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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彬:吕澂先生《西藏佛学原论》略评

     

      摘要:《西藏佛学原论》是吕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对《西藏佛学原论》的学术价值进行简要评述。认为《西藏佛学原论》是近代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著作,也是国内最早直接利用藏文文献,并在藏、汉经典对勘基础上形成的对藏传佛教进行全面深入介绍的学术著作。吕澂先生在书中对汉藏佛教之间的差异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显明汉藏佛教互补互学的必要性。《西藏佛学原论》的发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佛教界和学术界对印、藏佛教历史的深入了解。全书也体现了吕澂先生一贯秉持的“理性阐析,辨伪求真”的学术态度和风格。

      关键词:吕澂;《西藏佛学原论》;藏传佛教;印度佛教

      吕澂(1896—1989)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他早年曾学习农科及经济学,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开始随欧阳竟无大师研修佛学,由于他天资聪慧、行事谨严,深得欧阳竟无大师嘉许。欧阳竟无大师曾把吕澂比作释尊十大弟子中以智慧第一闻名的舍利弗,对他极为重视。1915年,吕澂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学,翌年回国并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等职。1918年,吕澂先生襄助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兹此以后,吕澂先生一直追随欧阳竟无大师左右,除了负责内学院教务及勘刻经典等工作外,始终孜孜不倦地从事佛学研究。欧阳竟无大师去世后,吕澂先生又承担了支那内学院院长的重任,继续推动内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领域极为广博,他对印度佛教(包括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等各系佛教的历史和教理思想等,均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吕澂先生精通多种语言,在梵、藏、汉等语种佛典及版本目录的对勘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也是近代汉地较早关注因明学研究的学者,他翻译了一些重要的因明学著作,并对因明学理论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吕澂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不仅在佛教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培养了众多佛学研究的专业性人材。正如赵朴初先生评价的那样,吕澂先生“于佛教学术事业,笃志精勤,超敏缜密,……他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校勘等方面,扶微阐幽,勘同校异,有着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在吕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1989年7月25日)。

      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其中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清末至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向汉地传播的趋势及影响都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从元朝至清朝,藏传佛教都在汉地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其范围和影响则极为有限,基本上仅限于皇室和上层人士之间,而在民间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且历朝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也有诸多限制,甚至如元代一些喇嘛在王公大臣中推行淫乱之术,且不守戒律,恃权专横、欺压民众而引起共愤,所以留下一些不好的口碑。而自晚清至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不仅得到来自政府和上层人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即是在民间的影响日益显着。汉地佛教界也开始注意并尝试与藏传佛教有着更为深入的接触、交流和了解。但由于语言障碍,且过去藏传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数量极少,即使少量被译为汉文的藏传佛教经典,也很少得到关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汉传佛教界对于藏传佛教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形式上较为粗略或直观的认知,而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及内涵缺乏深入的了解,甚至也不免有着一些错误的看法。或有为藏地人士频显神通而吸引,而对藏传佛教极端推崇;或有斥之为迷信而加以排斥否定,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都是对藏传佛教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加强对藏传佛教的全面了解,成为当时汉地佛教人士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地一些佛教界人士或学者开始关注到藏传佛教,吕澂先生对藏传佛教的关注及研究开展较早,他有着精通包括藏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的优势,因此能够通过直接利用各种汉藏语言的佛教资料,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系统学入的梳理和研究,而《西藏佛学原论》则是吕澂先生较早发表并且颇有深度的一部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著作。

      《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1)渊源:主要对与藏传佛教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佛教宗派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联系进行梳理和阐释;(2)传播:概述佛教在藏地兴起及发展的主要历程;(3)文献:对藏传佛教经典类别进行梳理;(4)学说:对藏传佛教历史上出现的主要宗派及其思想和特点进行分析。另外在书中,还经常涉及藏、汉佛教相关内容的比较,以显明异同。纵观全书内容,可以认为:《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各种问题进行单纯的梳理和讨论,而更多地是侧重于藏、汉佛教之间的比较性分析,以便于汉传佛教界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汉传佛教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这恐怕是吕澂先生撰著此文的重要目的之一。

      结合吕澂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状况来看,《西藏佛学原论》一书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是近代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西藏佛学原论》最早于1931年(民国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书出版前数年,吕澂先生已经为编撰《藏要》而开始利用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多语种资料进行对勘的工作。《藏要》是支那内学院刊行出版的重要著作,从出版之日起,即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推崇,至今仍然影响巨大。1927年(民国十六年),欧阳竟无大师开始《藏要》的编纂工作。民国时期出版了两辑《藏要》(分别出版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吕澂先生为《藏要》的编校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作为《藏要》编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利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国外校印的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及康藏勘刻的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对汉译藏经重新加以考证,通过对各种文献互相对勘,纠正大量错讹。在校勘过程中,吕澂先生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理教义也进行了细致地梳理,通过比较和思索,对藏传佛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些成果都体现在《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可以说《西藏佛学原论》一书是吕澂先生在对藏汉文献悉心审校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厚积薄发之重要著作。

      在吕澂先生当年对藏汉文献进行校勘时,藏传佛教的很多重要典籍都未被译成汉文,国内介绍藏传佛教历史和教理教义的书籍极为少见。即使有少量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或文章,也多属泛泛而谈,梳理也较为简单,往往浅触辄止,且其内容观点基本上都是从日本等国外一些研究著作中照办而来,更谈不上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能够象吕澂先生那样,能够直接引用藏文资料作为依据,来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全面精要的梳理和评述,并出版原创性相关著作者,几乎鲜有他人能及(按:如民国时期另一位将藏传佛教中一些重要经典翻译成汉文并向汉地介绍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法尊法师,所发表的著作都较吕澂先生更晚)。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究其所涉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在民国时期有关藏传佛教的研究成果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民国时期,国内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中,能够达到象吕澂先生那样水平的,似更无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澂先生撰著的《西藏佛学原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部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其学术规范之严谨、思维考察之缜密、叙述分析之精细,完全达到国外同类研究性著作的学术水平。《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促进汉地佛教界及学术界对藏传佛教及藏族历史文化的全面认知提供了重要参考。

      2、对新史料的发掘

      在《西藏佛学原论》中,吕澂先生在对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时,还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对汉传佛教界全面完整地了解佛教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在藏地流传的关于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文献中,都记载了一位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印度论师——寂天。寂天(Shentideva)是公元7~8世纪古代印度著名的中观派论师。从宗派渊源上讲,寂天又被认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所秉承的中观应成派祖师之一。并且与藏传佛教后弘期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甘丹派和格鲁派都有着法脉传承的渊源。但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上,从未有关寂天的任何记载,可以说寂天在汉传佛教记录的历史文献中是湮没无闻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吕澂先生是近代国内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寂天这一人物,并对其事迹及思想贡献进行梳理挖掘的学者。吕澂先生对寂天相关资料的挖掘记载,最早即出现在《西藏佛学原论》中,他指出:“是外又有兼涉龙树无着两家之学而不入其系统中者,厥为寂天。其人原属苏罗悉陀王子,避位出亡,辗转至中印,从那烂陀上座胜天出家。胜天者,继护法之后而主持那烂陀寺,学系无可孜。寂天从毕,复自得三昧,间法文殊,着《集菩萨学论》、《集经义论》等,后复为誧习之便作《入菩萨行论》,流传尤广。夷孜其实,乃主中观之说而决择瑜伽者也”。

      在后来吕澂先生的另一部代表著作《印度佛学源流略考》中,对于寂天则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和评述。

      寂天原名寂铠。是古印度南方贤疆国国王善铠的太子。据传他自小信奉佛法,并对自己的眷属和其它众生非常慈善,常常把资财等布施给他们。寂铠幼年即学识出众,对于世间的各种技艺学问非常通达。后在瑜伽师“古苏噜”座前求得《文殊锐利智成就法》并精进修持,亲见文殊本尊。善铠国王去世后,大臣即拥戴寂铠太子继承王位。在即将继位前,他受到文殊菩萨点化,对世间不再生起留恋之心,遂舍弃王位离开王宫,后游历至东印度五狮国,被举荐给五狮王而成为五狮王的大臣。相传寂天在五狮国居住了十二年,后又至中印度那烂陀寺,依止当时寺内五百班智达之首的胜天为亲教师出家,法名寂天。根据藏传佛教文献记载,寂天曾造《入菩萨行论》、《集菩萨学论》、《集经义论》等论典并流传后世。寂天的这几部论在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入行论》在历史上即被藏传佛教诸宗派所重视,作为学修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集菩萨学论》又是藏传佛教中盛行的瑜伽菩萨戒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被甘丹派和格鲁派列为必修经典。但是这样一位在印度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汉传佛教的经典资料中却无任何记载。尽管寂天所造的这三部论,早在宋代即被翻译成汉文,分别题名为《菩提行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大乘宝要义论》。但这几部论着的作者或题为他名,或有缺失,并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吕澂先生在《西藏佛学原论》中,第一次向汉地佛教界介绍了寂天。并且从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对寂天的介绍来看,吕澂先生曾经对寂天所造的《入菩萨行论》、《集菩萨学论》等藏、汉译本进行了对勘,并指出汉译本中多有不甚准确或遗漏的情况。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对寂天及其思想进行的最早的研究,虽然这并非是对寂天进行的专门研究,而只是吕澂先生在考檫佛教史过程中附带涉及的研究,但仍可确认,吕澂先生是近代汉地学术界最早注意到寂天并对他进行研究的学者,而当日本学者关注到寂天并进行研究时,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吕澂先生对寂天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较日本学者提早了至少30多年。

      3、揭示汉藏佛教之间的差异要点,以显汉藏佛教互补互学之必要性

      吕澂先生在对勘藏、汉经典时采取的方法是极为严谨的,如他所言:“今此对勘汉、蕃译籍,直据目录,兼及原书,旧说无稽,一律不从”。在《西藏佛学原论》中,吕澂先生通过对大量藏、汉经籍及内容的对比勘校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渊源、经典、教义等方面的异同。从《西藏佛学原论》文后所附的参考资料来看,吕澂先生撰写此文时引用了多种藏文文献,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佛教史类的著作,主要有:多罗那他撰著的《印度佛教史》、布顿•仁钦珠撰著的《善逝教法史》、罗桑崔季尼玛所著的《一切宗义明镜》等;第二类是历史藏文藏经目录,主要有:《登噶尔玛目录》、《奈塘新版甘珠目录》、《北京版丹珠目录》等;第三类则是重要的藏译经论,如: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灯论》及《菩提道灯论详释》、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及《略论》、觉贤撰著的《定资粮品》、月称撰著的《入中观论》、隆覩喇嘛撰著的《隆覩喇嘛全书》,寂天的《入菩萨行所出愿》等30余种典籍。

      经过吕澂先生的对勘比较,统计出藏、汉大藏经中收录经典的同异数量:

      《甘珠》经律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藏传本 汉译勘同本 汉译缺本

      戒律类 24 12 12

      般若类 23 11 12

      华严类 1 1

      宝积类 49 49

      经集类 273 164 109

      涅盘类 2 2

      咒乘类 427 96 331

      合计 798 334 364

      《丹珠》论着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藏传本 汉译勘同本 汉译缺本

      般若类 40 4 36

      中观类 152 21 131

      经疏类 40 4 36

      瑜伽类 66 27 39

      小乘类 62 10 52

      本生类 8 3 5

      杂撰类 41 1 40

      因明类 66 3 63

      声明医明类 35 35

      巧明类 25 1 24

      世论类 12 12

      补遗类 123 1 122

      合计 670 75 595

      吕澂先生指出,在《甘珠尔》中经、律二部经典中,与汉译本为同本的有334部,其中“唐宋晚出者过半”,有245部,并且大多数经典仍属显乘经典,如《般若》、《华严》、《宝积》及《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等经律,在唐代时已经完备,这些经典内容在藏译和汉译中基本相同。但在密乘经典方面,汉译则“零落殊甚”,汉译密乘经律大约只有藏译经典的三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乃是因为“盖密乘之学降至晚宋始见完备,其无汉译者,率皆时代限之也”。吕澂先生通过比较指出,西藏佛教受到印度佛教晚期学说的影响更为显着,这正是造成藏、汉经典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在《丹珠尔》中,藏、汉经典的差别则更为明显,藏传佛教经典中收录了大量的赞颂、咒译等,在汉译经典中基本上都未译出。并且在藏、汉对勘相同的75部论典中,唐宋时期翻译的有59部,超过半数,而未被汉译的论典则更多,如“龙树本论《七十空性》与《中观》并重,汉译仅存《中论》,而其注疏佛护、月称之作汉均不传。无着所宗慈氏五部,汉译亦缺其二;陈那绍世亲之业,法称益推衍之,而于汉译一无闻焉。至于密乘解疏成就诀仪轨术要等,则汉籍残缺益不胜记。故知西藏佛学传承师说,均与汉土大有迳庭”。在藏地占主流的龙树中观之学实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形成的以月称之学说为中心的中观学;同样在藏地流行的瑜伽行派实际上是从法称以后形成的瑜伽学派;密乘则更为推崇印度晚期超岩寺系统的无上瑜伽,而汉地的密教则是在中唐之前形成的三部瑜伽,而没有无上瑜伽。这是受到印度不同时代流行的佛教学说的影响所致。同样也证明藏传佛教中多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影响极为显着,即“西藏藏经多出晚世之书(其显乘论典作者约有二百家,汉土所传仅二十七人而已),存后出之说,以故影响及于所传佛学而有种种特征,夫岂偶然也哉。” 虽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源于印度佛教,但两者在经典种类和数量、教理教义、修学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正是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吕澂先生通过大量藏、汉经典对勘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在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广的宗派及思想莫过于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吕澂先生以格鲁派修学体系为例,指出:“宗喀巴之学至少有二特点,为汉传学说所未尝见。” 这两个特点是:

      (1)在宗派风范上,力求简要,契于实践。

      吕澂先生指出,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备具印度晚期大乘之风范,而极置重于实践也。大乘初期,龙树、无着之说,类皆衔接小乘毗昙,辨析法门不厌繁博,修学之要有俟翦裁。故历后著述多为要约构组,则如《四百论》之于《中观》,《摄论》、《显扬》之于《瑜伽》,次第论绪,皎然可识,然犹未臻简要。至于寂天《入菩萨行》等籍,则删繁垂净,贞实仅存,资于修行,简当无比。入后此风愈盛,故昔以本论为宗要者,后乃重视师说教授,盖期其直接指陈易于力践,则亦无取乎繁词耳。有如觉贤作《禅定资粮品》即云,随应能使心得定者,即此为适,谘询教师而加修习,此不必于七种量论、四类记论、七部毗昙。《瑜伽》五地等相而为作意也。至于观法亦取其最简要而易入者,龙树四边遮生诸法无性之宗遂见独尊。此种力求简当之学风,自阿提沙传而至于西藏,益以见盛。宗喀巴更阐扬月称之学,于清辨之辨难纵横,唯识之组织微密,悉无所取,盖即此种学风推荡而来也。以视注疏演绎舍本逐末者,固远胜矣”。实际上,如前面提到的寂天等诸论师的实践风格上看,一改以往宗派沉溺于对事物名相的纷繁沉冗的理论辨析,而走向简约而便于实修的方向。这种简约而重实践的学风,被噶当派阿底峡尊者所继续,在藏地弘化推广而日益兴盛,到宗喀巴大师那里,则更是舍弃沉迷于经典注疏的繁琐风尚,而益趋向于简约实践之行持,这是格鲁派修学体系之所长。

      (2)在见行抉择上,博诸所长、解行并进。

      在吕澂先生看来,格鲁派正是在对以往诸派思想学说进行比较,并在抉择取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修学体系,“即以实践为据而于诸家有所决择组织也。印度大乘自《菩萨地》而后有组织厘然之菩萨学,然犹条理较繁。至于寂天以六度为网,论贯经论,以成《集菩萨学论》一书,益见简要。阿提沙汲其余流为《菩提道灯论》,即本其意取舍诸家,悉以当于修习为衡。故于增上戒学取《瑜伽菩萨戒》,以当时龙树书中于此不备也。又于增上心学慧学皆取中观家言,则以《瑜伽》籍中于此繁略过当也。有如《瑜伽师地论》之说心学,过为繁琐,无觉贤《资粮品》之扼要。又如唯识诸籍现观之说不过数行,又不若中观方便之圆备。以是,唯中观之说为独适矣。如是以实践为鹄的而组织异言,形成一时之学风,而悉传之西藏,益发挥之。自宗喀巴而后,以瑜伽学为广行,中观学为深观,合龙树、无着两大家浑然为一大乘学,实际显现,匪托空言,以谈修学,似无间然矣。”

      印度大乘佛教晚期,以《瑜伽师地论 菩萨戒品》为依据的瑜伽菩萨戒体系已经完备,但其内容较为繁琐。到寂天那里,他更对瑜伽菩萨戒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形成以六度为基本框架的瑜伽菩萨戒体系,以便于实践中能够方便地执行。在戒、定、慧三学中,戒学即以《瑜伽菩萨戒》为标准,因为在龙树著作中并不具备如此细致的菩萨戒内容,所以经过以实践结果为依据的抉择。在增上定学及慧学方面,则是以中观为抉择依据。这种在印度佛教晚期形成的简约风尚,被藏传佛教接受并发扬光大。在宗喀巴大师抉择的修学体系中,即同时包含深观、广行的内容,即在慧见上依中观抉择,而于行上遵循《瑜伽菩萨戒》,这样即将龙树创立之中观与无着为代表的瑜伽行两大含摄于同一大乘修学体系中,这样就能够达到见行相应,避免因沉于空谈而不重实修。

      4、理性阐析,辨伪求真

      吕澂先生在《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谈及撰著此书的原因时曾说:

      “今世治佛学者颇重视西藏佛学之趋势,其甚者以为唯西藏乃有纯正完美学堪依修证,其次以为藏传各说富有精粹挹取不穷,又其次亦以为藏译典籍文义精严足称准范。此数者之是非盖未可以遽断,然西藏佛学自有其流布因缘与独造之点,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不详为审辨也。今直接依据藏土资料,兼采时贤之言,就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端,推论西藏佛学之特质,俾其本真显豁可,是亦能与研学之士以一二基本概念矣,因名其篇为原论云”。

      从上所言可以看出,吕澂先生在撰著此书时,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即是要通过研究,达到“辨伪求真”的目标。民国时期汉地佛教界出现的一个倾向,即是对密教较为推崇。当时在汉地佛教界,有个别人士虽然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较为粗浅,甚至仅仅凭其形式或对其教义的一知半解,即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也隐含着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汉传佛教的否定。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对藏传佛教历史和教理教义有着深刻认识的吕澂先生,似明显认为此举并非妥当,甚或有些盲目。因此提出“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不详为审辨也”。

      吕澂先生通过对藏文文献的梳理,勾勒出藏传佛教发展的主要历程。但又并非对藏文文献所阐述的内容照搬全抄或全盘接受,而是对其观点进行理性分析和甄别,以凸显其真实历史面目。

      例如:对佛教传入藏地的时代,目前学术界通常认可的观点是,佛教传入吐蕃应始于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执政时期。但据藏地流传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在比松赞干布时期更早的拉脱脱日年赞执政时期,佛教即传入吐蕃。对此说法,吕澂先生明确指出,藏人传说在汉地东晋末年时期即已有佛教典籍传入西藏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藏土开化较迟,初即流行一种拜物神教名曰笨教者,禁咒役神以为祸福,思想闭塞,未尝知所谓佛法也。”而佛教真正在藏土开始传播应当是从在松赞干布时期。随着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佛法经像也随之传入藏地,佛教信仰也开始兴盛起来。并后松赞干布又选派大臣子弟端美三菩提等十七人赴西北印度迦湿弥罗学习梵语,寻求佛典,历时七年才返回藏地,后又仿照笈多字体制定西藏文字,并翻译《宝云经》、《宝箧经》等佛教经典,这才是藏土佛教传播之肇始。但即使是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法在藏地兴起,但却未有多少影响,“但诸译典今无一存,所传如何莫从推晓。且当时未立寺院,亦无僧伽,民间信仰依然为神道教,则此佛学输入未见实际影响,从可知也”。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即是藏地密乘开始传播事件。藏传佛教诸宗派几乎一致认为藏地密乘的传播是从莲花生大士开始,但吕澂先生依据藏文文献进行考证后认为,这种观点似不可信。他说:“或者以为西藏密乘即始传于莲华生,此说难信。盖藏土密乘流布犹在此后,则以印土学者法称、净友、觉寂、觉密等相继北来,广译密典,兼传其学。以其真言仪轨颇多近于神道之作法,故其传布较易为力,后来所谓旧派密乘学,实自此伊始也”。

      民国时期,对于汉传佛教的合法性也有不少争议,也有对藏传佛教次第谨严的修学体系颇为推崇,认为较汉地佛教更为契合佛教的真实面貌,或有认为藏传佛教才是对印度佛教真正的继承。吕澂先生虽然对汉传佛教中一些重要经典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对于试图用藏传佛教体系来取代汉传佛教体系的倾向,却并不认同。他说:

      “追溯西藏佛学之渊源,亦既可以见其本质之一斑,但藏中所传学说以时会因缘风土俗尚,先后流变亦颇不同,迨至晚世教学浸润既深,藏人士又尝运其纯熟思想改弦而更张之,则又非可直取印土之学而概论西藏也。于此应知西藏佛学传播之略史”。

      吕澂先生撰著的《西藏佛学原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著作。吕澂先生在动荡艰险的环境下,仍孜孜精进地开展佛学研究,并在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吕澂先生非常强调佛学研究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和独到敏锐的视角,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和宗派教理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水平。吕澂先生通过研究得到的很多结论,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佛学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在藏、汉佛教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时,吕澂先生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仍然是这一进程中为人仰望的里程碑。

      吕澂先生对于佛学研究始终坚持客观审慎的立场,虽然吕澂先生对外从未宣称他是一位佛教信仰者,甚至对外界称他为“居士”都会予以否认,但从他一生始终不计名利和荣辱、牢记恩师嘱托而不改初衷、一生精勤致力于佛教事业的行持来看,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佛教有着极为真挚深厚的情感,对他的恩师欧阳竟无居士等更是尊崇服膺。但在吕澂先生的著作和言行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如一般宗教信徒那样竭尽狂热的宗教情感宣泄,而更多感受到的是他的理性、冷静和审慎。吕澂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曾在当时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有些教界人士视为破坏佛教的“魔头”,或被视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只至今天,在佛教界仍有不少人提及吕澂,则视之如魔,而对吕澂先生为中国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一概抹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可以说吕澂先生在七十余年的佛学研究中,所坚持的辨伪求真、理性阐析的学术态度,正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之处。

      (王彬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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