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1996年第5期   第317页

 傣族文化  斐炳南疆

——我读《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

黄夏年

   1991年刘岩先生来北京,我们曾在一起聊过。当时他正在为他自己撰写的书稿继续搜集材料,并走访一些北京的专家,征求意见。我是通过最近刚去世的我国老一辈佛教学者童纬先生认识他的,记得当时我们谈论的是怎样来表现当代的傣族佛教,我建议他采用佛教文化的形式,把上座部佛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内容而加以表述,因为佛教传入亚洲各国,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经具有强烈的文化功能,这已为当今学术界取得了共识。他回去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的书已经全部脱稿,计10章22万字,赵朴初先生给他的书写的题词“非常切题”。他又说:“这本书各章的安排,我是把第四、五两章摆在中心位置,我花的功夫较大,……第四章虽然用别人的材料比较多一点,但都是经过认真地和傣族比丘、阿章核对过的,都是经过我在学习过程中思考过的。在诸家著作中我选择我中意的解释,我认为更符合佛教原典精神的我才采用,我决不人云亦云。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最大特点,它确实保留了更多原始佛教的东西。或者说,更多地保留摩哂陀(Mahida)时代的东西,起码可以说,觉音时代的佛典传到傣族地区后被保留下来了。从贝叶经或棉纸抄写的佛经来看,从仪轨或戒律来看,都给人这样的感觉。傣族佛教徒的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巴利语的称谓都很严格,他们巴利语的读音发音比泰国人都更认真(泰国人往往用泰语的读音或泰语的声调读巴利语),不敢苟且随便。所以从佛经教义看,傣族上座部佛教,不存在‘傣化’的问题,就是正统的锡兰上座部佛教。当然,在宗教生活中存在着‘民俗’的问题。赵朴老题词中所说的‘化民成俗’,应当是指佛教伦理道德的东西逐渐转化为民间习俗的意思。”我知道刘先生曾在西双版纳生活、工作过多年,担任过领导工作,退休以后就投入到研究傣族的佛教事业中,到各地搞调查,学习语言,与僧人交朋友,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他说了这么多,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于是我更想看到他的大作。现在,刘先生把他的大作终于寄来了,虽然这本名为《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以下简称《文化》)20万字的书按照原定的出版时间往后推了,而且它的出版与其它学术著作一样,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最后还是出版了,这件事情总算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
  我对傣族佛教不在行,过去只是曾经接触过一点儿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后又因工作需要,拜读了一些学者撰写的有关傣族佛教的学术论文,并将各位学者的主要观点整理出来,撰作了《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四十年》(载《佛学研究》1992年创刊号)一文。我个人认为,在当今中国佛学研究里,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一直是力量最薄弱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难度太大,这里面既有语言的障碍,又有佛教专业知识的原因。刘岩先生是汉族人,也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出于对傣族文化的热爱,努力学习傣语、巴利语,阅读傣文佛经,脚踏实地认真搞调查研究,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他能够从外行转为内行,写出了数十万字的著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当前经济大潮的活动中,很多人都为蝇头小利而趋之若骛,先生却不为所动,知难而上,甘于寂寞,埋头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的事业,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超脱精神吗?正是这种献身精神才使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能够发展,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文化》一书应该说是我国现今出版的有关讨论云南上座部佛教内容比较多的一本学术专著。这本书的特点,正象刘岩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下了不少功夫后才写出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的确是来自于第一手调查资料,对佛教而言,这主要反映在该书的第四章第一小节和第五章里面。童纬先生曾于1961年在《现代佛学》上撰文专门介绍了南传巴利语藏经,以后也有人谈到了傣文藏经,但尚不具体。本书最明显的就是把傣文三藏的总目用傣文全部书写出来,于是就为学术界人士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其次就是作者在调查之后,介绍了上座部僧人在宗教生活中要学习、念颂哪些经典,在佛事中使用了哪些经典,从这些所念颂的经典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地佛教的一般特点。例如,书中第144页介绍了沙弥的学习课目,其中第三级课程小诵经十问,实则是佛教的入门知识,旨在为刚入门的小沙弥建立最一般的佛教基本概念,因此这篇短短的课文,并没有把佛教的具体教义给介绍出来,只是罗列了一些专用名词,但是老师在上课时或许会进一步给予详细地讲解。第四课程“三十二身分”,虽为用于坐禅时生起禅思而作的预备课程,但是以分析讲解人体生理结构的三十二个部分为内容,于是很显然,在学习佛教时,自然而然地也把有关科学常识的知识融于其中,这样的课程可以起到一学多用的目的。尽管这三十二个部分的具体分类属于传统的佛教分类法,并不一定与现在的人体生理解剖学分类完全相同,可是它在5世纪时就已在《清净道论》里介绍出来了,而在北传佛教的汉译佛典里面则更早一些,于是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了,西方的知识大概不会早于佛教了。通过这两门初级课程,我们可以知道,傣族的佛教普及,不仅仅是宗教知识的灌输,它仍然有一部分课程起到了实用知识的作用,不光是培养了宗教人材,还培养了实用人材。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二部分知识完全属于典型的上座部佛教的理论,说明作者所作的判断:“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最大特点,它确实保留了更多原始佛教的东西。或者说,更多地保留摩哂陀(Mahida)时代的东西,起码可以说,觉音时代的佛典传到傣族地区后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判断的确是有道理的,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书中并没给予解释,它只谈到佛教传入傣族地区,是作为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而被封建领主集团引入的。“封建领主集团为了顺迎历史新潮流而引进新的宗教和新的文化,这是傣族社会向前发展的需要。封建领主能采取断然措施引进佛教,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第257页)笔者认为,要对这个问题找出一个解释,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的稳定结构和复杂的地理因素。由于这里在当时十分闭塞,交通不便,因之与外界联系很少,当上座部佛教已经在这里扎下根后,成为定势,有了自己的特点,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除非是一种比较强大的外来力量,或者是内部有一股要求改革的强大愿望,也许会在这两种情况下,原有的传统佛教会发生一种变异,那怕是一种小小的变异。傣族的封建领主的金字塔结构之社会,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情形,因此任何一种小小的改变,都会视为一种叛逆的行为,这是决不允许的。佛教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它一定要为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它也不愿意内部有任何动荡,最好能保留现有的状况。上座部佛教虽然把释迦牟尼看作人,但是佛教徒还是认为释迦牟尼所要达到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一般人顶多达到阿罗汉果位而已,所以释迦佛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在人们心目中,它依然有神的作用,是一位人们崇拜的对像,只是不象在北传佛教里,把释迦佛抬到了无所不能的尊神情况而已。释迦佛一旦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圣人,也就成为佛教徒学习和效法的偶像,他的教导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也就很难改变了。再加上这一地区长期处于比较闭塞,交通不便的情况,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较小,因此它才能够保留了较多的佛教初传的东西,与其它地区的佛教相比,这正好显示了它的古老性,所谓的“古老性”,也就是一定的“原始性”。
  《文化》的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在第十章《傣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总结性论述里。作者通过分析佛教传入这一地区的背景,指出“封建领主能采取断然措施引进佛教,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那种用以增强民族内聚力用以维护民族精神感情的原始宗教,把原始宗教原封原样地保留下来。结果便形成原始宗教与佛教并存的格局。”(第257页)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过去我们在谈到新事物与旧事物二者的关系时,总是强调它们之间的斗争关系,曾经一度认为,不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就是旧事物摧毁了新事物。实际上,新旧之间始终处于一个既斗争又融合的过程,双方互相依靠,互相摄取。对傣族的宗教而言,佛教虽然传入后成为全民族的宗教,但是原有的传统宗教并没有全部丧失,尤其是对民间下层,传统的宗教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就是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特定内涵,所以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只信仰一种宗教,也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只要统治阶级不予以干涉。作者又指出:“信仰原始宗教偏重于祭祖先,信仰佛教则偏重于对文化的追求。”(第258页)勾勒了两种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前者祭祖教是一种宗法制的产物,这在东方封建国家表现的非常明显。由于在东方社会的结构中,家族的统治是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所有的成员都要服从家族的利益,为家族服务,所以祭祖教应是氏族宗教的范畴。对于后者,佛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为国家服务的宗教,代表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为大众服务,是每个人应遵守的社会公共道德准则,所以它是整个民族的宗教。又由于佛教在傣族社会上行使了文化的功能,是一种公共文化的代表,因之信仰佛教更多地体现了“对文化的追求”。两种宗教的并存,我认为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家庭与社会或家族与民族之间的宗教关系。
  总之,《文化》一书在讨论傣族上座部佛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的情况下,这本书能出版,无疑对南传佛教的研究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当然这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引用了人家的观点太多,反而冲淡了作者自己的看法;有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或商榷;对傣族佛教的宗派和寺院,以及佛教艺术等都没有涉及,不够全面。此外,全书的校对还不够,有一些明显的错字,例如四谛的“谛”,为“缔”,“毗”为“昆”,“sanskrit”为“samskrit”等。笔者希望能通过这本专著,引起更多的参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从而根本改变我国上座部佛教研究薄弱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