泛说即指第三人称,原名乌他摩补鲁杀(Uttama-purusah)译义为无上士,次列说他指第二人称,原名摩?摩补鲁杀(Madhyama-purusah)译义为中士,后陈说自指第一人称,原名钵罗檀补鲁杀(Pratham-purusah)译义为第一师,说者判三名有高下差别,殆即泥于原名而然)。以上数端,皆系唐人错解不可不知(曾见日人阿满得寿《悉昙弥陀经》弁言中论及旧解苏漫多等不当,但亦未能详其所以然也)

      上述第一节介绍梵文语法知识(词法),第二节则批评窥基等唐人学者对梵语文法的误解。从《声明略》,可以看出吕澂在佛学上几个特点:(一)以语文学为“佛学”服务,《声明略》介绍梵文文法并不是离开佛典研究去介绍,故梵文文法经典《波尼尼经》本身极少涉及;(二)坚持学术独立,虽以玄奘一系所传译的佛典为中心,但既不迷信西学(欧洲、日本的东方学),也不迷信古学(玄奘译本及其唐人注疏);(三)注重欧洲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有借鉴也有批评,深得以语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考据学(textual-historical criticism)精髓。总之,20世纪20年代,吕澂先生在我国佛教学术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绝非偶然或侥幸得之。

      20世纪20年代末,刚过而立之年的吕澂竟被时人写进了小说。1929年,姚锡钧在《龙套人语》中写道:

      杨老居士年少时,曾从过军,跃马横槊,俨然河朔健者,一朝皈依三宝,尽去以前结习。到暮年尤其纯粹至精,功行圆满。示寂之时现有舍利一颗,做淡红色,其为往生净土无疑。那“内典流通处”至今仍还在南京,就在杨老居士家里。老居士的遗塔,也在其中,供一般后人的景仰。老居士圆寂以后,他及门有一个上座弟子,复姓东方,单名一个镜字,专精相宗,极深研几,足以继承他的衣钵。在南京半边街地方,创立一个“中国内学院”,继续著述开讲,信从者极多。人家尊崇他的学行,就称他为镜大师。镜大师主讲多年,也得了一个得意弟子,丹阳人,姓严名逸秋。年纪还不过三十上下,仪容清俊,态度温文,看去还不过是个学生模样,却是内学功夫,早已出人头地。并还研究中西美术,善于演讲。……近来镜大师开讲不多,内学院里的课程,也是大半归严逸秋主持,忙得不可开交。自从程仪斋作了江南巡按,也信仰佛学的,闲时并亲自去听镜大师讲演。那时江南的最高学府江南大学,也添了一门功课,就请章梅村讲授。真是宗风所布,盛极一时。

      《龙套人语》1929年在上海《时报》连载,后以《江左十年目睹记》刊行,姚锡钧是南社著名文人,他有意为史家做参考而作此说部,文中杨老居士,东方镜,严逸秋即分别影射杨文会,欧阳渐和吕澂。借助这一文学刻画,我们对支那内学院初期的吕澂先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吧。

      (丁海虎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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