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藏外佛教文献缘起

  《藏外佛教文献》在历尽波折之後,终於与诸位见面了。

  佛教传入我国已经二千年。在这二千年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终於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已经深深地融贯在中国人灵魂的深处,而且对东亚各国有著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大藏经则是随著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典籍的总。法教津流,大藏经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形成两大文化传统:一是历代都要为前朝修正史;一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要编印新的大藏经。这两大文化传统,千年以来,流传不替。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著人们对佛教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出现一个整理佛教文献、编辑大藏经的新的热潮。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传统思想都面临一个如何适应这一飞速发展的形势以及如何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重新定位的问题。对於中国佛教来说,在肯定其合理的宗教价值的同时,努力提高其文化品位,则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整理佛教典籍、编辑新的大藏经,对肯定佛教的宗教价值与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都具有重大意义。新时期的中国文化需要新的理论,而新理论的诞生离不开思想资料的积累;中国的新理论又必然是在对传统中国文化,包括对佛教文化的全面扬弃过程中诞生。从这一角度讲,整理佛教典籍,编辑新的大藏经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建也有著重要的意义。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小,各国的交流日益扩大,文化的撞击已成为时代之必然。而佛教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一交流与撞击中显示其生命力,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一点讲,佛教典籍的整理,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藏外佛教文献”,顾名思义,即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类佛教文献。或为见闻不广所囿,或为收集困难所拘,或为宗派立场所缚,或为物质条件所限,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收入大藏经,被散逸在藏外,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不少文献因此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今天,在编辑新的大藏经时,努力发掘、收集与整理现存的各种藏外佛教文献,就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举例而言,敦煌藏经洞中的大批古佚佛典,就为我们了解与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也是促成“敦煌学”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遗憾的是,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经九十馀年,对敦煌佛教文献仍然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整理。此外,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近代以来从梵文、巴利语、藏文、日文等翻译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原著数量甚钜;散见於正史、金石、地方史志、个人文集乃至诸种丛书、类书、专著中的各种佛教资料比比皆是。团结各界人士,系统地发掘、收集与整理这些藏外佛教文献,以供宗教界、学术界之急需;俟条件成熟时,将这些珍贵资料收入新编的大藏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这就是《藏外佛教文献》的基本宗旨。古代,以智升为代表的僧人,曾经对佛教文献学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其成就远远超出当时传统目录学的水平。赓续古代佛教文献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佛教文献学,是今天佛教文献研究者的任务,也是《藏外佛教文献》愿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编辑、出版一种整理藏外佛教文献、发展佛教文献学的出版物的设想,酝酿、构思已久。但因时节因缘未熟,一直未能实现。1994年夏,决定以《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形式发行。但由於种种原因,这一设想终於流产。由於这一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出版物名称改为《藏外佛教文献》,并删去原定刊登的关於南亚研究方面的内容。也由於这一原因,原定在1995年6月出版的第一辑直到今天与诸位读者见面,这是我们必须向诸位订阅《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读者说明道歉的。由於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香港志莲净苑的大力支持与慨施净财,使《藏外佛教文献》有可能面世。在编辑与改刊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不少热情洋溢的来信,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坚决的支持,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谨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志莲净苑以及所有对《藏外佛教文献》给予帮助与支持的四众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藏外佛教文献》编委会主要由有志於从事与支持佛教典籍整理及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人员组成。由於我们整理的对象是佛教文献,因此,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宗教角度,我们都要求自己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读者提供可能准确、完善的资料。我们的具体做法是,编委会集体以研究班的形式对整理者递交的每一份初稿逐字逐句核对底本、校本,进行审读、修改、定稿。所以,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各种典籍、文章,一方面固然是整理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编委会集体心血的结晶。在商品大潮击下的当代中国,能够甘坐冷板凳,不计名利,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为佛教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人当然不少,但也不能说很多。在此,谨对编委会诸位同仁的支持与奉献表示衷心的谢意。实际上,编委会诸位同仁都明白,我们现在从事的正是一件所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藏外佛教文献》中发表的诸种文献,都是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开始,一点一滴地做出来的。且不谈收集原始资料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仅就文献的录文、校勘、标点而言,编委会诸位同仁已深知其中的甘苦。如第一辑不少文献从敦煌文献中整理出来,原件均为古代抄本,照片多有模糊不清。鲁鱼亥豕之处,在所颇多;文意漏断之处,亦为常见;至於文字之错讹变体,则向为敦煌学之难点。有的尚存校本,可以参用;有的只剩孤本,唯凭理校。研究班上,编委会同仁经常为了一个文字的辨认,一个标点的使用乃至一段意群的辨析,争论得不可开交。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的意见终归於统一,但有时也不得不遗憾地留下若干存疑的问题以待方家指正。佛法宏深,本难底测;荜路蓝缕,更增艰辛。如果由别人先整理,我们再在别人整理的基础上校定修正,固然会容易得多。然而,不可能人人都站在他人的肩上去摘取桂冠,总要有人来做这种艰苦的原始资料整理工作。因此,虽然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大家都还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的精神来要求自己。我们相信,只要精益求精之心是诚的,尽善尽美之境迟早总能达到。

  古人云:“论益物深,无过於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注:《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见《大正藏》,第49卷,第120页中。)由於我们的水平有限,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诸文献整理本必然有不少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诸位读者、各方人士不吝赐教。

  (方广錩)
  一九九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