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 杨维中:东晋时期南京高僧法显大师西行事迹及其贡献

     

      摘要: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玄奘、义净是最有影响的三位西行求法高僧。而作为有文献记载、第一位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法显不畏艰险、舍生求法的精神,不光鼓舞了历代的佛教信徒,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本节分法显生平简介、法显的西行经过以及法显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之。

      关键词:法显;生平;西行事迹;

      一、法显大师生平

      关于法显大师的生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等都载有法显的传记。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所载最为原始,史料价值自然最高,其它的数种传记大多抄自《出三藏记集》而鲜有新的史料出现。特别是,慧皎《高僧传》卷三所载《法显传》全据《出三藏记集》所成,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却有改动。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评论的:“查《僧传·法显传》全抄《祐录》之文,而间加以改窜,但其改窜之处往往甚误。”后起的诸种有关法显生平的载记,或依《出三藏记集》之《法显传》,或依《高僧传》之〈法显传〉,致使法显生平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异说纷纭。在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有关法显的生平事迹,最可信的仍然应是《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法显传〉以及法显自己所撰的《佛国记》。在此,我们依据有关原始材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对法显的籍贯、生卒年代以及生平的基本情况作些考证与说明。

      关于法显的籍贯,《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及《高僧传·法显传》均作“平阳武阳人”,日本学者足立喜六、长泽俊和等人将其注为现今山西襄垣县,我国学者贺昌群以及通行辞书也将“平阳武阳”注为“山西襄垣县”。这一批注,基本上属于以讹传讹,没有多少根据。正如章巽先生在《〈法显传〉校注序》中所说:“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当为平阳之误。”杨曾文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相关章节中写道:“据《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属司州,有十二县,但其中无武阳县;襄垣属并州的上当郡,当时也不称武阳。又查《历代三宝记》卷七载为:‘平阳沙门释法显’。故说法显为‘平阳郡人’更为妥当,或即生于平阳郡治所在地。”吴玉贵先生赞同章巽先生的看法。本人以为,将“平阳武阳”解释为现今山西襄垣县肯定是错误的,但因此而认为“武阳”一词为赘疣,也许并不很恰切。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平阳”并非郡名而是县名,“武阳”则并非县名而是村镇之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否真的如此,仍然有待于对古代平阳郡平阳县(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之村镇进行探察。从现有材料出发,笼统地说法显出生于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是比较妥当的选择。

      法显的生卒年,由于史籍未记载其卒年,更兼之关于其年龄有二说,所以一直难有定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载,法显“后到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二。”而慧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则说:“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三中采用了慧皎的说法。除此之外,更有现代学者陈垣提出:

      法显年岁,《出三藏记集》十五作八十二,梁《僧传》三作八十六,似皆不可据。《出三藏记集》云:“法显二十受大戒,以晋隆安三年发长安。”是法显出游时不过二十余,经十六年还都,不过四十,译经数年卒,不过四十五六。梁《僧传》于“受大戒”上删“二十”两字,出游年岁不明。

      其实,陈垣此说很难令人信服。《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原文如下:法显“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心。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沙河。”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十受大戒”与“晋隆安三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从《出三藏记集》以及《高僧传》的有关记载推断,二者绝对没有直接的时间关联,而是有着三十余年的时间间隔。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垣先生对于古代史籍的记载发生怀疑呢?其内在根由在于对于法显高龄出行的疑惑态度。如果信从《出三藏记集》或《高僧传》的记载,则法显从长安西行的年龄为五十余岁,甚至接近或超过六十岁。而以如此高龄出行,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是难于思议的。正是从这一疑惑出发,陈垣先生才对《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发生了怀疑与误读,以为法显是二十余岁西行的。但怀疑毕竟只是怀疑,古代史籍俱在,仅凭怀疑是不够的。

      除《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本身的记述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法显西行的同行者的年齿找到法显高龄西行的证据。先后加入西行行列的有十人,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四人。他们是:慧嵬、智严、宝云、慧达。慧嵬是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就加入的伙伴。慧皎《高僧传》卷十一《释慧嵬传》记载,“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这说明,慧嵬最后可能并未回到内地。因而其之所以被列入《高僧传》完全是由于其在去西域前的名声和影响。慧皎说,慧嵬“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

      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文中所记事迹全为西行之前所发生,可见,慧嵬此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僧人了。宝云、智严、慧达都是在路途中加入西行队伍的,且都回到了内地。宝云圆寂于公元四四九年,与法显西行时,宝云为二十四岁。智严圆寂的上限为公元四二七年,享年七十八岁,因而加入西行队伍时至少已经五十岁。据《高僧传》所载推算,慧达至迟应生于435年,其于400年在于阗加入西行行列时的年齿应该为五十五岁。果真如陈垣先生所说,法显二十余岁西行,其在西行队伍中的感召力会大打折扣的。而从法显所写的内容看,西行的倡议者无疑应该非法显莫属。尽管从长安出发的四位同伴中,仅有慧嵬一人的年齿能够知晓,但基本上可以排除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之一为最初发起组织者的可能。从《佛国记》所附时人的《跋》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法显所言的可靠与真实性。更何况,一同西行的宝云、智严,在《佛国记》写成并流通时,都在京师建康参与译经活动。这些人在看到法显的记述后,并未表示异议,而《佛国记》所附〈跋〉文的作者并且称赞法显“其人恭顺,言辄依实”。从这些完全可以肯定,法显不会有意夸示己功而以首领自居的。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古人的说法,而对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的歧异,我们本著先出者可能更为近真的原则,姑且以《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所记的“八十二岁”为法显的年寿。至于法显大师具体的圆寂时间,史籍未能明载,只能依据有关材料作些推断。

      关于法显的圆寂时间,《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仅说,法显“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因而确定法显离开京师建康的时间是确立其圆寂上限的唯一线索。据《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出经后记》说:法显等人于“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校订尽讫。”《摩诃僧祇律》所附《后记》载:“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斋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在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义熙十四年二月末相当于公元418年4月20日。可见,至迟在公元418年4月20日之前,法显仍然在京师建康。另外,据《高僧传》卷三《释佛驮什传》说:佛驮什“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佛驮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到达建康,十一月开始翻译,至第二年十二月方才完成《弥沙塞律》的翻译工作。可见,法显至迟是在景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圆寂的。

      依据上述史料,可以断定法显圆寂时间的上限为东晋义熙十四年末,下限为刘宋景平元年。考虑到法显圆寂于荆州辛寺,所以,其上限应该再朝后推。这里,确定上限的关键又在于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我们以为,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不应该离《摩诃僧祇律》译出的时间太近,因为法显西行的目的就是弘传律法,在自己带回的律本未曾译出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产生离开京师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以为将其定在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是较为合适的。大概在江陵不久,法显就圆寂了。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得出法显最可能的圆寂时间区间为公元420年至423年。本书后所附〈法显大师年谱〉将其圆寂时间暂定于公元422年,以享年八十二岁计算,法显大概生于公元340年。

      法显,俗姓龚,兄弟四人,其中三位兄长都是童年丧亡,其父恐此祸殃及法显,在法显三岁时就将其送至寺院度为沙弥。后来,法显曾经被接回家几年,病笃欲死。但只要送还寺院,几天后病便痊愈。法显便不再愿意回家而长住寺院,其母想见之而不能遂愿,只得站立于屋外凝视法显。法显十岁时,其父亲病逝。法显的叔父以其母寡居,逼迫法显还俗,法显不从。法显对其叔父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以为其说有理,遂听任其出家为沙弥。不久,法显之母丧亡。法显回家办理完丧事,仍然回到寺院。

      法显在做沙弥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勇敢和凛凛正气。有一次,法显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当时有饥贼欲夺其谷。其他沙弥都跑开了,唯法显纹丝不动。法显对劫贼说:“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法显说完这一席话,就转身离开了。劫贼被法显的劝告所打动,竟然放弃抢劫,空手离开了。当时在场的几百僧人无不佩服法显的气概。

      法显年二十,受具足大戒,成为正式的僧人。

      法显的早期经历,留存的文献甚少,难于尽知。从《出三藏记集》等所载的本传中,仅仅知道法显早期大概住锡于自己的家乡平阳郡的寺院中,后来又来到了长安。关于法显到达长安的时间,现存史料未能明言。在此只能依据当时北方的历史状况以及佛教的发展情况,作些推断。

      法显出生在后赵政权统治下的平阳郡,而在其十一、二岁时,后赵政权被前燕政权所代替,而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的时机,由苻健率领西归关中。公元351年,苻健在长安建立政权,史称“前秦”。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原与关中分别由鲜卑族、氐族政权统治,平阳郡与长安的交通并不太通畅。显然,法显在此前不大可能前往关中。在前燕建熙十一年(370),前秦灭掉前燕政权。此后不久,北方大部分地区被前秦统一。前秦建元十五年(379)二月,前秦攻陷襄阳,道安大师北上到达长安,被苻坚安置在长安五重寺。由于道安的特殊感召力,长安成为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随侍道安的弟子竟达千人。法显最有可能于此时前往长安,因为这一段,恰好也是北方地区比较稳定的时期。法显所在的山西也在前秦的统治之下,正好成行。当然,法显也有于后秦时期到达长安的可能。不过,与前一种可能相比较,后一种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在前秦建元十九年,前秦苻坚发兵九十万,企图消灭东晋政权,但在淝水被东晋军队击溃。此后,北方又陷于混乱局面。平阳郡由鲜卑族政权统治,而关中地区则由羌族人姚苌所建立的“大秦”(史称“后秦”)统治。在两大政权的对峙之下,法显贸然起程前往长安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何况法显在《佛国记》中明确说过:“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也就是说,法显是在长安发心西行求法的。因而不存在法显为了西行求法而先到长安的可能。

      综合上述理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法显大致是在公元371年至383年之间的某一年到达长安的。而综合当时道安大师在佛教界的影响以及由于道安大师之北上而造成的长安佛教的兴盛,我们可以再行将法显到达长安的最可能时间限定在公元380年至383年之间。

      法显在长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弘愿,并且结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至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

      从天竺、师子国归来的当年七月末,法显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义熙九年(413)的夏坐。而此年春天,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与宝云一起,随刘裕从江陵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住于道场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佛国记》。

      法显在京师建康数年,共译出经律六部七十三卷。但是,这只是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的经律文本的一部分。

      如前所说,大概在东晋元熙元年,法显离开京师建康,最后到达江陵,住锡于辛寺。法显为何在高龄之年离开建康?这是考证法显晚年生活的一大迷团。法显之所以将自己所带回的梵本经律文本置于建康而不顾,想必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推测言之,至少有两大因素:第一,建康佛教当时的风尚是特别重视义理,相对而言,对于法显最为关心的戒律问题并不是特别热心。具体例证至少有二:其一,在《摩诃僧祇律》未曾译成的情况下,佛陀跋陀罗等就已经开始翻译《大般泥洹经》;其二,在京城僧众的要求下,佛陀跋陀罗在义熙十四年三月开始翻译大部头的《华严经》,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再翻译法显带回的其它律本了。第二,东晋义熙十四年,以法显从摩竭提国带回的梵文本为底本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本),在建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争论。实际上,也有人怀疑其传本的真实性。——此问题在下文另有论述。可以想见,作为此经译出文本的携入者,法显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上述两种因素的迭加,使得法显难于继续住锡建康,以近八十高龄之躯,西上荆州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在江陵新寺住锡未久,法显就圆寂了,终年八十二岁。

      二、法显大师西行的过程

      东晋义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法显在京师建康完成了自叙其西行所见的文稿,并且很快在京师流通传阅。过了两年,在建康道场寺一位僧人的建议下,法显对自己所写书稿作了修改补充。这就是后来以数种书名流传至今的《佛国记》一书。在此书中,法显大师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与同伴一起,西度流沙、跨越葱岭,到达天竺的经过。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于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归,惟独法显以坚强的意志,拖着高龄之躯,经师子国,从海路归返中土。一部《佛国记》,不仅是法显西行的艰难历程的叙述,弥漫于其间的更多的是不惜身命、弘法利生的菩萨精神。依照法显的行程,可以将《佛国记》分为“由长安西行至沙河”、“西域记游”、“天竺记游”、“师子国记游”以及“海路归国”五大单元,其中“天竺记游”为全书主体内容,又可分为四部分。以下我们首先依照上述顺序对《佛国记》的主要内容以及法显西行的过程、法显路途所见作些概括性介绍,然后对于法显西行的十位同行者中可以考见的四人之生平略作提示。

      1、由长安西行至沙河

      法显在后秦的都城长安停留了若干年,感于当时中土佛教戒律的缺乏,发愿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经过多年筹划,法显于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三月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艰难历程。时年,法显已经接近六十岁。四月,法显一行翻越陇山,到达乾归国夏坐。乾归国是指十六国时期西秦的国都金城,其故址在今甘肃省兰州市西。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一行从乾归国出发,继续西行,到达耨檀国。耨檀国是指十六国时期南凉的都城,法显到达耨檀国时,其国都为西平,即现在青海省西宁市。在耨檀国停留不久,法显一行翻越养楼山,到达张掖镇。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因张掖一带大乱,法显等一直停留在张掖镇,并且在张掖镇度过了离开长安的第二次夏坐。在张掖镇,法显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同契,后结伴西行求法。西行队伍已达十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等由张掖前进至敦煌,停留一月有余。后来得到敦煌太守李暠的资助,并随同使者一起前行度过沙河。

      2、西域记游

      度过沙河,法显就抵达了中国古代史籍中所称的“西域”地区,时为400年10月。此处所说是指狭义的“西域”概念,即《汉书》卷九十六所说的,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及以南的广大地区。

      法显在沙河之中行进十七日,路程一千五百里,到达鄯善国,在此国停留一月余日。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其地在今新疆若羌县。大约在十月初,法显一行从鄯善国出发向西北行进十五日,到达焉夷国。焉夷国位于现今新疆焉耆县。法显一行在此国停留两个多月。后来,法显等七人又从焉夷国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

      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经过一个月零五日的长途跋涉,法显等人于此年一月下旬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慧景、道整、慧达先行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因为打算观礼行像,便在于阗国停留了三个多月。四月十二日,行像结束后,法显等人历经二十五日路程到达子合国,并在子合国(位于今新疆枼县)停留十五日。五月中旬,法显等人从子合国南行,进入葱岭山,历时四日,到达于麾国。法显在此国度过了他离开长安的第三个夏坐。大约八月下旬,法显等人行进二十五日,到达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竭叉国王城故址大致位于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竭叉国供养有佛陀唾壶,建有佛齿塔。法显在竭叉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3、天竺记游

      经过三年多的长途跋涉,法显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天竺国境。时为公元401年末。我国古代史籍传统上将印度半岛称之为“五天竺”或“五印”,即北天竺、西天竺、东天竺、中天竺以及南天竺五部分。法显翻越葱岭后首先到达了北天竺,然后依次为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法显是从海路到达师子国的,所以其足迹未曾到达南天竺。

      法显在北天竺游历了七个国家,依次是:陀历国、乌苌国、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剎尸罗国、弗楼沙国、那竭国。

      公元401年末,法显等从竭叉国出发,历时一月,得以翻越葱岭,到达北天竺境内。法显抵达的第一个天竺国家是陀历国,其故址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北岸达尔德斯坦的达丽尔。陀历国有天竺最著名的弥勒菩萨造像。第二年,法显等顺着葱岭向西南方向行走十五日,度过了印度河的支流,到达乌苌国。乌苌国有佛陀遗留的足迹。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行出发去那竭国,法显等人则继续留在乌苌国度过了夏坐。八月底,法显由乌苌国南下,到达宿呵多国。宿呵多国有佛陀本生时“割肉贸鸽”之故址,其上并建有大塔。大约九月,法显等由宿呵多国东下,经过五日跋涉,到达犍陀卫国。该国疆域迭有变更,其强盛时期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法显到达之时,其国势力已经逐渐衰落。犍陀卫国有佛陀本生时“以眼施人”的遗迹,其上并建有大塔。从犍陀卫国东下,经过七日的跋涉,法显等到达了竺剎尸罗国。此地曾经是犍陀卫国之首都。佛陀为菩萨时,曾经在此地“以头施人”,也曾在此地“投身餧饿虎”。此二处都建有大塔。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法显等人到达了弗楼沙国。此国有迦腻色迦王修建的、人间最宏伟壮丽的大塔,此国所供养的佛钵也深得人们敬仰。慧景在那竭国生病,道整就留在那里照看他,慧达一人又返回弗楼沙国。慧达、宝云、僧景于是一起返回中土,慧应在此国的佛钵寺圆寂。由于这些情况,法显一人独自前往供养佛顶骨的那竭国。

      法显独自由弗楼沙国西行十六由延的路程,到达那竭国。那竭国的故址在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法显在此度过了“冬三月”。印度习惯以十月十六日至次年的正月十五日为“冬三月”。因此,可以推断,法显到达那竭国的时间为十月中旬,而离开那竭国的时间在第二年的正月下旬。法显在那竭国瞻礼了佛顶骨、佛齿塔、佛锡杖精舍、佛影窟。

      法显在西天竺游历了三个国家,依次是:罗夷国、跋那国、毗荼国。

      后秦姚兴弘始五年一月下旬(403),法显、道整、慧景三人南度小雪山,向西天竺进发。慧景不幸在小雪山北麓圆寂,法显、道整则翻越小雪山到达罗夷国。这是法显到达的第一个西天竺国家。法显在此国度过了他离开长安的第四次夏坐。八月下旬,法显、道整从罗夷国南下,经十日的跋涉,到达跋那国。从跋那国东行三日,法显、道整到达毗荼国。

      从毗荼国东南行八十由延路程,法显到达摩头罗国。摩头罗国为古代印度与西方通商之路上的重要地点。由此,法显踏入中天竺,即佛教史籍所说的“中国”。中天竺是法显西行的最终目的地,法显在此停留达六年之久,不仅瞻礼了佛教圣迹,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他所立志寻求的佛教经律文本。法显在中天竺游历了个十五个国家或城市,依次是:摩头罗国、僧伽施国、罽饶夷城、沙祇大国、拘萨罗国舍卫城、迦维罗卫城、蓝莫国、拘夷那竭城、毗舍离国、摩竭提国巴连弗邑、王舍城、伽耶城、迦尸国波罗捺城、拘睒弥国、瞻波大国。在此部分中,法显并且依据传闻记述了达嚫国的基本情况。

      后秦姚兴弘始六年(404年),法显在此年由摩头罗国继续东南行八十由延的路程,到达僧伽施国。僧伽施国有多处佛陀升入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后又重归人世间的遗迹。此国有一座白龙精舍,法显在此寺度过了他离开长安的第五次夏坐。大约八月下旬,法显、道整从僧伽施国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走七由延的路程,到达著名的“曲女城”,此城之西六、七里的地方有佛陀当初为其弟子说法的故址,此故址之上建有大塔。从此城度恒河,南行三由延的路程,有一座叫“呵梨”的村庄,佛陀曾经在此散步、说法,其故址之上也建有大塔。由呵梨村继续东南行十由延的路程,法显到达了沙祇大国。此国是佛陀所用过的齿木弃之又复生的遗址所在,此外还有过去四佛经行和坐处之遗址。从沙祇大国北行,法显和道整到达了拘萨罗国的舍卫城。此城曾经是波斯匿王的治所,佛陀传道的遗址甚多,重要的有:大爱道精舍、祇洹精舍、孙陀利杀身谤佛处、佛与外道辩论处精舍、影覆寺等。在佛陀活动的时代,拘萨罗国的国都在舍卫城。舍卫城的故址位于现今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的贡达与巴赫雷奇二县交界处的沙赫特-马赫特村。法显还瞻礼了舍卫城周围过去三佛的圣迹。

      从拘那含牟尼佛出生处继续东行一由延的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佛陀的故土迦维罗卫城。迦维罗卫城是佛陀出生、作太子时生活的地方,圣迹自然很多。此外,释迦成佛后返回故土,曾经为其故国人民讲经说法,这些圣迹也都存在。法显在迦维罗卫城对上述两类圣迹都一一进行了瞻礼。由释迦太子出生地“论民园”东行五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蓝莫国。此国有阿育王未曾开启的佛舍利塔——“蓝莫塔”,也有一座“灰炭塔”。法显、道整从蓝摩国东行十二由延路程,到达拘夷那竭国。此国为佛陀涅槃焚尸的地方,现今却很荒芜。此城大致位于廓拉克浦尔以东三十五英里的迦西亚村。法显、道整从拘夷那竭城出发东南行十二由延路程,到达梨车族人追赶挽留佛陀的故址。从此地再东南行四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毗舍离国。此城中有阿难半身像以及庵婆罗女为佛陀奉献的住所。佛陀最后一次离开此城回头观望之处也修建了大塔。此城西北有著名的“放弓仗塔”以及“七百长老结集大塔”。毗舍离国的故址在现今印度比哈尔北部木扎伐浦尔地区的巴沙尔。

      从结集大塔继续东行四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五河合口,这里有阿难于河中涅槃分身的故址。此处为五大河流的汇聚之处,位于从毗舍离城至摩竭提国巴连弗邑的恒河渡口。五大河流是:甘达克、腊普提、哥格拉、恒河、宋河。五大河流汇聚之后成为恒河下游而继续东流。

      法显、道整渡过恒河南下一由延路程,到达了摩竭提国的巴连弗邑。此城是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治所,据传说,城中宫殿以及城内的小山都是役使鬼神所造。摩竭提国是印度古代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其领域大致相当于现今印度比哈尔的巴特那和加雅地方。巴连弗邑曾经长期为孔雀王朝的首都,因此,有关阿育王的遗迹非常多。法显到达时,此城为笈多王朝的国都,相当富庶繁荣。

      从巴连弗邑东南行九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小孤石山,此山中有一座石窟,当初天帝释就是在此石窟之中,以天乐娱佛并且向佛陀请教的。从此地西南行一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那罗聚落,此村是舍利弗出生、涅槃的地方,在其故址之上建有大塔。从那罗聚落西行一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佛陀时期阿阇世王所造的新国都——王舍新城,城西门外有阿阇世王建造的佛舍利塔。王舍新城距离旧城以北四里处。从王舍新城南行四里路程,就可到达环绕王舍旧城的五山里。王舍城是佛陀当初传播佛法的重要城市,周围五座山峰之中,佛教的圣迹非常多。法显与道整一一瞻礼了这些圣迹。位于王舍旧城城内的圣迹有:舍利弗、目连初见頞鞞处,尼犍子作火坑、毒饭请佛处,阿阇世王酒饮黑象欲害佛处,庵婆罗园精舍。位于王舍旧城东南方向的耆阇崛山上的圣迹有:佛陀坐禅石窟,阿难坐禅石窟(即鵰鹫窟山),石室前有调达投掷石块伤佛足指处,佛说法堂。王舍旧城外东北三里处有两处遗址:一是提婆达多石窟,二是一比丘自杀得罗汉果处。王舍旧城故址位于现今印度比哈尔巴特那以北的一个叫作“拉杰吉尔”的山村。法显离开王舍旧城,到达摩竭提国的伽耶城。佛陀出家后,正是在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修习苦行、悟道、成道的。释迦修苦行之地位于距离伽耶城南二十里的地方,而释迦放弃苦行而洗浴、食糜的地方也在此地附近。伽耶城位于现在印度的比哈尔。从佛陀悟道处南行三里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鸡足山。此山为大迦叶圆寂之处。

      法显、道整瞻礼了鸡足山之后,又重新北上回到巴连弗邑。

      法显、道整从巴连弗邑顺恒河西下十由延路程,到达一个叫作“旷野”的地方。佛陀曾经在此地住过。从“旷野”出发继续顺恒河西行十二由延路程,法显、道整到达了迦尸国的波罗捺城。法显、道整在此城瞻礼了鹿野苑精舍以及佛陀初转法轮处、佛陀为弥勒授记处等圣迹。法显、道整又从鹿野苑精舍出发西北行十三由延,到达了拘睒弥国。这个国家也有佛陀当初住过的瞿师罗园精舍以及、经行、坐过的地方,佛陀还曾经在此地化度过恶鬼。

      法显、道整又从拘睒弥国出发,中经波罗捺城,重归巴连弗邑,学习梵文、梵书,抄写经律。法显此次在巴连弗邑达三年之久,在摩诃衍僧伽蓝得《摩诃僧祇众律》一部,《萨婆多众律》一部,《杂阿毗昙心》一部,《綖经》一部,《方等般泥洹经》一部,《摩诃僧祇阿毗昙》一部。道整来到天竺以后,欣羡此地僧众戒律的严整而决心留在天竺。而法显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天竺的戒法流通到汉地,所以,他决心返回汉地。

      后秦姚兴弘始九年(407),法显独自顺恒河东下十八由延路程,到达瞻波大国。此国也有佛陀当年活动过的故址。瞻波城是古代印度的六大城市之一。

      在公元407年,法显由瞻波大国继续东行十五由延路程,到达面临海口的多摩梨帝国。多摩梨帝国位于东天竺,此国佛法兴盛。法显在多摩梨帝国住了两年,写经、画像。

      4、师子国记游

      后秦姚兴弘始十一年十月(409),法显由多摩梨帝海口搭乘商人的船舶,历时十四昼夜,到达师子国。法显在师子国瞻礼了都城之北的佛足迹大塔、无畏山寺、贝多树、佛齿精舍、跋提精舍、大寺等。后秦姚兴弘始十二年三月,法显在师子国瞻礼佛牙,观看佛牙供养仪式。法显在师子国求得了《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以及《杂藏》一部。

      5、海路归国

      公元411年7月中旬,法显带着所得经卷搭乘商船踏上归国的艰难历程。法显搭乘的商船东下两日后,风大更兼船漏,危机之时,小船上的人砍断与大船连接的缆绳。在海上随风漂行十三昼夜,大约在八月中旬,这艘漏水的大船方才到达一个小岛上,修好了漏处之后又继续航行。在大海中漂流九十余日,大约在十一月十六日前后,法显等到达一个叫“耶婆提”的国家,并且在此国停留。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四月十六日,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五个多月后,又搭乘商船向东北方向航行,直趣广州。

      五月某日,在航行之中,商船遭遇暴风雨,同船信仰外道的商人提出将法显逐出此船,幸赖同船的施主据理力争,法显才得以免祸。在海上航行七十余日,大约在七月初,法显等人面临绝水危险,后经商议改变航向,转东北行为西北行。向西北方向航行十二日,大约在七月十四日,法显等到达长广郡界牢山南岸,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至此,法显终于完成了由长安至天竺再重归故土的求法活动,历时十五个年头。

      三、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义学、律学的贡献

      尽管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并非以义学闻名,但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对中国佛教义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突出表现在法显回国以后所从事的译经活动及其所译的《大般泥洹经》对中国佛教发展所产生的开创性影响上。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建康的十一部经律,法显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一起合作译出六部,凡六十三卷。除上述二部律本之外,其余四部译经为:《大般泥洹经》六卷、《方等般泥洹经》二卷、《杂阿毗昙心》十三卷、《杂藏经》一卷。其中,《杂阿毗昙心》属于小乘毗昙学,《大般泥洹经》为大乘《涅槃经》的初译本,而《方等大般泥洹经》则是《长阿含经·游行经》的异译。从对佛教义学的影响而言,《杂阿毗昙心》的传译推动了佛教毗昙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大般泥洹经》的译出简直就像一声惊雷,在佛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更有道生以“涅槃圣”的雄姿出现,由此而使中国佛教发生了历史性转向。在此,谨将《大般泥洹经》产生的影响略作申论。

      关于《大般泥洹经》翻译的经过,〈六卷泥洹经记〉这样说:

      摩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如来平等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在座有二百五十人。

      此文虽未明言法显在翻译《大般泥洹经》之中的贡献,但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法显译经携回经律”项下注曰:“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沙门释法显“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而在同书同卷《般泥洹经》项下则署为“释法显出《大般泥洹经》六卷”。可见,此经的译出,法显的功劳非小,因此现今流传的版本均署名“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六卷《大般泥洹经》一经翻译完成,就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据叡法师说:“此《大般泥洹经》既出之后,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少惑。”更有彭城僧嵩“法师云:‘双林灭度,此为实说。常乐我净,乃为权说。故信《大品》而非《涅槃》。”据《高僧传》记载,僧嵩嵩“亦兼明数论。末年僻执,谓佛言佛不应常住,临终之日,舌本先烂焉。”而《出三藏记集》又说,僧嵩的弟子僧渊“诽谤《涅槃》,舌根销烂。”汤用彤先生怀疑“此事不见于《高僧传》,恐系僧嵩事误传。”而《高僧传》卷八《僧渊传》明言僧渊为僧嵩弟子,因而二僧师徒相承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以为不能轻易否定《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僧祐又说:“昔慧叡法师久叹愚迷,制此〈喻疑〉,防于今日,故存之录末。虽于录非类,显证同疑。”这段写于上引文末的话语,透露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尽管《涅槃经》已经流行已久,但时至僧祐编《出三藏记集》之时,仍然有人怀疑《涅槃经》的真实性。正是为了反击这种论调,僧祐才不惜破坏《出三藏记集》的体例而特意将《喻疑论》收入此书中。

      显然,僧嵩、僧渊对于《大般泥洹经》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反击这种对《大般泥洹经》的非议,叡法师便专门撰写了《喻疑论》以正视听。

      在《喻疑论》中,叡法师讲道:“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容书之家忽然起火。三十余家,一时荡然。写经人于火之中求铜铁器物,忽见所写经本在火不烧,及其所写一纸陌外亦烧,字亦无损。余诸纸巾,写经竹筒,皆为灰烬。”而同样的事情,《出三藏记集·法显传》则记载为:

      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扬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

      上述记载很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这一事件之所以流传甚广,从反面说明了当时争论的激烈。在前文考证法显离开建康的原因时,我们已经强调过这一事件对于法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使法显陷入了争论的旋涡无法自拔,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建康从事译经活动了。不过,法显的离去并未平息这场争论。因为此经的佛学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实在是太重大了。其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如来藏思想由此代替了大乘般若学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佛陀在涅槃之时,曾经留下“以戒为师”的付嘱。在佛教僧团之中,戒律是维持僧团“和合”的基本保障,而是否禀受戒法又是佛教徒区别于普通人的关键之一。佛法传入中土在先,戒律传入在后,而在完备中国戒律学方面,法显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法显西行,在中天竺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抄回《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抄》各一部,在师子国求得《弥沙塞律》藏本。三部律本,《摩诃僧祇众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共成四十卷;《弥沙塞律》法显未来得及译出,在其圆寂后,由道生、佛陀什等译出。而当法显从天竺归来时,《萨婆多众律抄》已经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译出,名为《十诵律》,共六十一卷。此外,法显还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众律》译出后,在当时影响甚大。它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直至隋唐时期,由于以《四分律》为归旨的律宗的形成,《摩诃僧祇众律》才逐渐退出了律学主流。但是,这一结局并不会抹煞法显不畏艰险为中国佛教续“绝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杨维中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