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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陵刻经人马萌青:刀锋上的舞者

     

      他三岁失聪因而安静且有耐心,身材魁梧双手有力;他穿着入时,年轻时还是个舞蹈爱好者,如今却乐于与黄卷青灯相伴;他刻了30多年的佛经,竟然不是一名佛教徒;他有手艺人特有的固执、缓慢,也满怀专注和对完美的追求……马萌青是一个矛盾体,但这种刚柔相济的气质反而让他成为了天生的刻经人。

      位于南京繁华地带的金陵刻经处虽门面不大,却因为与周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环境格格不入,特别显眼。大门平时总是紧闭着,门楣上挂着金陵刻经处的牌子。经过的路人们总是很困惑:这究竟是印刷厂、出版社、寺庙,还是私人古宅?

      “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不仅要收藏古老经卷,还要负责印刷、流通。它是传播中国佛教信仰文化的重要高地。”大概没人比马萌青更懂这里,他在这个院落里经历了刻经文化的起起落落,自己也从一个失聪少年,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技艺的继承人。

      心在手上

      金陵刻经处所在的淮海路35号,原本是杨仁山故居。同治五年(1866年)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比1897年创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还早31年。

      每一天,马萌青都静静地在黄墙黑瓦的老房子里开始并结束一天的工作。

      借着案台上散发着莹白色光芒的铁皮小台灯,马萌青高大的身躯伏在一张老旧的办公桌上,面孔却隐藏在了阴影里。他面前是几把形状各异的刻刀,都是师傅一代代传下来的。最大的刀头宽而扁,专门用来切割“小补丁”,月牙形刀头用来刻凹槽,细尖像锥子的刀头则专门用来刻句号,刻字的是那把有着红木手柄的刀,手柄的中下方还凸起了一块椭圆形状,便于手心把握和用力。

      马萌青仔细比对着需要修补的雕版文字块,用笔做下记号,接着他用胸口抵住刀把,几次发力将黄杨木切成几块一两厘米见方的小补丁,补丁黏上浆糊,轻轻一摁就嵌进了原先的棠梨木刻版中。

      这种几乎“失传”的手艺被称作“补版”,也就是对残缺经版的修复。之所以要修补,是因为这些经版的年代短则数十年,长则上百年。其中最古老的经版,出自清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三百余年了,其余的经版也多半是晚清时期雕刻的。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油墨浸泡、印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龟裂和破损。而能够让它们“起死回生”的,只有包括马萌青在内的少数几人。

      1981年马萌青刚到金陵刻经处拜师学艺的时候,并不被看好。三岁时他因为青霉素过敏导致听力失常,语言能力也随之受到了影响。他只能通过口型大致“读懂”对方的意思,用不太清晰的口齿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听力障碍虽然给马萌青学艺设置了天然的屏障,但同时也给了他天然的寂静。

      回忆学徒时光,马萌青忘不了自己的两位老师周保伦和王金碌,一个教他补版、一个教他刻版,师兄弟们好几个。“学徒首先要练习在木板上刻方格子,直到把每个方格子都刻得一样大,才能开始练习刻字。直到你在标准方格内把标准宋体反字刻得跟电脑打出来的一样标准,才有资格开始刻版。我听不见,就盯着师傅的手看,回去自己琢磨。”

      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马萌青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学徒时,心在老师的手上,记下每一个雕刻的手法、刀诀,在心里反复琢磨;出师了,心在自己的手上,横平竖直,点似瓜子,撇入刀,钩如皂刺,捺如锹。”邓清之不仅是马萌青的大徒弟,也常常充当师傅的翻译,她眼中的刻经人马萌青,心里只有这门手艺,“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很难刻得这样好。”

      几起几落的刻经文化

      每一位手艺人,都有一双巧手,马萌青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上的功夫自然了得。但从埋首的经版堆中抬起头、摘下眼镜的他并不太像整日里与黄卷青灯相伴的手艺人,身着印花T恤、牛仔裤、crocs鞋的他,略显羞涩地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年轻时的爱好之一是跳舞。“早就不跳了,现在喜欢功夫茶,年纪越大,越喜欢安静。”

      本刊记者问他记不记得自己一共刻了多少块经版,马萌青用笔回答:补版,每天20至60个字;刻新,每天80至100字。总数,不记得了。

      之所以难以计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版的数量巨大。

      刻经处内一片黄墙黑瓦的平房中间,只有经版楼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有幸光临这里的人,无一例外地被架子上那一排排、密密匝匝摆放着的,约12.5万块经版的气势镇住。

      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载的大多是自唐代以来就已经散佚的佛教典籍—都是绝无仅有的佛经版本。其中,不少是杨仁山等人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来的,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

      “无一不是雕版精品,绝大多数都是绝版。这不仅是金陵刻经处的珍藏,几乎是中国佛学界的图书馆和基因库。直到今天,全国甚至国外的各大寺院的经书,也大多出自这个经版楼里的版本。”金陵刻经处负责人介绍。

      马萌青回忆,自己之所以学刻经,跟父亲在宗教局工作有些关系,另一个机缘巧合,则是因为当时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金陵刻经处的第二次复兴。“解放后金陵刻经处曾经迎来了第一次复兴,但文革中遭到了很大破坏,那时候刻经、经版都被视为"四旧",要破除,没有人关注,更没人敢学。我刚开始学也犹豫过,但我看见了这些经版就被吸引住了,太喜欢了。”

      成立于清末乱世的金陵刻经处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起起落落。最危险的一次无疑是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屠城大劫。据记载,“日本人在南京曾数度问津刻经处,问询经版藏于何处。幸亏看守者早已将收藏经版的三间大屋妥为封闭,并将坊内通往藏版处的曲径塞满杂物,故经版终未被日本人发现。”

      为了让濒危的佛学雕版印刷得到集中保护,1952年5月,赵朴初邀集上海佛教界,组织成立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首要工作就是整理经版和经籍。全国各地亟需抢救、整理、保管、印刷、流通的经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汇聚到了金陵刻经处。其中,除了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以来该处自刻的4.7万余片经版外,还有来自北京、扬州、苏州、常州等各个刻经处、寺庙、佛学院等地超过10万片经版。一时间,金陵刻经处收藏的经版总数超过了15万片。然而文革后,数字骤降至12.5万片。

      四个人的传承

      与经版数量的消减相比,刻经文化如果断代则影响深远。

      “每块经版都要双面刻,大约刻800来字,一个技艺精湛的技工至少也得刻十天半个月,还得保证不出错。现在能做到这点的只有我和邓清之,另外两个学徒还没出师,暂时做不了。”马萌青说。

      马萌青给本刊记者看了一张“传承谱系”,第一代到第三代的传承人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并不完整,而第四代传承人多达19人,这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后的那次短暂复兴。此后在时间上出现了空白,直到1980年左右,第五代传承人周保伦和王金碌、第六代传承人马萌青,师徒两代几乎同时进入刻经处,可传承人数量锐减,到了第七代邓清之,已经是连续两代单传。

      相对于浩瀚的经版修复工作,马萌青坦言,师徒四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但他又觉得,跟过去比,这些年的情况已经不错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两个徒弟,等他们学满3年出师就是第八代,这已经是我们最人丁兴旺的时期了。”他笑着说。

      新收的两个徒弟都是“90后”,一个叫王康,一个叫刘鼎一,两个小伙子都胖胖的,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古籍修复专业。王康的佛像刻得不错,刘鼎一则在学习刻版。两个徒弟马萌青都很喜欢,他指着他们新刻出的佛像给本刊记者看,称赞其内外层次分明,刻画细腻,栩栩如生。

      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大,2009年雕版印刷术跻身世界级非遗,金陵刻经处和马萌青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马萌青说,时不时就有记者或好奇的人寻上门来,其中不少是年轻人。

      本刊记者与马萌青交谈时,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子闯了进来,她说她看到了关于金陵刻经处和马萌青的报道,她自己学的是印刷方面的专业,“想来朝圣”。

      马萌青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年轻人近来挺多,都是看了媒体上的报道寻来的。他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叠报纸和杂志,都是与他有关的报道。“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他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金陵刻经处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曾经有段时间手工印刷的线装经书销量大减,但近年来却在逐步好转,“金陵本一直以选本精严、校勘严谨、版式疏朗、字大悦目、纸料讲究而著称,基本上所有寺庙和居士所使用的手工印刷的线装经书都出自于金陵刻经处”。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即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刻经手艺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而相比起冰冷的活铅字,以及毫无凹凸变化的平版胶印,雕版印刷一字不易的底气和传之万世的属性,使其超越了印刷工艺本身,跻身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第六代传人,马萌青身上的光环比前辈们多了许多,他同时也觉得此时手中的刻刀和经版都比以往重了不少。

      本刊记者问:你跟师傅们在传承这门技艺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马萌青摇头,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说:“我肯定是要刻一辈子的经了,还要将这项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这一点我跟师傅们不会有任何区别。”

    作者:蒋芳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