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中国西南地区汉魏摇钱树铜佛像研究

何志国 李正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新发现、新发表的摇钱树铜佛像,进行了年代考证、划分类型,分为东汉晚期、末期和蜀汉时期三期,指出各期特征。其所处位置具有升仙和求富的双重含义。摇钱树铜佛像具有印度早期佛像和汉魏雕刻的风格。它的源头与古印度有关,对长江中下游吴晋时期佛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摇钱树 佛像 东汉分期 西南地区
  作者何志国,1959年生,现为绵阳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李正,1975年生,现为绵阳博物馆助理馆员。

  笔者曾经撰文《摇钱树铜佛像刍议》,对摇钱树佛像属性、特征和传播途径进行了初步研究。该文收集忠县涂井崖墓、绵阳何家山一号墓以及日本收藏的摇钱树佛像共计23尊①。近年来考古发掘中,又新发现了一批摇钱树佛像;另外,研究者在对出土和发表的摇钱树研究中,重新作了辨识,也发现一批佛像。新资料的增加,使我们有条件在原有基础上,对摇钱树佛像有了进一步认识。
  一、新发现、新发表的摇钱树佛像
  近年新发现的摇钱树佛像的地方有:
  ①1998年,四川绵阳双碑白虎嘴发现崖墓30余座,其中M19和M49出土摇钱树佛像4尊。
  M19仅存摇钱树干一段和残龙纹叶片2枚,现存树干长15.6厘米。佛像位于树干中央,由于锈蚀原因,面目有些模糊,但细观之,仍可辨识,头顶有高肉髻,发际在额前呈圆弧形,两眼微合,高鼻,圆领,两袖有细而密的纹路,右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左手腕下垂,左手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结跏跌坐。高4.4,宽2.8厘米。
  M49出土摇钱树佛像3尊。摇钱树干由小段树干组成,每段树干长18.2厘米,佛像位于树干中部,3尊像均高5.6,宽3.2厘米,头顶有高肉髻,额及两侧有发际,双眉连成一体,呈“⌒⌒”形,双眼微合,高鼻,口上有髭,面部清瘦,穿圆领衣,衣袖颇窄,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略向外撇,右手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两侧连缀叶片,可辨形状者,有方孔圆钱,圆钱肉部的正面和背面四周有阳线莲办图案。
  从可拼合的树干观察,有1尊佛像与另2尊佛像背向安置,与通常树干佛像同一方向纵向排列的现象不同。②
  ②.2000年5月,四川安县文管所接收公安部门打击文物犯罪活动缴获一件摇钱树,该树由陶座、青铜树干和叶片组成,保存较完整,可以修复。据了解,该树出土于绵阳永兴一带崖墓之中。树干纵列5尊佛像和叶片上一尊佛像。
  树干出土时断为三段,实际上为5小段树干组合而成。从树干现状看,至少有一尊佛像与其他佛像背向安置。每小段树干长16.2厘米,佛像高5.3,宽2.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项光长径4.5,短径4厘米,佛头顶有高肉髻,额上有圆弧形发际,双眼微合,大鼻,面部丰满,穿圆领衣,衣纹清晰,右袒,左袖衣纹细密,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延至右手腕下垂,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
  佛像叶片通高20.5,宽13厘米,厚1至1.5毫米,图案工艺系平面起阳线纹。中部为大璧,直径7.5厘米,其上有卷草之类图案,璧下两侧为弯曲向上的龙纹,龙首端部较尖,作套挂其他叶片之用。佛坐于璧之上,高6.3,宽4.1厘米,佛头后由两个同心圆组成圆形项光,边缘匀称分布六个小圈,头发梳成一个大髻,额中施加白毫相,大眼,口之上有髭,上翘(俗称八字胡),穿圆领衣,镶莲办纹边,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旁侧立二人,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张口。佛项光之上为侧立莲花,莲蓬顶上有一插头,作插叶片功用。两侧为八办莲花,其下各侧立小莲花,佛与莲花和侧立之人均由蔓草之属连接③。
  ③陕西城固县文管所收藏一件佛像摇钱树。1987年和1990年,王寿芝以“桃都”为名,分别在《文博》和《中国文物报》上报道。④当时,该树保存较完整,通高1.04米,不过,王寿芝将佛像误认为“女神”。四川大学历史系罗二虎副教授于1994年前往城固考察,发现这株摇钱树叶片上有佛像。他作了详细描述:“佛像位于顶部的中间,包括项光在内通高6.5,宽4.1厘米。佛像为坐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结跏趺坐,头顶上有肉髻。其下半部的头发用平行的纵线来表现,肉髻上的头发略呈半同心圆的形状。额际上施有白毫相,鼻下留有上翘的胡髭。项光为圆形的两个同心圆构成,项光内有6个小圆圈。着通肩衣,衣服的领口部分有略近似于变形莲花纹的装饰”。⑤
  显然,城固佛像叶片与安县文管所收藏佛像叶片完全相同,两者当出自于同样的粉本,甚至可能同模。只是安县佛像叶片保存更加完整一些,这有助于补充和纠正城固佛像叶片的描述。例如,罗二虎对佛像右侧人物头戴“异形高冠”的描述有误。该人像实际上是头戴尖顶帽,呈现“△”形,当为胡人。其弯曲的“异形高冠”实为蔓草之属,在安县佛像叶片中起到联接佛像和莲花的作用,城固佛像右侧人像的“异形高冠”呈弯曲状,实即残存的蔓草。由此将该人像判定为道士,显然不妥。⑥
  ④1985年4月,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在铺镇发掘一批汉代砖室墓,据发掘简报,其中M5出土摇钱树,分树、座两部分, “树为铜质,有主杆、树叶,树杆作扁圆形,分节,每节中部有人家盘座”。⑦但并未指明人像属性。罗二虎指出树干上有佛像2尊。⑧据汉中市博物馆王景元副馆长最近提供的资料可知,摇钱树干共有4段,分别长32、17。5、16和15.5厘米,树干横截面为椭圆形,长径1.5,短径1厘米。据观察,树干共有佛像5尊,头顶有高肉髻,口上有髭,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衣角延经右手腕下垂,形成“U”形,佛像高5—5.3,宽3.3至3.5厘米。
  ⑤贵州清镇11号石室墓,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⑨但是,该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最近才由罗二虎辨识出,共有佛像2尊,佛像1“高约4。7,宽约2.8厘米,结跏跌坐,头顶上有高肉髻,头发呈纵向,着通肩衣,双手置于身体前面并且似乎都是握住衣角。双手之间的衣服下摆呈‘U’字形。”佛像2高约4.6,宽约2.6厘米,造型与佛像1大致相同。⑩不过,罗二虎关于清镇佛像双手均握衣角的描述,并由此得出贵州钱树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对于佛像所表现的内涵理解,较四川摇钱树佛像更为肤浅的推论,则不一定正确。清镇佛像锈蚀较严重,发表的佛像照片质量也不高,不易看清佛像手姿,倒是他绘制的墨线图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至少佛像2是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拳握衣角,并非“双手均握衣角”。绵阳双碑M19钱树佛像就是左手施无畏印。
  另外,据说,绵阳河边乡一带近来出土摇钱树佛像2尊,与绵阳双碑白虎嘴出土佛像风格相似,五项光,比较模糊。[11]
  二、摇钱树铜佛像的年代、类型和分期
  1.摇钱树铜佛像的年代
  摇钱树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之一,由于涉及印度早期佛像传人中国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因此,它的年代尤为学术界关注。摇钱树佛像均出自墓葬,这里就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绵阳双碑M19和M49号崖墓、城固砖室墓出土和安县文管所收藏摇钱树佛像的年代进行考证。
  ①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该墓由笔者主持发掘,发表简报定为东汉晚期。[12]并作过考证。[13]但是,仍然存在不同意见。近来有学者将其定为东汉末期、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和蜀汉时期,[14]因而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认为,对何家山l号崖墓年代的考定,应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时代风格和钱币三方面着手。
  首先看墓葬形制。何家山1号墓为前、后室,平面大体为长方形,略呈梯形,与邛崃光坝山M18的布局和平面相似,只是缺少壁龛,后者有熹平元年(177)铭文。[15]显然,何家山1号应与邛崃光坝山M18属同一时期。
  其次,看随葬器物时代风格。陶器中的工式罐筒仓、壶、水田模型与新都马家山东汉中、晚期崖墓出土的同类器型相似。[16]陶俑和动物模型中的舞俑、抚琴俑、听琴俑、执笙俑、侍俑、劳作俑和猪、狗、鸡等,具有东汉晚期的时代风格。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陶俑和动物模型的塑造,达到了成熟和高超的水平,以说唱俑为代表。何家山1号墓虽然没有发现说唱俑(可能已被盗),但是所出陶俑和动物模型的造型比例适度,形象生动、传神,与蜀汉风格判然有别。[17]铜器中铜魁、圆形铜案分别与云南禄丰东汉晚期砖室墓和广州东汉后期的同类器型相似。[18]
  位于何家山1号墓西侧6米的何家山2号墓年代,也可作何家山1号崖墓年代的旁证。我曾指出,何家山1、2号墓共同出土的陶筒仓、罐、釜、形制相似,实际上,两墓出土的抚琴俑、舞俑、侍俑和鸡、猪、房模型的造型和风格也非常相似。何家山2号墓也由我主持发掘,将该墓年代定为东汉晚期,学术界没有异义。[19]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可以把何家山2号墓的年代判定得确切一些。1992年,绵阳河边乡九龙山发现一座东汉永和六年(141)崖墓(距何家山约10公里),该墓出土一件陶马,马头保存完好,高约40厘米,该马头大小形状与何家山2号墓出土铜马头几乎一模一样,[20]两个马头质地虽然不同,但同出一个粉本,这就证明了两者时代的一致性。准此,何家山2号墓的年代当在永和六年左右,何家山1号墓年代则与其相当。
  最后,看何家山1号墓出土钱币。该墓出土钱币210枚,“有西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东汉五铢及剪轮、环五铢等,以东汉五铢为大宗”。[21]由于该墓出土剪轮和蜒环五铢,致使不少学者将该墓判定为东汉末期或蜀汉时期。其实,这是对剪轮五铢等钱币出现时间存在的认识误区。
  五铢剪轮(即剪廓)或綖环等钱币减重现象,往往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有关。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东汉末年才出现的。从考古材料看,剪轮五铢最早发现于北京大葆台西汉晚期燕王墓之中。[22]东汉中期安帝时(107至125年),由于连年对羌人用兵,耗费的财富以百亿计,造成国库空虚。有学者指出: “从东汉中期以后,剪廓钱就多起来了”。[23]到了桓帝时期(147至167年),统治者腐败,外戚专权,社会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后汉书·刘陶传》:“(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24]所谓“货轻钱薄”,就是五铢剪轮、綖环等现象的形象描述。东汉纪年墓葬出土剪轮或磨郭五铢钱印证了这类钱币出现于东汉中期:河南襄城画像石墓“永建七年”(实则阳嘉元年,即132年),洛阳“元嘉二年” (152)墓和河北望都“光和五年”(182)等纪年墓均出土剪轮五铢,这就说明剪轮钱至迟出现于东汉中期。[25]过去,不少非纪年的东汉墓葬由于出土剪轮、綖环钱,往往被发掘者推定为东汉晚期或东汉末期;其实,除一部分确实为东汉晚期或东汉末期的墓葬外,另一部分则当属东汉中期。如何来划清上述界线?除了钱币外,还需要从墓葬形制和器物时代风格全面分析,才能推定出较为可靠的墓葬年代。
  汉末的蜀地铸钱比较有特点。汉灵帝时,中原危机四伏,中平五年(187),刘焉领益州刺史,入主蜀中,焉死,其子刘璋继之。刘焉父子铸蜀五铢,该钱直径约2.1厘米,内外有廓,与东汉五铢有别。[26]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蜀,由于经济困难,便在续铸“蜀五铢”的同时,始铸“直百五铢”。
  综合何家山1号墓的形制、器物风格分析,其年代上限可至公元141年左右,又因其墓出土210枚钱币中,以东汉五铢为大宗,虽然出土少量剪轮和蜒环五铢钱,但因未出现汉灵帝中平四年(187)以后铸造的蜀五铢,其年代为在141年至187年之间,其下限不晚于187年,摇钱树佛像年代与墓葬同[27]。
  另外,笔者专就镌刻佛像的乐山麻浩1号崖墓,从墓葬平面、结构、雕刻风格,以及邻墓的打破关系,较为详尽地考证该墓及其佛像年代为2世纪中期前后,从佛像风格看,何家山与麻浩佛像均为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大致相同,说明这是一个时代共同的风格。[28]
  ②绵阳双碑白虎嘴19和49号墓均为单室墓。平面呈长方形,早期被盗严重。M19出土劳作俑、执罐俑各1件,铁刀2件,鸟乳铜镜l件,摇钱树干佛像1尊,钱币75枚,有西汉五铢,东汉五铢和剪轮五铢,其中剪轮钱62枚。M49出土劳作俑1件,侍俑1件,长方形石牌1件,摇钱树佛像3尊,钱币26枚,伴出有西汉五铢、东汉五铢和剪轮五铢,其中剪轮五铢17枚。
  这两墓的形制为东汉中、晚期风格,要确定它们年代的下限,应分析随葬器物风格。陶俑体型较小,面目不清,既与东汉晚期陶俑高大、细腻、成熟的水平有别,也与蜀汉墓大俑颈长,僵硬,小俑为捏制的风格不同,其时代应介于二者之间。从出土钱币看,两墓出土有剪轮五铢数量均占多数,M19占83%,M49占65%。何家山1号墓出土钱币210枚,东汉五铢占大宗,剪轮和环钱只占少数。两相比较,M19和M49应晚于何家山1号墓。但这两座墓不出蜀汉钱币,其时代可定在汉末,即灵帝时期至建安十九年,刘备铸直百五铢以前。
  ③城固摇钱树佛像和安县摇钱树佛像。城固摇钱树于1957年城固县第一中学修建理化实验室时,从一砖室墓中出土,但墓葬情况不清楚。[29]把安县和城固摇钱树铜佛像放在一起考察年代,是因为两者叶片均有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佛像,当出自同一粉本。另外,安县摇钱树干也纵列5尊大小相同的佛像,应属同时。至于城固摇钱树,有学者考定为东汉晚期至东汉末期,大致不误。[30]
  由于安县摇钱树树座犹存,叶片较多,保存完好,可以就年代进一步考定。树座通高55厘米,除树顶的羽人抱柱骑羊外,表面尚有三层人物、动物等图案,内容非常丰富。同一题材、形制基本相同的树座在绵阳石塘乡、白云洞和小枧等地崖墓均有出土。这说明安县摇钱树座与后者属同一粉本或塑造于同一模具,也说明安县摇钱树出自绵阳有一定依据。绵阳石塘乡、白云洞和小枧乡摇钱树座时代为东汉晚期。另外,安县摇钱树中有猴形小叶片4枚,这类题材也出现于三台县胡家(土+扁)出土的东汉晚期摇钱树中。[31]再者,安县摇钱树佛像头部上方有三株盛开的莲花,中央一株侧立莲花,莲蓬高高凸起,与绵阳何家山2号墓出土钱树西王母头部两侧侧立莲花相似,安县佛像头部上方两侧盛开八办莲花,与何家山2号墓钱树的象与象奴叶片一侧莲花相似。[32]因此,安县摇钱树年代应与何家山2号墓钱树年代相仿。
  综上所述,安县和城固摇钱树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2.摇钱树铜佛像的类型
  依照佛像位于树干和叶片等不同位置分别划分为A、B两型。
  A型佛像,位于树干,其中四川绵阳何家山l株5尊;双碑2株4尊;河边1株2尊;安县1株5尊;重庆忠县3株14尊;陕西汉中l株5尊;贵州清镇1株2尊;日本收藏3株4尊。共计13株41尊。
  B型佛像,位于树顶叶片之中,有安县和城固两例,共两尊佛像。
  从上述统计中,A型佛像数量多,粗看大同小异,但是,经仔细观察,仍然存在不少差异,可进一步进行划分型式。其中,依照佛像面型和衣纹的差异,可划分为Aa和Ab两个亚型。
  Aa型的基本特征是:深目高鼻,面相清瘦,口上有髭,衣纹呈“U”型,数量最多。
  Ab型的基本特征是:面相圆润,大鼻,口上无髭,袒右肩,衣纹呈三重平行下垂的“U”形,两侧有胁侍侧立的戴尖顶帽胡人。Ab型佛像有安县摇钱树干5尊,日本久保惣美术纪念馆收藏1尊。
  Aa型佛像共有35尊,可分三式。
  工式,5尊,绵阳何家山1号墓出土,均高6.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发纵向梳成大髻,衣袖纹细密,两侧对称附三枚方孔圆钱。
  Ⅱ式16尊,绵阳双碑白虎嘴M19号、M49号和河边乡崖墓、汉中砖室墓、清镇11号石室墓出土和日本私人收藏。基本特征与工式相同,但体型变小,高4.4至5.6厘米不等。它们形象简略,有的佛像两侧的方孔圆钱上面有莲办阳线纹(绵阳双碑98MBM49)。Ⅱ式佛像还可细分为两类,Ⅱ1类佛像衣袖纹继承了工式佛像衣袖纹细密的特点;Ⅱ2类佛像衣袖已经没有该特点。
  Ⅲ式,14尊,忠县涂井5号和14号崖墓出土,基本特征与Ⅱ式相同,高5.1至5.6厘米,Ⅱ式的两类佛像也分别被M14和M5佛像所继承,但M14佛像两侧新出现蝉纹。
  Aa型佛像演变如图:
  B型佛像位于以璧为主体的叶片之上,两面皆有。璧下有两侧双龙首,佛坐于璧之上,头后有圆形项光,浓眉大眼,嘴上弯曲上翘的口髭,竖条圆领镶莲办边,左手施无畏印(背面为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右脚左外(背面左脚在外),胸前置一璧,佛两侧有戴尖顶帽胡人,面向佛下跪作揖。
  B型佛像为平地起阳线纹,因此面目、衣纹和坐姿都表现得非常细致,有助于对摇钱树佛像的仪轨进行深入的了解。
  3.摇钱树铜佛像的分期
  通过上面年代讨论,可知摇钱树佛像起源于东汉晚期,约当2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2世纪80年代。绵阳何家山1号出土摇钱树佛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摇钱树佛像,也是我国最早的青铜佛像;最晚的摇钱树佛像是忠县涂井5号和14号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大致而论,摇钱树佛像流行年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2世纪中、后叶至3世纪中叶),约70至100年,可分为东汉晚期,东汉末期和蜀汉时期,共计三期。
  第一期,东汉晚期,约当桓、灵时期(147至188年),年代下限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刘焉入蜀之前。属于这一期的有绵阳何家山1号墓、城固砖室墓、安县文管所和日本久保惣美术纪念馆的摇钱树佛像,计有AaⅠ5尊,Ab6尊,B型2尊,共4株13尊佛像,该期佛像型式全,数量多,佛像施无畏印,头后施项光,结跏跌坐,佛像仪轨清晰,印度佛像特征明显。这是摇钱树佛像的兴盛期。
  第二期,东汉末期,上限为汉献帝初平、建安时期,下限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取蜀之前。 (189至214年)属于这一期的有绵阳双碑白虎嘴19和49号墓、河边乡崖墓、汉中砖室墓、贵州清镇11号墓出土,以及日本私人收藏摇钱树佛像,计有AaⅡ8株16尊。这一期分布地域扩及贵州,数量增加。但是佛像形式减少,只有Aa型,佛像尺度也变小,铸造工艺也较第一期粗糙,这可能与刘焉父子主蜀,刘备人蜀,一系列战乱、社会动荡引起的经济衰退所致。
  第三期,蜀汉时期,从建安十九年刘备取蜀至蜀汉政权灭亡(214至263年),属于这一时期的有忠县涂井5号和14号墓出土,即摇钱树佛像,计有AaⅢ3株14尊,佛像分布已由“三蜀”地区传至峡江一带,佛像形式和数量锐减,铸造工艺与第二期相仿,继续向粗糙发展。蜀汉时期连年征战,赋役繁重,经济困难,缺铜较甚。因此,蜀汉政权铸“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当百钱,甚至到了“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克国用”的地步。[33]忠县涂井蜀汉墓主可能是当地盐商或盐官,[34]尚有经济实力,一般平民看来已不可能铸钱树葬人墓中了。
  摇钱树出现于东汉初期,流行于东汉晚期以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蜀汉时期锐减,西晋时期消亡。[35]通过摇钱树佛像的分期,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演变轨迹。摇钱树佛像出现于摇钱树盛行时期,铸造工艺水平高,佛像清晰,佛像仪轨比较清楚,到了东汉末期,摇钱树佛像铸造开始出现简化、衰退迹象,但数量增加,表明有所普及;到了蜀汉时期,则迅速锐减,分布范围从蜀中心移向峡江一带。可见,摇钱树佛像的兴衰是与摇钱树同步的。
  三、摇钱树佛像所处位置的含义及艺术风格
  1.摇钱树佛像所处位置的含义
  通过摇钱树佛像的所处位置,结合文献中佛“项有日光,飞在殿前”和”佛为大神”等记载,[36]分析时人视佛为西王母之类神仙,并无异义。[37]但是,摇钱树佛像所处的相同位置又有熊、猴等形象,尤其是佛像又与钱纹组合,与升仙含义似乎有矛盾。罗二虎解释:“中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璧是外圆内圆,故象征天,而钱币是外圆内方,可象征天地,沟通天地并融为一体。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丧葬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人将钱与璧互换是可以理解的”。[38]璧固然是礼天之物,但秦汉的方孔圆钱是否象征天圆地方,却很难说。方孔圆钱是在战国圆孔圆钱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圆钱大小适中,使用方便,流通量大,因此铸造量也大。但是,圆孔圆钱铸造后的边缘打磨加工却异常费事,效率低下。从秦国采用的半两钱到汉武帝铸有边廓的五铢钱以前,铸造的方孔圆钱均需打磨。从圆孔圆钱改进成方孔圆钱后,必须采用与方孔大小相近的长木棍,在其上穿若干枚钱,在打磨钱边缘毛坯时,钱才不会转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钱币的打磨工序的效率。这就是方孔圆钱的实用性。再者,四川江油、宜宾、彭山、三台等地出土的摇钱树座上,有一种大同小异的一种图案:画面中央一株大树,树上缀满方孔圆钱,有的人在树上摇晃,地上铺满方孔圆钱;有的站在地上持竿取钱,有的人挑着一担钱正准备离开。这是一幅生动的摇钱图案。摇钱树的得名也由此而来。[39]摇钱树座的摇钱图案与摇钱树干(叶)上的方孔圆钱相呼应,显然,佛像四周的方孔圆钱也与摇钱图案的方孔圆钱功能相仿,同样充满了世俗含义。此处的钱与璧是不可以互换的。
  那么,如何解释佛像的升仙和钱币组合这一对矛盾呢?
  企图升仙就是追求长生,《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的神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其云:“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希望荣华富贵永存,所以,他们的唯一渴望就是长生不老。贫穷的老百姓,受统治者主流思想的影响,虽然也希望健康长寿,但是,贫困的现实生活使他们的追求目标,无不充满功利色彩:升仙的同时有钱财作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出现在摇钱树上,则反映了民间的神仙思想与官方存在差异。对此,我已在《摇钱树内涵溯源》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讨论。[40]
  2.摇钱树佛像的艺术风格
  摇钱树佛像的雕刻技法分浮雕和平地起阳线纹两种。A型佛像为浮雕,均铸于摇钱树干之上,皆为坐姿,从树干、正面和两侧三面观,都可看到佛像的轮廓:正面五官及身体各部位塑造细致,侧面则显出佛像姿态的主要轮廓,有较大的简化,它只是表现正面各部位向两侧的延伸,背面只现粗轮廓,光背,无任何细致刻划,与树干融人一体。这样,佛像既突出于树干之上,又属于树干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浮雕技法主要是树干采用合范浇铸工艺所致。就题材而论,佛与树的结合,当源出印度(详后)。但在印度只发现佛与树结合的石雕,摇钱树铜佛像则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独创。
  B型佛像为平地起阳线纹,它属于树顶叶片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表现佛像轮廓技法的基础上,采用阳线把佛像的各部位以及服饰予以了详细的表达,甚至很多细节都表现的异常清楚,有利于我们对佛像细小特征的了解。例如,佛像口上的髭。[41]A型佛像有的口髭较清晰,如绵阳何家山佛像口髭呈对称的钝角三角形“”,有的则不太清楚,如绵阳双碑佛像口髭,由于铸造模糊,又没发现口,其鼻下的“∧”形既可理解成口髭,也可理解成向上紧抿的口。B型佛像就不同,因其是平地起阳线,唇上的髭就很清楚,而且,还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呈“ ”形,口髭弯曲且上翘,刻划细腻。另外,关于佛结跏趺坐。A型佛像只有大轮廓,给人观感是腿部坐姿较宽,不似汉式跽坐,由此判定是结跏趺坐。但这仅仅是推测。其中Ab型坐佛腿部只较上身略宽,与常见跽坐的汉俑相似,如果没有其他可靠的佛像特征(如项光、手印之类),尚不能确定其坐姿为结跏趺坐。但是,B型佛像坐姿就很清楚,佛右脚在内,左脚在外,呈盘坐状,还可以看出脚腕以下赤裸,脚腕以上为裤管。这个坐姿是明确无误的结跏趺坐!
  摇钱树佛像表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印度早期佛像风格,高肉髻、头有项光、口上有髭,穿圆领衣,右手施无畏印(个别有左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执衣角下垂延经右手腕再下垂,形成长长的“U”形衣纹,结跏趺座(B型佛像表现了赤裸的盘脚)。其中,佛像肉髻有竖向发际纹路,口上有髭,是犍陀罗艺术(Candhara)特征,佛衣袖细密的衣皱纹,与印度迦腻色伽(Kaniska)3年、51年秣菟罗佛衣皱纹相似,佛衣长长的“U”形衣纹,也是秣菟罗艺术(Mathura)的特点。其余佛像特征,犍、秣皆有[42]。至于佛像铸造手法,则采用了汉代简练、概括和细致刻划相结合的风格。林树中教授指出:“汉代佛像的艺术风格,泥塑与陶俑一致,石刻与画像石一致,绘画与墓室壁画、线刻画一致,多作结跏趺坐或直立的静态,表现为粗轮廓的写实,不作细部的刻划,表现了质朴、古拙、敦厚、豪迈的时代特点……。”[43]上述评价没有涉及摇钱树佛像,但部分评价,例如“粗轮廓的写实”,就适用A型佛像。摇钱树佛像均为结跏趺坐的静态,但是,这类佛像既有“粗轮廓的写实”(如A型),又有细部的刻划(如B型),把佛像刻划得非常精致:头发上梳挽成一大髻,大眼,弯曲上翘的口髭,镶莲办边的竖条纹圆领,衣袖纹路细密,结跏趺坐,显露赤裸一脚,脚尖向下翘。
  概言之,摇钱树佛像在内容上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风格,在形式上则表现了汉代西南地区的塑造、雕刻风格。
  四、摇钱树铜佛像的源流
  1.摇钱树铜佛像的来源
  从考古实物溯源,广汉三星堆商周器物坑出土的青铜树可谓汉魏摇钱树的远祖,但是两者存在一千余年的缺环。我曾经指出,四川盐源战国西汉初期墓葬出土树枝形铜片和滇池地区出土的铸有树或柱的西汉青铜贮贝器,以及西南地区古老的崇树传统,可能是探讨摇钱树起源的重要线索。[44]那么,摇钱树的起源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呢?
  在印度河文明的遗址(约公元前2350至前1750年)中,出土一种护身符石牌,刻有大量的树木神,有的刻一株大树,有的大树下有一长方形台或座,有的还刻有人礼拜或向树木供献花环。这些都反映了印度次大陆青铜文化中的圣树崇拜。圣树崇拜以后成为印度教和佛教的传统。[45]
  嗣后,从孔雀王朝到巽伽王朝(Sunga)(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的金属铸币上继续流行以树为崇拜对象的图案,还有山、卍、牡牛和象图案。有的还伴有婆罗门文字。这一时期的圣树下方刻有栅栏包围。在巽伽初期(公元前176至前150年)的石雕中,有一种如意树(Wish—granting tree)值得注意。其形状是榕树,有特殊的大叶子和垂下的须根,须根被区分为八个部分,其中一些有吊下的袋、水瓶和法螺贝的方形货币在其中,树下有竹编和木材栅栏。信仰印度天神的人,认为这种树可以赐予财富。阳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孔雀王朝和巽伽王朝钱币上刻的圣树,石雕如意树上缀有方形货币,与滇池地区西汉贮贝器上铸树或柱,所表达的含义是相同的。即钱币与树的结合。尽管它们表现的形态并不一样。从时代看,钱币与树的结合,在印度似乎要早一些。
  佛教产生后,古代印度崇树的传统被佛教继承。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槃,都与树有关。
  首先看佛诞生与树。《大唐西域记》卷六“腊伐尼林及释迦诞生传说”条载:“其(腊伐尼林)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随足所蹈,出大莲花”。[47]季羡林等注释: “无忧花树,无忧,梵文asoka意译,音译为阿输迦、阿叔迦。……据《因果经》卷一:摩耶夫人在花园中见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繁茂。彼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由右肋出”。[48]
  再看佛成道与树。《大唐西域记》卷第八“摩揭陀”条载: “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49]《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健驮逻国”云:“城外东南八九里有卑钵罗树,高百余尺,枝叶扶疎,荫影蒙密。……释迦如来于此树下南面而坐,……”。[50] 
  1992年,湖北鄂州市东吴墓M4出釉陶佛像一尊,高20.6厘米,穿圆领通肩大衣,趺坐,双手交叠于腹前,为衣所盖,似为禅定印。佛像出自M4前、后室之间的通道,出土时两侧各分列一侍俑M4:1和M4:2,M4:1头戴平顶小帽,帽中有一圆形饰物,高17.7厘米;M4:2头缠巾带,身穿束腰长裙,高16.4厘米。⑩同样,侍立俑低于坐佛。1975年,鄂城钢铁厂五里墩吴墓出土一面佛像夔风镜,其中,四蒂纹中的一办有三像,“中央一尊为坐佛,在莲花座上作半跏思惟状,头上有项光。两侧的两像一立一跪,立像为坐者,手持曲柄伞,跪像为供养人,作跪拜状”。[61]侍者和供养人体量也小于佛像。
  显然,鄂城东吴墓出土釉陶佛像,佛兽镜佛像与胁侍的大小对比和布局,与摇钱树佛像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
  ②摇钱树佛像的“U”形衣纹也得到了长江中、下游早期佛像的继承。A型佛像衣袖纹路密集,由于铸造简炼,也可能是工匠不习佛教仪轨,大多将衣铸成巾状物,左手拳握下垂直,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安县佛像铸造细腻一些,三道“U”形衣纹平行下垂。大概陶制品易于加工的缘故,四川彭山东汉陶座佛像衣纹就要细腻得多,一层层平行下垂,呈圆弧形。[62]
  长江中、下游早期佛像也有类似特征。前引鄂城东吴墓出土釉陶佛像衣纹,从胸前开始形成一道道密集的“U”形衣纹,手势以下则形成圆弧形衣纹。这种密集的圆弧形衣纹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出土的神瓶(一称魂瓶)等至西晋陶瓷器上的佛像得到了发扬光大。从佛的圆领以下平放于腿前的手势以上,均匀而密集地分布着一层层圆弧形衣纹。
  综上,从佛像的衣纹既可看出的长江流域的继承关系,还可看出它的演变。摇钱树佛像为长长的“U”形衣纹,彭山陶座佛像自圆领以下,衣纹呈圆弧形,一层层平行下垂,鄂城吴墓釉陶俑像圆领变尖,以平放的手势为界,其上为平行密集的“U”形衣纹,以下为平行的圆弧形衣纹。显然,鄂城釉陶佛像融合了摇钱树佛像和彭山佛像衣纹风格。鄂城佛像局部的圆弧形纹进而在江浙吴晋陶瓷佛像全身展开。
  ③摇钱树佛像除Ab型佛像外,其余均有口髭,即八字胡。这个特征被鄂州鄂钢饮料厂M1出土的一组青瓷俑所继承。这些俑有的戴尖顶帽(报告误认为瓜皮帽),有的着帻,共计8件俑有口髭。[63]印度早期犍陀罗佛像饰口髭,据研究,这是吸收了游牧民族的特点,摇钱树佛像大多有八字胡,显然是继承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一些特点。鄂州饮料厂有口髭青瓷器俑虽然不是佛像。但是,其中戴尖顶帽的青瓷俑也非汉人,具有这种形态最早有确切纪年是四川彭山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崖墓出土的陶俑,圆领(非汉式右衽),坐姿,深目高鼻,吹箫,头戴尖顶帽,这是一件身着胡服的胡俑。[64]尖顶帽非汉式衣冠,乃西域塞种人所具,据研究,此种戴尖顶帽的塞种人,在佛涅槃后,多作守灵者,成为在家信徒。[65]因此,在鄂钢饮料厂出土东吴有口髭的青瓷俑中,至少戴尖顶帽俑与佛教有关,它们集摇钱树佛像口髭和尖顶帽胡人的特点于一身。
  其实,不仅是摇钱树佛像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吴晋时期佛像产生影响,西南地区其他汉魏时期的佛像,与佛教有关的莲花、白毫相、胡人、神瓶(魂瓶)等一系列与早期佛教有关的图像,也对吴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研究。

  注释
  ①何志国:《摇钱树佛像刍议》,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9期,总138期。
  ②唐光孝《绵阳发现汉代铜摇钱树佛像》,《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8日1版。
  ③⑥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佛像摇钱树 述考》(稿本)。
  ④[29]王寿芝: 《城固出土的汉代陶都》, 《文博》1987年6期;王寿芝《桃都·天鸡·摇钱树》,《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13日4版。
  ⑤[30]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期。
  ⑦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
  ⑧罗二虎: 《中国初期佛像与西南地域文化圈》,《世界文化与佛教》,山田明尔编,日本永田文昌堂、京都,2000年。
  ⑨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⑩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2期。
  [11]该材料由绵阳博物馆唐光孝提供,佛像持有者曾找唐光孝鉴定。
  [12][21]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3期。
  [13]何志国:《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东南文化》1992年5期;何志国:《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人论》,《东南文化》1994年1期。
  [14]罗二虎:《中国初期佛像与西南地域文化圈》、《世界文化与佛教》,山田明尔编,日本永田文昌堂,京都,2000年;阮荣春:《论早期佛教造像
  山渐的“时空差”》、 《东南文化》1994年1期;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5期。
  [15]罗二虎: 《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1988年2期。
  [16]四川省博物馆等: 《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发掘简榔, 《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何志国: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人论》,《东南文化》,1994年1期。
  [18]王桂蓉:《禄丰汉代砖室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广州市文管会等: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32]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3期。
  [20]何志国:《绵阳发现东汉纪年崖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9日1版。
  [22]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23]萧清: 《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范哗《后汉书》1845页,中华书局,1993年。
  [25]河南襄城永建七年墓刊于《考古学报》1964年1期,洛阳元嘉二年墓刊于《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河北望都光和五年墓,见1959年出版
  《望都2号汉墓》。上述纪年墓出土剪轮五铢的资料,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查阅,并且提供,在此,谨表谢意。
  [26]张勋燎:《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收入四川省钱币学会编:《四川钱币研究十年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27]霍巍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5期)一文中说:“何家山1号崖墓的墓葬形制为前、后室的双室,墓内葬人4具棺具,表明其使用的时代较长,加之四川地区崖墓流行家族合葬的葬俗,常常是一墓之中,数代合葬。所以,何家山1号崖墓的年代,原简报将之定在东汉晚期,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定为东汉至六朝初期更为稳妥”。案,即使不排除何家山1号墓“数代合葬”的可能性,但该墓最早下葬当为长辈,按汉代厚葬习俗,下葬器物当随长辈一道随葬,摇钱树这类冥器尤其如此,以该墓“使用的时代较长”为由,将随葬器物和墓葬年代后延,似不妥。
  [28]何志国: 《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年代商榷》,《考古》1993年8期。
  [31][39]钟治:《三台胡家摇钱树初考》,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8年11期,总188期。
  [33]萧子显:《南齐书·崔祖思传》,《二十五史》缩印本第3册,上海古籍书店等,1986年。
  [34]四川省文管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35][39][40][44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4期。
  [36]东汉《四十二章经序》云:“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梁慧皎:《高僧传》载东吴孙“皓举头问曰:‘佛神大耶’?采,女云: ‘佛为大神’”。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
  [37]何志国: 《试谈绵阳出土的东汉佛像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1年5期;何志国《初论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性质》、 《四川考古论文集》、《四川文物》(增刊)1996年;何志国《东
  汉铭文神兽镜探微》、《文物天地》1999年2期。
  [38]罗二虎: 《中国初期佛像与西南地域文化圈》、《世界文化与佛教》,山田明尔编,日本永田文昌堂、京都,2000年。罗二虎在该文中又说,摇钱树“是这一区域内传统的昆仑仙镜神话,神树信仰和当时流行的乞求富贵思想的一种综合性表现,其核心是希望墓主死后能通过神树升仙并在仙境厚受荣华富贵”。该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41]许慎《说文解字》:“頿,口上须也,从须此声”。徐铉注:“今俗别作髭,非是”。可见口上之须谓之髭。须则是面部胡子的统称, 《说文》: “须,面毛也”。见《说文解字》18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年。
  [42]山田智教: 《印度美术史大观》,日本每日新闻社,1990年。宫治昭:《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东南文化》1992年5期。
  [43]休树中:《早期佛像输入中国的路线与民族化民俗化》、《东南文化》1994年1期9。
  [45]山本智教《印度美术史大观》本文篇15页,日本每日新闻社,1990年。由四川大学于春同志翻译,在此谨表谢意。
  [46]山本智教:《印度美术史大观》,本文篇68页。
  [47]季羡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523页,中华书局,1990年。
  [48]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524页。
  [49]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670页。
  [50]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237页。
  [51]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238页。
  [5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538页。
  [53]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541页至542页。
  [54]山本智教: 《印度美术史大观》,日本每日新闻社,1990年。
  [55]宫治昭:《佛教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东南文化》,1992年5期。
  [56]房学惠: 《异域文化的风采》、 《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28日6版。
  [5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516页。
  [58]山本智教《印度美术史大观》本文篇198页,写真篇147页,17—16。
  [59]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
  [60]湖北省考古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11期。
  [61]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风镜》、《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62][64]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63]鄂州市博物馆等《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1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1期。
  [65]何志国等《京都中日学术讨论会综述》、《佛学研究》,1993年,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