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塑

金铜双树像与坛座像

张 总

   中国的金铜佛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造型样式。隋代的金铜佛像很有特色,由于南北朝长期对立情况的结束,隋代的金铜造像经历了一个转折变化的时期。因隋文帝复兴佛法,北周武帝时遭到残损的寺庙佛像得以修复,并得到了更强劲的发展。所以隋代造像中既有仍然上承传统的作品,其特征与前期作品很区别;又有因转折过渡时期形态不够成熟,体态较硬、比例不匀的作品;但是在隋代造像的复兴热潮中,确也涌现出了一批成熟洗练、形式完美的作品。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一件隋开皇十三年(5 9 3)金铜佛双树像,形式十分独特罕见。此像高度为76.3厘米,台座上升起双树,树上枝叶簇簇;枝叶之间还嵌有莲花化生童子、璎珞华绳,璎珞还从树前方和两侧和垂下。主佛披偏袒右肩袈裟,形貌瑞严,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圆座上。桃形火焰形项光镂空又浮雕有莲瓣莲叶,非常精致。宽大的双层台座上有二胁侍菩萨,戴高冠、立莲台,帛带璎珞绕身,其身后有较小的声闻弟子,台前又安设有力士、双狮与香炉。 [图一]金铜佛像中双树造像虽然非常少见,但此像也不是孤例。山东博兴有一处窑藏的铜佛像,出土的作品中有件一佛二菩萨像,也是双树像式。三尊像都为立式,均有桃形项光,主像斜披袈裟,二胁侍菩萨手持摩尼宝珠。菩提双树从四足方座两侧升起。树干上祥云缠绕,树冠枝叶相交,枝叶中间还有甘露下注至主佛头顶,使三像与树干连成一体。[图二][1]石雕佛像中刻出双树的作品为数不少,特别是河北省的曲阳修德寺出土白石造像,以及临漳、藁城出土的同类小型造像,山西太原也有同类出土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东魏和北齐的雕刻,其中最早的作品是出于曲阳的东魏武定五年邸显造思惟像,而以藁城出土的河清、天统、武平等数件北齐纪年铭像最为精致。在双树之上镂空的枝叶间还雕出了双龙奉塔、飞天华绳等细节。有些像的双树之枝叶还雕成了双层透雕的龛形。此后石雕双树像仍有流行。《广弘明集》卷十七曾载隋国立舍利诏和舍利感应记,其中有“歧州(今属陕西宝鸡)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寺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大小平整……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沙门道璨图此双树之象,置于许州(今河南许昌)。”隋代金铜双树像虽不同于石质镂空像,但其枝叶层层迭加、璎珞垂苏及枝叶上化生、飞天牵华绳亦属精致无匹。由此亦可看出,金铜造像与石造像虽然材质不同,形式上也有相互影响、联系和相承之处,从而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隋代开皇四年(5 8 4)金铜佛群像出土于陕西西安市。由像铭可知是由像主董钦所造的阿弥陀佛像。造像有宽大的四足台座,台上围以勾栏,主尊阿弥陀佛饰有桃形项光,项光上有精细的纹饰,佛身著偏袒右肩袈裟,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高台座上,左右二身胁侍菩萨,同样饰有桃形项光,手持莲蕾,帔帛飘洒。菩萨身前有二力士,裸身佩璎珞,姿态孔武有力,亦皆饰有圆形项光。两力士之间,佛座之前有精致的香炉,方座之前还列有双狮。全像金光灿灿,华美异常。[图三] 董钦所造的阿弥陀佛五尊像,佛、菩萨、力士都均匀地分布在宽大的台座上,胁侍和形像也较高大,这些特点多是隋代以前的北朝金铜佛像所不具备的。北朝眷属众多的大型金铜佛像,胁侍形像大都很小,台座主要是承托主像。金铜佛像的台座与胁侍形像的变化,也间接地反映出石窟造像形制的转折和变化。石窟中早期窟型的穹庐形窟,其中几乎仅容主像。以后经由中心柱和壁面开龛的演化,渐次出现佛殿式三壁三龛式窟形,有些龛像又变化成佛坛上列置造像。造像的组合形式也由早期的一铺三尊发展到一铺五尊、七尊、九尊甚至更多。以董钦造像等作品为代表的坛座式金铜像也不是孤立出现的现象。金铜佛中坛上列像的作品,北朝晚期已偶有其例,例如北齐武平未年的一件佛三尊像,佛坐于方形须弥座,两侧有形体较大的胁侍菩萨像,脚踏莲台。三像的下方又有四足方座。上海博物馆也藏有形制类似的作品,[图四]而且雕铸刻造的十分精致。其主佛饰有桃形项光,项光上有镂空花饰。主佛的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也很精美,这些特征均与上述开皇四年像与开皇十三年像非常接近。其台座亦很宽大,两胁侍饰有圆形项光。国外博物馆中也藏有极为精美的此种样式唐代造像。尤可注意的是山西平陆县近年连续出土了数批金铜造像,其出土地分别在西候村、茅津和圣人涧等地。其中有一佛二胁侍的造像与属道教的老子与二胁侍造像,形式与上述北齐武平铭造像非常贴近。平陆造像均为隋唐时期所造。这些作品以及一些国外藏品进一步展示了这类精美造像的发展状况。美国旧金山亚州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唐代金铜佛,更是精美异常。宽大的台座上分布着菩萨、弟子与力士,佛像的背光镂空,华美而致丽,全像亦可称为坛座式造像的代表之作。[图五]从山西与陕西隋唐时期金铜佛像的兴盛和河北地区铜石造像的减少,亦可约略见出造像与政治文化中心迁移的并行关系。

  注 释:

  [1]李少南《山东博兴的一处铜佛窑藏》,《文物》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