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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岳钰:汉传佛教祖庭文化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造型艺术

     

      (西北大学宗教造型艺术研究所)

     

      【内容提要】对于有偶像崇拜的宗教信仰者来说,“偶像”是其灵魂,在精神方面的崇高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同时其艺术价值也是世界美术史理应关注的,特别是佛教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着亚洲的视觉标识,由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部分组成的世界佛教。在世界宗教造型艺术范围内是历时跨度最长、涵盖地区最广、包容民族文化最多的一个元融的艺术综合体。本文从一个画家的艺术角度,论述汉传佛教长安祖庭文化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造型艺术。

      【关键词】祖庭文化  丝绸之路  造型艺术  西域文化

      For those of religious believer showed idol glorification tendency,  “idol ” is their soul, its lofty value on the spiritual side is incontestable, and it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in the world art history .Buddhism is a world religion, consists of Theravada Buddhism, Han Buddh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it represents the visual identification of Asia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range of world wide religious plastic art, the Buddhist plastic art , an art synthesis, with the longest duration in the history, is the most widely covered and the most inclusive culture. This text, from the vision of an artist, discusses the Buddhist plastic art about Changan ancestral culture and also the Silk Road.

      中原地区汉传佛教文化向西演进的变化

      就中国宗教而言,一般经常把儒、释、道三种思想意识形态放在一起来谈论,但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在佛教与道教中融入了儒家的思想,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儒家虽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经董仲舒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仅是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是家法礼仪、哲学观点、文章情理、道德操守的规范。被提高至很高的地位,而并非宗教。而佛教做为宗教从两汉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大兴土木凿窑建院,而且北方各少数民族一直将江南汉族政权农耕文化中受建安文学思想影响的文化主体,奉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再加上本土原始神仙崇拜和道教老、庄思想的融合,使得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再到隋、唐的全国统一,在经济发达的强盛国力的支持下,中国汉传佛教艺术达到了亚洲地区文化艺术的较高阶段,民族自信心所树立的民族文化尊严,其先进的审美意识把时代文化解读得无比辉煌。汉传佛教在宗教哲学方面、宗派林立、思维活跃,在整个长安汉传佛教祖庭云集,为这个时代亚洲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样板,迎来热捧与追随,达到了普世的共识和认可。其实抛开宗教主题,仅中国绘画自身的发展时至秦汉由于“俑殉”的人道与文明,取代了“人殉”的残酷和落后,像秦兵马俑那样与真人般大小的写实主义陶制雕塑,其人物相貌神态的刻画,造型动态的处理及模型翻制,人、马造型的烧制技术,难度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其次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系列作品,概括与夸张手段的合理应用,显示出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这时的中国绘画与雕塑已在看似古朴粗犷的外形中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气势浩茫而浑厚,也可以说从周、秦、汉、唐开始逐渐地形成了以中国北方文化为主体的地域特征,从秦、汉开始中原始崇拜神仙思想也粗具雏形,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诸如: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漆画、青铜金银纹饰、石雕、陶俑、铜雕,玉雕等也日趋成熟。一个以线描为主要表现手段,采用对称构图及装饰图案与色彩,表现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的艺术主流已经形成,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土壤上,佛教自西向东,从印度流传来。在亚洲地区,两个文明古国的艺术风格在佛教信仰文化的大前提下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并进了。而中原文化的波及到了敦煌也到了最边沿。

      甘肃新疆一带丝路的佛教文化特征与东传的变化

      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陆续从现在的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和现在的罗布泊(古称鄯善)等地已盛行起佛教的信仰,新疆现存的以下石窟群便实证了当时的盛况:喀什的三仙洞、温宿的吐和拉克石窟、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新和的吐呼拉克依艮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石窟,焉耆的锡克沁石窟,吐鲁番的雅尔湖、吐峪沟、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石窟。在这些地质条件特定的环境下,新疆天山南麓石窟建造时没有像云岗、龙门那样可雕凿的整块石材,仅是石子状的小型鹅卵石挤压在一块的地质状况而创造的一种既有石窟的传统特征,又有中国人装饰风格纤细表现特征的泥塑处理手法,而且中国人又将绘与塑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敦煌彩塑。

      任何艺术、宗教艺术也不能例外,都不能摆脱其民族基本特征,这就和遗传学的DNA一样,自然而然地会传承固有的痕迹,印度人是欧洲雅利安和土著达塞人相融合形成的种族,他们的骨骼与肌肉结构就和中国人有着先天的不同。我可以在印度巴鲁特和桑奇的艺术作品中看到已表现的十分明显,那硕大而坚挺的乳房,纤细而柔软的腰肢,丰腴略凸且脂肪肌肉分明的小腹,粗壮而饱满性感的肥臀,都用石材雕琢的恰到好处,这些药叉的雕像对观众来说,都是一种健美的视觉吸引力,因此印度犍陀罗,秣菟拉的早期佛陀造型上也遗留着这种身材壮实、魁梧的基本身影,直到中国云岗石窟其影响依然可见。

      佛教造型艺术从印度步入新疆以后,人物动态先以从原来大的身躯动态中变得缓慢下来,原来性感暴露的躯体,在儒家礼教文化的大环境中减弱了感官的刺激,淡化了性别的特征,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颁布了服装汉化的改革措施,这样一来服装也由于地域气候的变化,而变成了宽松蔽体,数件穿叠,那些异域人形的高额通鼻,低颧骨,薄嘴唇,宽而平的肩膀也都慢慢地通过汉族工匠的创造想象,而变成了道貌岸然超越情欲,超凡脱俗的理想中的神灵形象了。总之在新疆石窟艺术中原有的那些曾经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等文明特质相混合的艺术成分。象印度原有的晕染法,是根据人体的起伏在各个轮廓的边沿部位晕染出体量感(不加同光源光影的心里结构),而各个部位的衔接是以晕染的边沿为界限的,这种方法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以自己擅长的线描绘画方法改造了印度的绘画方法,这样一来从白描到平涂填色其速度和效率都比原来的画法进步了,更为重要的是“单线平涂”加强了与西方绘画的差距,突出了东方绘画的装饰性,这也就是西方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临摹日本浮世绘的原因所在,还有线描的表现形式能在整体上统一形式感,这与中国书法的渊源也是十分密切的,因为中国美术水墨中线条自身就是艺术。之所以中国文明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在于其自身鲜明特征和独立的视觉语言,否则不可能5000多年经久不衰,然而不断交流与发展是其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造血细胞”。

      佛教绘画的透视构图、题材内容、色彩装饰、人物形象等这些纯视觉的表现形式,在其不同社会背景与经济基础之上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佛教从域外传入,到融入本土习俗之后,原有躯壳尚在,然而其精神内涵方面已完全异化成为另外一种东西的演化过程。

      因此西来诸多文明的交汇点到了敦煌也就到了其影响的最边沿地带,近代由敦煌地处沙漠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所以才有大量艺术臻品保存至今,这样我们就可看到敦煌艺术它是集东、西文化的智慧于一身的文明综合体,难怪德国的李季霍芬、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合、瑞典的斯文荷定、日本的大谷光瑞、俄罗斯探险队等发达国家的学者都蜂拥到丝绸之路上来了,而且在笔者109个国家9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的学术考察中,所涉及到中国文化艺术部分时,没有不涉及敦煌艺术的。再让我们从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欧阳竞吾对从日本再度购回的汉传佛经典的重刻复印,王国维有关敦煌学的研究,都是在近代中国在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下,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找民族的自信,而且重点是从汉传佛教之中寻求与发掘。然而可惜的是,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早熟与独特,加之统治者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提升与高拔,艺术家的群体开始与工匠分离,像盛唐时代那样的大艺术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僧繇、陆探微、张萱、周舫、曹仲达、韩干等,积极参与宗教造型艺术创作的学术氛围已不复存在,而汉传佛教由于宋代手工业经济的发达,使得汉传佛教造型艺术的世俗化苗头已经显现,这样一来由于工匠文化水准所限,汉传佛教造型艺术旨趣便游离了佛教本身,而成为中国世俗观念与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而且,中国文化极强的“消化性”使宋代以后世俗化倾向愈演愈烈,世俗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便是进入到庸俗化阶段,而且宋代皇帝推崇道教的统治倾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川大足石刻将中国石窟雕塑史虽延续了数百年,但在汉传佛教造型艺术上的世俗化表现,佛道合二为一的表现手法十分明显。

      自宋以后汉传佛教的造型艺术,就成为世俗化与民间工匠化的代表,那种锃明瓦亮,花里胡哨的世俗之气至今独占鳌头,所有呈现在汉传佛教造型艺术方面的艺术品味已不能和盛唐时代那因大漠涉足艰难而保留下来的敦煌式的艺术风格相提并论了。

      今天我们经济发展中的GDP已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要与之相符的文化话语权才是最为主要的实力所在。纵观新中国发展史,从国家层面讲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创建新中国仅仅是从政治上让我们获得了尊严,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让我们从经济上获得了尊严,然而“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是新一届领导力图让我们从文化上获得尊严,也只有从文化上获得了尊严才是真正地获得了尊严。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国库的殷实,也不在于他城池的坚固,武力的强大和公共设施的华丽。那么一个国家的强大体现在哪里?他说体现在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以及他的理想和品格上。因重新恢复盛唐时代大艺术家积极参与的汉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美,是实现习主席提出的:“实际上是用宽广的视觉,将其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的”理论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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