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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丽霞:吕澂之西藏佛教研究特质

     

      研究西藏佛教与对勘汉、梵、藏文经典是支那内学院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教授藏语文的过程中进行的,实质上,教授藏语文以及对勘、翻译西藏佛教经典二者的关系极为紧密,即:教授藏语文的目的主要是翻译藏族佛教典籍,而教授藏语文又是通过学习西藏佛教典籍实现的。支那内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中,藏语文课程一直存在。如果说支那内学院前期对西藏佛教的关注还只是为学习藏语服务,那到了1926年12月,树因研究室成立,则标志着支那内学院对西藏佛教进入了研究阶段。尽管支那内学院非常重视西藏佛教典籍的研习,但从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实际上身体力行地进行研究工作的主要是吕澂先生(黄树因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为支那内学院搜集藏文典籍)。虽然1927年法相大学停办之后,“有志者专习藏文,研读集量论释等各种”,但从所出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工作还是主要由吕澂来完成的。

      吕澂属于近代汉地西藏佛教研究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关于西藏佛教的论著主要有:《西藏佛学原论》、《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西藏传本摄大乘论》、《西藏所传的因明》、《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西藏佛学原论》,该书自从“问世以来,凡研究西藏佛学的人,无不参考它。由于此书叙述的内容基本符合西藏佛学原貌,而且条理清晰,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直到现在,港、台一些研究藏传佛学的学者,仍把此书看成研究藏传佛学的经典。”与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相比,吕澂的西藏佛教研究有自己的特质。

      一、吕澂之西藏佛教研究的材料十分有限

      金陵远离藏区,吕澂又没有到过西藏,他研究所使用的西藏佛教典籍,主要依赖于黄树因搜集到的资料。据《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一文披露,到1926年,支那内学院进行西藏佛教研究的资料共有91种(包括图表),皆为黄树因的抄本。据吕澂先生回忆:“大约是1920年光景,我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当时我们派遣黄忏华居士的胞弟黄树因到北京从俄国佛教学者刚和泰学习梵文,又从雍和宫喇嘛学习藏文。”黄树因在北京数年, 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或抄或购的方式,广搜梵文、藏文本法相典籍。1923年,黄树因去世后,支那内学院以这些资料为主要依托,成立了树因研究室。此后,支那内学院一直在持续努力搜集藏文佛典,到了1928年春天,藏文典籍的搜集出现较大转机,原因是“西宁藏文研究社社长黎雨民、社员杨质夫二君南来,对于本室极端协助,赠以曲尼版《瑜伽》全部,并借存德格版《丹珠》要籍、安土版各种文法, 及西夫那刊本《印度正法史》等, 以资研究。杨君复来院教授藏文根本文法书法等课,学者受益甚多。同时搜集原典,得四川刘自乾君资助,不久可得德格版全藏一部云”。吕澂的西藏佛教研究正是在这种资料稀缺的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资料的短缺这个问题也清晰地显现在吕澂的西藏佛教研究成果中,如《西藏佛学原论》中的第一部分——“西藏佛学之渊源”中,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只有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但这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吕澂高效地使用了有限的资料,研究的内容,精深而细微,尤其在唯识学和因明学方面。

      二、吕澂之西藏佛教研究范围比较集中

      吕澂的西藏佛教研究范围局限于唯识学和因明。吕澂本人的学术研究虽然也涉及《阿含经》及部派佛教的内容(其研究结果与唯识学的发展线索还是有关系的),但其研究主体仍然与支那内学院的整体研究方向基本一致,而支那内学院的研究是以法相唯识学为主的。欧阳竟无在“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中明确指出:“今日研究,诚当以法相为主,其余研究则归束于此”。吕澂在内学院法相大学的“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中提到:“本科之称法相大学,其实标识鲜明。反面观之,并不局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真佛法之全体”,在这篇演讲稿中,虽然吕澂数次提到法相大学研究的对象是“纯真佛法之全体”,但他接着指出:

      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禅密台净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趋向,专志精勤,必使纯真佛法遍现世间,是皆诸君之责。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正统的、“纯真”的佛法还是指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所以,可以确定地说:“吕澂研究面虽广,但所主专在法相唯识。”在支那内学院以及吕澂本人的研究导向之下,内学院所设立的西藏佛教研究室——树因研究室所搜集的藏文经典主要是唯识学和因明的经论,其间虽然也有极小部分属于龙树、佛护、月称的论书,但吕澂在教学和研究中,几乎不涉及这部分内容,他对西藏佛教的研究自始至终集中在法相唯识学一系,如他发表在《内学》上的《观所缘释论会译》、《西藏传本摄大乘论》以及《集量论释略抄》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吕澂的研究对西藏佛教中观学的忽视以及在判教上对西藏中观学的偏见。

      藏传佛教中,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思想一直并行不悖,首先进入吐蕃的印度僧人寂护就是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所谓的瑜伽中观派,是指在印度佛教后期,中观学吸收了瑜伽行派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派别,具有中观与唯识融合的特色。在寂护之后,其弟子莲花戒作为另外一个瑜伽中观派的代表人物,也进入吐蕃传法。所以,瑜伽中观派是西藏佛教的主要源头,这就使得西藏佛教的重要派别,如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都有融合中观与唯识的特色。而且,在思想义理方面,中观学是主导,瑜伽行派被吸收进来的主要是修行实践方面的内容。这一点也被学者所注意:

      在印度佛教的后期阶段,即使是与瑜伽行派处处针锋相对的后期中观派,虽反对瑜伽行派在理境方面的诠释即三自性及八识说等(实际上亦受其很大的影响),但亦吸收了其在行、果方面的思想。

      基于此,吕澂对西藏佛教的研究,无法显现西藏佛教的全貌,更无法显现西藏佛教的主流。不仅如此,由于个人明显的学术立场,他在《西藏佛学原论》中,对持中观学立场的宗喀巴的部分评价,也显然是站在唯识学的立场之上的。他说:

      瑜伽者立三性,许有依他,于依他上无能所取乃为空性,是则诸法由空性而空之义显,而由自体空之义晦。以故月称广破其说,则于依他所依阿赖耶识,又唯识无境,又识皆自证之义,一一论破。持论偏激,复有胜于清辨……及宗喀巴从月称之说,则于观法尽屏之矣,是实宗喀巴立说极端之处也。

      三、吕澂之西藏佛教研究的归宿在于汉传佛教

      吕澂研究西藏佛教的归宿是在汉地建立“纯真”的佛教,而不在于传播藏传佛教。换而言之,吕澂研究西藏佛教主要目的在于健全、提升汉地佛教的思想义理,西藏佛教的经典等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手段。这与欧阳竟无的认识也是一脉相承的。欧阳竟无在《今日之佛法研究》中的“须知正期之事”中提到的两件事为“整理旧存”和“发展新资”,而“发展新资”是指“借助梵藏文,一也;广采时贤论,二也;梵藏文中要籍未翻者极多,如能参阅其书,多所依据,立论乃确。时贤议论不必尽当,惟读书有由反面而见正面者。”也就是说,欧阳竟无认为在当时的佛教研究中,“借助”梵文、藏文典籍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沿着同样的思路,吕澂明确指出:

      盖我国译经文义不备者极多,旁资蕃藏以印证补订,最为今日之要务。西藏佛学当奘师学成而后乃渐传入,译籍大盛则在唐僖宗时。我国译事已成弩末,西藏继此代兴,故蕃藏所存,有别开生面之观。如经,则般若、华严、宝积诸部,皆以晚出之故,较我国全翻者更有组织,更为丰富。而我国早期纂译之大部四含,反不全见。如律,则根本有部广律全备,较净译而尤详。德光律学,独盛行焉。如论,则小宗施设俱舍注释多家,大宗瑜伽、中观、唯识、因明无一不备(其间有与宋译相同者,传本亦异)。若真言仪轨,则尤为大宗。至于学派传承,中观存印度正传(我国罗什传西域学),唯识存安慧古说。又唐末时,安慧一派宗师主持译事,改订旧翻,统一学说,与我国奘师传护法学釐正旧失创为新译者,遥相对峙,尤属奇观。若是数端,皆有资研究参证必不可忽者。

      可见,吕澂认为研究西藏经论的目的在于印证和补正汉地佛经的不完备,而不是在汉地倡行藏传佛教。这一点在吕澂重译《西藏传本摄大乘论》时,也表现的很明显。他认为藏文《摄大乘论》有两处弥足珍贵:第一,借助藏文本,可以明白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真正的分野。第二,藏文本《摄大乘论》译文精审,不似汉文译本因为文词“害意”。所以,通过汉藏《摄大乘论》的对勘,吕澂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藏译本在词组方面,“各专名除少分外皆用意译,不似我国之有不翻使读者难解。又如意义相近之字皆致意分别不使相混,盖即各当原文不可移易也。以此例勘唐译乃见自来推许为精严者,其实乃多疏漏焉。”在句式上,“唐译文句限以四言,时有游词损字曲就轨式以至害意费解,则又远逊藏译之造句自然能尽原意也”。基于此,吕澂认为要消除文字障碍、精准把握《摄大乘论》的深意,除了与藏译本对勘之外,别无坦途。

      因为有这样的出发点,吕澂虽然对西藏佛教典籍多有涉及,但都是以对勘汉地的经籍为目的,或者是为了补全汉地经典的缺漏,因此,他几乎不涉猎西藏僧人的注疏,尤其在格鲁派已经一枝独秀的民国时期,他并没有单独翻译过宗喀巴的著作,这如果和法尊法师进行对比,就更加明显。法尊法师无论著述还是翻译,都以在汉地传播西藏佛教为目的,他在《著者入藏的经过》中提到:“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所以,他翻译了大量宗喀巴的著作。但吕澂所重视和研究的经典一者和唯识学有关,二者也必定是汉地共有的经典,以期通过对勘形成比较圆满的经典定本。

      四、吕澂之西藏佛教研究的价值较大

      吕澂的西藏佛教研究的重要价值有两点:其一,理清了汉藏佛教典籍方面的差异(甚至于藏汉佛教的区别),并且为汉地学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西藏《大藏经》目录。吕澂西藏佛教研究论著,几乎都是从原典出发形成的,所以,抛开西藏佛教典籍,根本就无法谈论吕澂的佛学研究。而吕澂所在的支那内学院一直也比较重视对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目次的介绍,在《内学》的第一辑中,刊出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西藏一切经概略》来介绍藏文大藏经,这篇文章中的数据是从渡边海旭《欧美之佛教》中译出的。事实上,对汉藏佛教典籍异同的整理,最卓有成效的当属元代的至元勘同,但吕澂对至元勘同工作以及所形成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颇有微词,他认为:

      至元录本身问题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说是流于形式的。只要一看见西藏经录里或著述里有那部书的相似名目,便认为西藏也有译本,其实却不尽然;好多真有西藏翻译的,它反而遗漏了。据我们粗粗地统计,它里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余种书,误勘的却有一百五十多种即是全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译,更替它添上好些错误:有处无端地遗漏了(如心明经、种种杂咒经、百千印陀罗尼经等),有处又随意勘同而勘错了(如以华严经修慈分为金刚髻珠菩萨修行分的同本,庄严菩提心经为方广普贤菩萨所说经的同本等)。它还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多书名都译得不正确(如《大乘同性经》译成theg-pa chen-pohi tshad-ma;《无上依经》译成sgra chen-pa等)甚至西藏著述里有过译名的,也忽略了不知采用,反搞成不伦不类(如《观所缘缘论》dmigs-pa brtag-pa 错译为《观缘起论》rten-hbrel bsgom-pa;《理门论》rigs-pahisgo错译为《量门论》tshad-mahisgo等)。所以单恁这样一部目录,实在难以令人明白汉译大藏经里究竟有些什么书,更谈不到比较运用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吕澂根据《布顿佛教史》中的藏文佛经目录,以及支那内学院所藏的藏文大藏经目录七种进行了汉藏佛经的对勘工作。这项工作耗时费力,吕澂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西藏佛教原论》中详细地介绍了藏文《大藏经》,并在汉藏佛教对比的框架内,对藏文《大藏经》的总特质进行了阐释。同时,吕澂还更为详细地对勘了汉藏《大藏经》的异同,这也是直至今天,吕澂的西藏佛学依然极具价值的部分。如果深入地加以探讨,吕澂在西藏佛教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整理清楚了藏汉佛教典籍的差异。他在《西藏佛教原论》里,将西藏《甘珠尔》中的经律以及《丹珠尔》中的论著分别与汉地的相应部分做了对勘,对其异同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甘珠尔》经律与汉译本对勘情况如下:

       戒律类 般若类 华严类 宝积类 经集类 涅槃类 咒乘类 合计

      藏传本 二四 二三 四九 二七三 四二七 七九八

      汉译勘同本 一二 一一 四九 一六四 九六 三三四

      汉译缺本 一二 一二 一〇九 三三一 三六四

      《丹珠尔》论著与汉译本对勘结果如下:

       藏传本 汉译勘同本 汉译缺本

      般若类 四〇 三六

      中观类 一五二 二一 一三一

      经疏类 四〇 三六

      瑜伽类 六六 二七 三九

      小乘类 六二 一〇 五二

      本生类

      杂撰类 四一 四〇

      因明类 六六 六三

      声明医明类 三五 三五

      巧明类 二五 二四

      世论类 一二 一二

      补遗类 一二三 一二二

      合计 六七〇 七五 五九五

      从整体上看,吕澂指出:西藏所推崇的龙树,其《七十空性》没有汉译本,汉译《中论》的注疏中,佛护、月称的注疏也没有传译。西藏所推崇的无著,其所推崇的“慈氏五论”,汉译缺二。世亲的学说被陈那继承,被法称推广,这些在汉译典籍中都一无所闻。至于密典方面的注疏、仪轨等等,汉地典籍中缺的更多。这些都对汉地佛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汉地佛教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所传承的东西并不完备(虽然这是由传法时间的不同造成的),表现在月称以后的中观学、法称以后的瑜伽学说、超岩寺系统的无上瑜伽,都独盛于西藏。吕澂的这些观点,即便是在今天,在研究汉藏佛教异同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为汉地进行西藏佛教研究以及藏汉佛教的会通设立了总体原则。虽然吕澂本人对西藏佛教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唯识学和因明方面,并且侧重于经典的翻译、辑录、对勘,但他认为这并不是西藏佛教研究的全部。他提出了一个西藏佛学研究的系统方案:“先典籍而后教学,典籍研究先藏经而后著述,藏经研究又先旁资而后贯摄。”所谓“旁资”,就是用藏文大藏经了印证、补订汉地大藏经中“文义”不完备的经文。也就是说,吕澂认为汉地学者对西藏佛教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步骤:藏经→著述→教学,其中,前两个又可以合并为典籍研究,而吕澂本人的研究显然属于第一阶段的藏经研究,所用方法为“旁资”。

      在藏汉佛教会通方面,吕澂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首先是用藏文写一部汉地佛学历史,用汉文写一部藏文佛学历史,建立基础的了解,然后将双方因明、般若、中观、戒律方面的代表性佛典进行互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吕澂的这些方案是民国以来,汉地佛教界对西藏佛教研究、对汉藏佛教会通所做的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方案,体现出他对这些问题的深思熟虑以及对西藏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中地位和价值的认同。

      (朱丽霞  河南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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