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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仁山:近代佛教先觉者

     

      (一) 学佛因缘

      杨仁山,名文会,安微石埭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卒于一九一一年。杨仁山自幼聪颖,十岁能读,十四岁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渊博,“凡音韵历算、天文地理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绩,韫之于心”。

      杨仁山约于二十七岁时真正接触佛法。一八六四年,父亲病故,他本人又身染重病。病中研究有关修养的书籍,再度研读《大乘起信录论》。在此之前,他曾读过一老尼授予的《金刚经》也见过《大乘起信论》,但不甚了然。此番病中再度展读,才深入其内,手不释卷。其后在坊间书摊上偶获《楞严经》,被深深吸引,专心阅读,直至日暮才归。从此,杨仁山专心佛学,广求佛经,研习佛法。

      (二) 创立金陵刻经处

      一八六五年,杨仁山初至金陵,获经书数种。第二年,杨仁山移居南京,主持十年战火之后的恢复工程。

      当时社会久经兵火(太平天国起义),许多经典被毁,甚至最常用的经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也难得到。杨仁山与学佛同道讨论弘法事业:“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

      杨仁山遂与同道数人发心重刻方册藏经,起草章程,分任劝募,筹划刻经事业。一八六六年与同志十余人在南京北极阁创立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刻印了许多佛教经典及佛、菩萨像。在此期间,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一八九七年,为发展刻经事业,杨仁山将南京延龄巷私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的场所。这就是现今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

      (三) 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金陵刻经处精选、刻印佛典,广为流通,为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促进佛学研究的开展贡献甚大,对近代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四处搜求亡佚的佛教经典。我国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及唐末、五代动乱之后,许多佛典散失,以致宋明后研究佛典者多苦于文献不足。杨仁山不仅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一八七八年于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的佛典注疏“三百余种”。他还从日本购回小字藏经全部。为刻印经典,杨仁山认真阅读、仔细校勘。对于所有经书,分为“必刊、可刊”三类。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杨仁山另编《大藏辑要》计划刻印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以便学者随时购阅”,并“陆续刻成全藏”。至一九一一年去世时,他已完成了五分之四。临终前,仍心系刻经事业,他不仅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可见为刻经事业的献身精神。诚如他本人自述:

      “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杨仁山终年七十五岁。在他的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校勘谨严、刻工精致,各方特称“金陵本”。

      自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佛经流通处”、“佛学书局”等机构也相继成立。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流通佛典,还从事佛学研究,兴办佛教教育事业,为近代佛教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开一代居士学佛新风,促进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杨仁山在搜集、校勘佛经的同时,还提倡义学,实行佛学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包容,注释了不少佛教经论及儒、道两家的经典。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以及《论语》、《孟子》、《阴符》、《道德》、《庄》、《列》等儒道经典的“发隐”多卷。他本人的佛学思想,如他本人常表示的那样,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梁启超曾说:“晚清有杨文会者,行力于《会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之。”

      杨仁山深感当时的许多僧人不懂佛学,佛教界人才奇缺,急需创办一些佛学学堂来培养人才。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议》中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极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行,居然一年住持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

      佛教日趋于下,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不力、缺乏人才之故。一九〇七年,杨仁山以刻经处为基础,开办佛教学堂,即著名的“祗洹精舍”,力图振兴佛教。内设国文、英文、佛学等课程,杨仁山亲任佛学讲席。就学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共二十余人,大多是杰出之士,如释仁山、释太虚、李栖云、邱虚明、谢无量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佛教社会活动家。

      祗洹精舍兴办了两年,因经费不足而中止,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虽也有各种各样的僧教育组织,但真正以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具有发展世界佛教眼光(祗洹精舍创办有一个目的是重振印度佛教),具有如此高等僧教育质量者,唯杨仁山创办的祗洹精舍一家。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太虚法师也认为: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

      一九一〇年,杨仁山又与同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禀承祗洹精舍复兴佛教的宗旨,并针对当时佛教的种种衰微之象,力图振衰。参与者有许多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

      杨仁山创办的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培养出许多卓越的佛学人才,比较著名的有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及章太炎、谢无量、梅撷云、李证刚、欧阳渐(均擅法相唯识)等。更重要的是,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创立,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经杨仁山的倡导,寺庙自己办学的风气大开,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不无杨仁山倡导佛教教育的影响。此外,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和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影响,超出了佛教界,向政界和知识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四) 结语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在此刻印流通佛教经藉,并开设祗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兴办佛教教育,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个中心。这些弘法事业开展于清末佛学衰微之时,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之故,有人称杨仁山为“近代佛教先觉者”,十“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梁启超说:“今代治佛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由此可见杨仁山对近代佛教影响之巨大。

      以金陵刻经处为基础,后来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弘扬法相唯识之学,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又使佛学走向高等学府讲坛,使近代居士佛学大放光彩。诚如太虚法师所说,杨仁山为“国中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云:“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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