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1992年第1期   第244页

 四十年来汉传佛教研究综述

黄夏年

  编者按 1993年6月3日,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之期。为了回顾40年来我国三大语系佛教的学术研究情况,总结40年来的佛教研究成果,展望未来佛教文化研究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本刊特设“40年的佛教研究”专栏,介绍40年来的中国大陆佛教研究和外国佛教研究的情况,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贺礼。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浩瀚的典籍和内容极为丰富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在了解和接受佛教时,即开始了佛教学术研究,1000多年来从没缀止,许多士大夫和僧人终生致力于解经格义、翻译注疏的学术活动,撰写了宏篇巨著,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佛教文化遗产和极为珍贵的佛教资料。其中用汉字撰写的占绝大部分,它们是我们研究汉传佛教和其它问题的重要依据。本文即为综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余年的大陆有关汉传佛教的研究。按照新中国走过的路程,现代大陆佛教大致可分为二个时期。从1949年至 1976年为前期。1976年至现在为后期。两者之间有着各自的特点,也有互相连贯和继承的关系。
  佛教研究的历史回顾
  本世纪20、30年代,中国佛教在佛教徒的积极努力下,造就出太虚、圆瑛、虚云等一代学识渊博的高僧大德以及杨仁山、欧阳竟无居士等著名佛学家。他们致力佛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培养了一批人材。这时在中国佛教研究论坛上,逐渐形成了以居士欧阳竟无领导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为主的南方学派,以韩清净居士领导的北京三时学会为主的北方学派。(时称“南欧北韩”)。以圆瑛、太虚大师等人组成的佛教僧界大德群体,以及一些在各地大学执教的著名学者陈垣、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冯友兰等学界知名人士。上面各种学派、群体和人士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金陵刻经处着重于佛教经典的校堪整理和经板的印刷以及内学的研究。三时学会精研唯识理论和注释。佛教僧界大德除了讲经疏论之外,还重视对佛教义理的全新阐发,建构了“人间佛教”的理论。学校的佛教学者们则从事佛教史的考证和佛教哲学的诠释。佛教研究正是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合作下,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质量精到的校勘经典和有影响的学术名著及工具书,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清初僧净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黄忏华《佛教各宗大意》、丁福保《佛教大辞典》、吕潋《佛教方法论》、印顺《印度之佛教》等。这些著述大多数为学者们的呕心沥血之作,考证精到,论述有力,材料丰富,至今仍在再版,给后世治学之人影响甚大。除了著名的金陵刻经处、三时学会等学术团体之外,有影响的学术团体还有祗园精舍、菩提学会、汉藏教理院、法苑、圆明讲堂、世界佛教居士林等数十个,重要的佛教学术刊物有《海潮音》、《弘化月刊》、《觉讯》、《内学院院刊》、《佛教评论》、《佛教日报》等数十种。但是上述的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因种种原因,大多数都未能维持下来,有的甚至在很短时间内就夭折了,能够留存下来的仅有金陵刻经处、三时学会、《海潮音》(现在台湾出版)等寥寥少数几个团体和杂志。到了40年代末期,中国的佛教研究已渐渐沉寂,有影响的著作已不再出现,学术活动也很少举行。但是,有关佛教研究的学者群体模式却一直沿袭下来,直到今天。
  新中国前期的佛教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佛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全国性组织,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圆瑛、虚云、能海、法尊、巨赞、周叔迦、吕澂、赵朴初等人都参加了协会的工作。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现代佛学》、上海佛教界创办了《觉讯》(几年后停刊),等佛教刊物它们成为中国大陆的专业佛教刊物,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都在此发表过一些有份量的论文,如吕徵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巨赞有关禅宗的研究,周叔迦有关佛教藏经、僧制及礼仪等研究、常任侠有关佛教艺术的研究、汤用彤有关佛教史的研究、阎文儒有关佛教石窟的研究等等。其中有的学者之间对佛教史的问题还发生过争论,例如,汤用彤和巨赞关于东汉佛教问题的争论,吕澂和巨赞关于禅宗的争论等。三时学会还组织学者编纂了《汉藏佛教辞汇》、《中国佛教经济史料》、《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等资料性集注。李荣熙做了佛典《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的英译和《锡兰佛教史》的汉译工作。叶均译了巴利藏经《清净道论》等。学者们还应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为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330篇文稿,约150万字,以及全部英译工作,还协助编纂了《辞海》的佛教条目。中国佛协整理和拓印房山云居寺石经14000余块。金陵刻经处恢复刻刷流通佛经工作,调运全国各地经板达120000余块。可以看出,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组织和支持下,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基础资料的整理尤有成绩,也特别重要,保护了宝贵的佛教文化遗产。
  然而,自1957年以后,我国大陆的政治生活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执行上出现严重偏差,佛教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冲击,致使上述许多学者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埋头整理研究的成果得不到重视,也没有机会正式出版,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在少数学者内部流传,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影响。这时能够正式出版的佛教学术著作主要为30、40年代著名学者陈垣、汤用彤等人撰写的学术名著之再版,如中华书局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55年和1962年二次再版)、《清初僧诤记》(1962年再版)、《明季滇黔佛教考》(1962年再版)、《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62年再版)、《释氏疑年录》(1964年再版),以及《洛阳伽蓝记校注》等。商务印书馆于1955年出版了由贺昌群译的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著的《西域佛教史》和苏联学者撰写的《佛教》汉译本。由学者撰写初版的新书主要是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1958年版)等几本介绍玄奘事迹的书,一些佛教考古的调查文集,以及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2年版)。任著是中国最早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系统地撰写的佛教思想史的论著之一,因此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的意义。作者认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纲常名教起着夹辅的作用”,在儒、释、道三教中,佛教对儒教成为宗教,起着重要作用。并指出佛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宗教体系,但“它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细微,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它使人们不断思考,推动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活动,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宝库。田著和任著的出版,开辟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1964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筹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内设佛教研究室。此为大陆学术界佛教研究由零星分散的个人研究形式转为有组织、有步骤的集体研究之始。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东方学家朱谦之就在所内工作,他步入世界学术潮流,着手翻译了日本著名佛学家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同样,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此二书也没有获得出版的机会,直至现在《禅学思想史》才改名为《中国禅思想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朝鲜禅教史》至今仍然束之高阁。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一起并立,成为60年代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和群体。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佛教学术研究不能进行,实际处于停滞状态。
  总之,从1950年到1976年的26年时间,中国大陆共正式出版佛教学术著作或译著约数十种,公开发表的有关佛教的论文(其中包括一般性文章和译文),据不完全统计约550余篇。它们主要刊登在《现代佛学》上,少量的刊载在文史哲杂志和各种报纸上。这一时期佛教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佛教史、佛教哲学、大藏经、佛教石窟艺术、佛教人物等方面,作者大多数都是对佛教有精深造诣的僧人、居士和学者,水平较高。所有这些无疑给后来的佛教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时期的佛教研究
  1976年10月,中国佛教活动开始恢复,学术界也出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活泼气氛。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发布了新章程,其中强调“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为佛教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佛教学术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佛教学术事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重要的佛教学术团体和组织不断设立或增多。从1978年到1992年除了原有的金陵刻经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外,全国各地还陆续建立了以下与佛教研究有关的重要机构或组织:

大陆新建佛教学术研究机构

序  号

名    称

成立年代

所  在 

备   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

1978

北京

 

2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1979

成都

 

3

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1979

南京

 

4

敦煌研究院

1944

敦煌

原为敦煌研究所,现改今名

5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1982

上海

 

6

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1984

昆明

 

7

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1985

拉萨

 

8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

1986

北京

 

9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87

北京

中国佛教协会于1979年设立研究部,研究所成立后,研究部撤消。

10

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

1987

西安

 

11

陕西法门寺文化研究会

7990

陕西扶风县

 

12

玄奘研究中心

1992

河南偃师

 

13

中国文化书院

1986

北京

 

14

五台山研究会

1985

太原

 

15

龙门门文物研究所

1983

洛阳

 

16

天台文化研究会

1989

浙江临海

 

17

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

1987

西宁

 

18

中央民族学院宗教研究所

1988

北京

 

19

大足石刻研究会

1986

四川大足

 

20

中国佛学院

1956

北京

 

21

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1992

广州

 

22

中国藏学中心

1986

北京

 

23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1986

乌鲁木齐

 

24

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

1992

西安

 


  此外,还有一批分散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及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研究人员,以及全国各地二十多所佛学院的教师。总之,佛教研究组织已经分布在国内很多地区,形成了初步网络。
  学术界和佛教界还致力于佛教研究人材的培养工作。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开办了宗教学专业,招收佛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国佛学院也为教内培养了数百名具有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僧材。这些中青年学者有的已经成为大陆佛教研究的骨干和专家,获得了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和老一辈的学者组成了当代大陆佛教研究群体,也使大陆的佛教研究人材梯队结构变得更为合理,后继有人。过去只有少数人从事佛教研究的情形已经彻底改变,这对中国佛教以及世界佛教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将产生深远影响。
  1964年大陆唯一的一份佛教刊物——《现代佛学》被迫停刊,此后国内再也没有这方面的刊物发行。1978年后佛教学术研究活动开始恢复,有关佛教刊物已达几十种,重要的刊物有如下一些:

大陆现有佛教刊物表

序  号

刊   名

创刊时间

发刊形式

主办单位

1

《世界宗教研究》 1980 世界宗教研究所

2

《世界宗教资料》 1980 世界宗教研究所

3

《法音》 1980 中国佛教协会

4

《宗教学研究》 1986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5

《五台山研究》 1986 山西社会科学院

6

《宗教》   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7

《当代宗教》 1989 半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

8

《佛教文化》 1989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9

《佛学研究》 1992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0

《上海佛教》 1990 上海佛教协会

11

《上海佛学院院刊》     上海佛学院

12

《台州佛教》 1987 台州佛教协会

13

《中国藏学》 1988 中国藏学中心

14

《西藏研究》(藏文) 1986 半年 西藏佛教协会

15

《广东佛教》 1988 双月 广东佛教协会

16

《禅》 1989 河北佛教协会

17

《闽南佛学院院报》 1989 半年 闽南佛学院

18

《九华山》     九华山佛教协会

19

《甘露》     九华山甘露寺

20

《江西佛教通讯》     江西佛教协会

21

《洛阳佛教》 1991   洛阳佛教协会

22

《南亚研究》 1982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23

《云南宗教研究》 1988 半年 云南社会科学院

  此外,全国各地大学的学报,各省市社会科学杂志和全国许多报纸也经常刊登有关佛教研究的论文和消息,极大地丰富了佛教研究的内容,受到了海内外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
  解放以后到1980年为止,大陆从没有举办过全国性的佛教学术活动,因此佛教研究工作者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切磋、交流研究佛教的心得。1980年以后,大陆有关各种佛教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还与其它国家联合召开国际性佛教会议,加强了不同国家和不同佛教教派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推动了佛教研究的发展深入,到1992年为止,大陆召开的佛教学术会议情况如下:

大陆佛教学术会议汇总表

序 号

名 称

时 间

代表人数

论文篇数

地 址

备 注

1

佛教学术讨论会

1980.9.17-19

32

26

西安

首次佛教学术会议

2

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

1982.11.23-27

20余

 

昆明

 

3

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

1984.8.27-30

30

 

北京

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共同举办

4

魏晋南北朝佛教及佛教艺术

1985.4.11-17

70

30

洛阳

 

5

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1985.11.9-10

10

10

东京

中日学术界联合举行

6

隋唐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86.11.3-7

60

33

西安

 

7

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86.9.3-10

10

10

京都

中日学术界联合举行

8

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1987.10.6-8

10

10

北京

 

9

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

1988.9.18-20

53

25

常熟

佛教界与学术界首次联合举行会议

10

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

1989.3.27-31

50

5

北京

 

11

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88.10.6-8

10

10

北京

 

12

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1989.11.20-22

10

10

东京

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首次在一起参会

13

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1989.12.2-4

35

18

乐山

 

14

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

1990.7.24-28

50

29

五台山

 

15

西藏佛教与文化

1990.9.2-4

40

30

乌鲁木齐

 

16

佛教音乐学术交流会

1990.6

50

 

北京

 

17

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90.10.23-24

10

10

京都

 

18

中日第四届佛教学术会议

1949.10.14-15

11

11

北京

 

19

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0.9.9-13

100

60

法门镇

 

20

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

1991.9.26-30

 

 

绵阳

大陆佛教艺术考古界与日本龙谷大学合办

21

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

1991.11.30

80

 

南京

 

22

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

1992.5.10-13

60

22

法门镇

 

23

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

1992.7.13-18

60

45

太原

 

24

中国佛教书法艺术研讨会

1992.5.10-17 200 59 洛阳  

25

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

1992.10.6-10 120 64 峨眉山  

26

大足石刻研究讨论会

1982.10 50   大足  

27

大足石刻研究会第2次会议

1986.4 110 40 大足  

28

四川石窟艺术讨论会暨大足石刻研究会第3次年会

1992.11.5-9 120 30 大足  

29

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92.11.9-11 300 10 北京  

30

金地藏生平、活动论证会

1990.9.3-5

40

 

九华山

 

  以上可以看出,短短的12年时间,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已达30次以上,最多的年份举行6次,平均每年举行2.5次,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主题鲜明不重复。此外,1983年和 1989年大陆举行的二次因明学术讨论会;1990年首届国际泰学会议和几次国际敦煌学术会议、藏学会议等,也和佛教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经过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佛教研究已经在大陆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势态了。
  佛教研究通览
  1979年8月,大陆出版了黄心川、戴康生、杨曾文和韩廷杰等人撰写的《世界三大宗教》一书。书中“佛教”一章里,客观地介绍和评述了佛教教义及历史发展过程,它是新时期大陆正式公开出版最早的一本有关佛教的概论性著述,所以在当时社会影响较大,连发行数版。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也印行了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佛教基本常识,受到欢迎,先后再版八次。以后中国佛教协会还出版了《中国佛教漫谈》、《法音文库》等多种著作,普及了佛教知识,对佛教义理、历史、文化作了简明的阐述和独到的发挥。
  同年10月吕澂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开创大陆中国佛教通史研究之先河。作者从事佛教研究达半世纪之久,有独到的心得。书中对中国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地区及思想渊源等穷源竞委,条分缕析,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还对中国佛学史料学和学术源流上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佛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是印度佛学在这块土壤上的“稼接”,而不是简单的“移植”,具体地说以天台、贤首、禅宗三家为代表,它们的理论反映了中国佛教的思想。此观点也与汤用彤生前所说的不谋而合。1982年出版的汤用彤遗著《隋唐佛教史稿》(汤一介整理)中强调“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故天台、禅宗可谓“纯粹之中国佛教”。汤著是继《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佛教学术著作。
  1981年,由任继愈主编,杜继文和杨曾文等人参加执笔的《中国佛教史》开始陆续出版。此书是一部浩大的系统工程,拟为8卷,第一卷 (“东汉三国的佛教”)、第二卷(“两晋佛教”)、第三卷(“南北朝佛教”)已出,共136万字。作者除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外,在资料方面还充分利用了《大藏经》、有关史书和考古文献,吸收了一些中外学术界的科研成果,对不同时期的佛教情况做丁全面的介绍,试图揭示出佛教在各时期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现在第四卷(“隋唐佛教”)已完稿,待出版。此外,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1991年版)作为大学生教材,有一定的可读性,此书对中国佛教的叙述,特点在于“从而摆脱了印度佛教中心论的旧传统”,“由此也改变丁把汉地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唯一代表的习惯说法,使之更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高振农的《中国佛教))(1986年版)则对近现代佛教的基本特点、变化和佛教文化事业活动做了较系统的论述,时人评价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佛教这一历史现象做了描述,反映了当前中国佛教的新面貌。
  1980年始郭朋撰写了一系列佛教断代史的著作,先后出版的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1986年版)、《隋唐佛教》(1980年版)、《宋元佛教》(1981年版)、《明清佛教》(1982年版)、《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与廖自力和张新鹰合著,1989年版)等书,总字数近152万字。这是基本上依靠个人力量完成的,作者可谓是现代大陆丰产的佛教学者。1990年作者又将上述各书的主要内容,浓缩编成《中国佛教简史》,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中国佛教走过的基本历程和发展线索。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出版了《唐代佛教》 (1980年版),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佛教史学的成果还反映在一批有价值的地方佛教史著作出版。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 (1988年版)利用考古发现和西夏文写经,梳理了西夏佛教的发展。指出,西夏佛教是在汉地佛教走向衰弱,藏传佛教处于前弘期的后期时,而在中国发展兴盛的一大佛教,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客观地促进了西夏文字更加完善和起到延缓党项族的消亡。此书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佛教史以及民族文化史的空白”。游有维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1988年版)简述了近代上海佛教界的各种活动。由于上海是我国近代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之一,故从书中可以窥视近代中国佛教在南方发展一斑。骆坤琪的《峨眉山佛教史略》(1992年版)勾勒了峨眉山佛教发展线索。业露华的《佛教历史百问》(1989年版)则是一本佛教史普及型著述。
  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1986年版)是大陆较早出现的佛教哲学专题的著述。作者把“空”作为佛教哲学的核心,概述了从释迦牟尼的原始佛教思想到中国宋明理学的佛教影响,以及近代佛学思想,反映了佛教哲学极复杂、烦琐又极矛盾的一般特点。任继愈认为:“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史,也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教哲学“在魏晋以玄学本体论的形式出现,隋唐进而发展到心性论,以后又下启宋代理学。”所以,隋唐佛教哲学已不再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支派,应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主流(《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序”)(1988年版)。方立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3年版)中指出:“只有对佛学主要代表人物进行深入地研究,才能清理和总结佛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从哲学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佛教学说的实质”。其所著的另一本《佛教哲学》(1986年版)从佛教世界观的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几方面对佛教哲学做了探讨,强调佛教哲学从其出发点到归宿点而言,重在人生哲学,是一种宗教人生观。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说明人生的解脱问题,而逐渐扩展到对宇宙的看法,乃至形成了最后的佛教世界观。以“解脱”为中心,应该说抓住了佛教的本质特点,同时也改变了以往那种老是执囿于“空、有”或“心性”等问题的传统治学方向。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1988年版)以范畴方法为线索来探讨“以佛性问题为中心是晋宋之后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比较了印度和中国在佛性理论上的区别,被认为“有首创的功绩”。郭朋认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有某些目睹时艰,忧心国事的志士仁人们想从佛学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苦心探索,又有‘西风东渐’,因而‘西学’影响于佛学的若干反映;以及某些佛学大师,基于紧迫的时代感,以‘改革’者的姿态,力图赋予佛学思想以新意”(《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楼宇烈指出,中国近代佛学的主要特点是佛学与西学相附合,唯识学的复兴和发展,佛学具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张春波强调,近现代佛学主要起了进步作用,其特点是实用佛学(《近现代佛学的特点和作用》)。佛教因明学的研究也有了发展,吕澂、虞禺、沈剑英等人都出版或再版有关因明研究的专著。《因明新探》(1990年版)集中了现代大陆因明学者的不同观点和各重要图书馆馆藏的主要因明书目。有人提出因明不等于佛家的逻辑,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佛教界人士也撰写了一系列佛学论著,出版了净慧选编的《戒学讲座》、黄念祖的《无量寿经解》、周叔迦的《法苑丛谈》、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戒定慧基本三学》等书。它们大多是有关佛法义理的探讨,深化了佛教研究。总之,现在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佛教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不搞好佛教哲学,就搞不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观念上起了重大的变化。
  80年代中叶,中国大陆曾经掀起了中国文化大论战,于是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 (1988年版)中指出:“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强调“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任继愈在《禅宗与中国文化》(载《中日佛教研究》)(1989年版)一文中指出,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出现的第二个高潮,“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吸收改造了外来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中国文化精华部分(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方立天在《论佛教文化体系的结构与核心》(载《佛教文化》199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所谓佛教文化,就是指佛教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态,也就是主要指佛教的思想文化部分。所谓佛教文化体系,就是由佛教诸意识形态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整体”。其所著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年版)是这方面影。向较大的代表作。作者强调“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吴立民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载《佛教文化》1991年第3期)指出:“中国佛教的成熟以及融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经过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两个同步运动的过程,是经过两个文化核层聚裂变化而重新统一融和的”。可以看出,认同佛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行使了文化功能,已经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这是人们的观念又一显著的变化,还了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反映了人们对佛教文化及其作用的一种深层的反思和重建的一种再认识。
  在持续的“文化热”影响下,学术界陆续推出了一些有关佛教文化的著述。中华书局的《佛教与中国文化》(1990年版)和杨曾文主编的《佛教文化面面观》(1989年版)都是普及佛教文化的尝试之作。何云《佛教文化百问》(1989年版)从宽泛的东方佛教文化圈的视角下,勾划了现存不同形态地域佛教文化圈的特征,强调“莲花”是东方文化圈的象征。苏渊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88年版)从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和艺术三方面考察,得出:“理学干蛊,儒释合流,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的结论。但是他的学生魏承思在《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年版)书中则认为:“中国文化圈的文化内涵主要是佛教而不是儒学。因此与其说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属于儒家文化圈,还不如说是属于佛教文化圈。”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序说》(1990年版)从思想、历史、文化几方面对中国佛教文化做了简单的描述,起到提纲举要的作用。佛教文化的研究还促进了地方佛教文化研究发展,先后出现了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文化》(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3期)、骆坤琪《峨眉山佛教文化》(载《世界宗教研究》 1992年2期)等文,以及“贝叶文化”、“法门寺文化”、“乐山大佛文化”等不同提法。这些研究为从宏观上讨论中国佛教文化提供了具体材料,使之能更加深入。事实上,只要能把各地特色的佛教文化讲清楚,对整个中国佛教大文化的现象也就有了更完整的认识了。
  “禅宗热”是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又一现象,直到现在仍在进行。这一文化热潮持续时间长,参与学者众多,出版书籍多,影响甚大。学者们一致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和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继愈说:“禅宗对佛教其它派别自称‘教外别传’,它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比它在正统佛教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见《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版)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禅宗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和基本观念的影响,认为以士大夫体现和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一直深受禅宗的影响,留下了深深痕迹。此书曾经在一些青年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当然有些内容和观点还可以商榷。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1990年版)专论了南宗禅,认为“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有的佛学宗派中,真正施巨大影响于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这种以公案接机,唱评棒喝的南禅”。因此能够把握南禅,确凿地认识禅宗,也就根本上扣住了中国佛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邢东风博士的论文《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待出)是另一本研究南禅的专著。作者认为,如何修行成佛,觉悟解脱的宗教实践问题,就是禅宗思想和实践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为此禅宗高度地张扬宗教实践主体的地位,出现了灵活不拘,无规可循的自由思想和活泼禅风。对五代、宋以后的禅宗,学术界也多有论及,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论文。魏道儒的博士论文《宋代禅宗思想文化》(即出)实为研究禅宗史的著作,尤其对宋代佛教的分期,文字禅的描述,都有一定的研究。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净记》,都被再版。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同类的著作出现,仍居于领先的地位。田光烈的《临济宗在我国西南的传播及其影响》(《法音·学术版》, 1988年)对西南禅宗做了探究,属于陈垣先生著述的同一类型文章,有宏观的特点。
  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2年版)从哲学史的角度简述了禅宗。认为禅宗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经历了一个由外境到内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泯然的演变发展过程。般若实相说与楞伽心性论的融摄是达摩系禅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禅宗的理论核心是人的解脱问题,从中透露出唯当下现实之心的本体论预设,因此不能用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来简单概括。禅宗可以说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融摄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它上承魏晋以来佛教中国化传统,下开宋明理学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之先河,南北禅宗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张中行的《禅外说禅》(1991年版)以禅外的立场来探讨禅宗的奥秘。把解决人生问题作为禅宗的宗旨,以禅来发挥人生的哲理,书出之后,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理论界对此多有评论。潘桂明的《佛教禅宗百问》(1989年版),为学禅者提供了有益的入门书。现代著名的禅僧正果法师撰写的《禅宗大意》(1986年版)是佛教僧界学者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此书系统地介绍了禅宗的理论和修行实践,特别是后一部分内容,尤为重要。因为虽然有不少学者从事于禅宗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但这些都是主要依据文字的材料而撰的,对禅教的实修,因条件的限制,学者们难以体会其中的三昧,不能将这方面内容介绍得完完全全,故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师为佛门中人,数十年来坚持习禅打坐,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此书的撰写和出版,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丁学术界的不足,正由于此,该书受到了佛教徒和佛学院学生的欢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现阶段大陆对禅诗禅话和公案的研究也很繁荣,搞这方面研究的人一般多为研究文学和美学的人。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1992年版)对禅宗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指出“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李泽厚认为:“禅宗同整个中国哲学一样,其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并把佛教美学列为中国古典美学四大思潮之一。刘纲纪将禅宗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晚唐是准备时期,宋是完成时期,元、明、清是多方面影响和深入发展时期”。唐代禅宗对文艺与美学的影响,最早表现在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身上(以上参见王典宏《近年来佛家美学研究概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这些探讨都是过去不多见的,因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有些人对佛教本身缺乏正确理解,故在表述时难免失之于真切,造成了论述上的歧义,进而发挥有误,容易引起误解。
  密宗的研究是伴随着现代禅热和气功热而进行的。但是汉密的研究远不如藏密研究繁荣。黄心川的《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论述了印度密教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中国的汉密、藏密和滇密与印度密教的渊源关系。其中有关滇密的情况引起了台湾和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他们为此专门组织了考察团到大理。吕建福的《关于密教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密宗第四代传人惠果应在慧朗之下,更正了历史的讹误。张毅的《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和地区》认为密宗形成于滇缅线西端的迦摩缕波国,初创时可能受到过道教的影响。但此说学术界赞同者甚少(以上之文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1990年版)。近年来,对云南大理的滇密也有不少的研究,其成果主要收在台湾兰吉富主编的《云南大理密教论文集》(1990年版,大部分文章为大陆学者撰写)中。关于滇密的渊源,有人认为是中原汉密的分支,有人主张是印度直接传来,还有人说是西藏而来的,众说纷纭。对四川地区的密教研究,主要是从考古艺术方面做了一些探讨,从史的方面研究还很不深入,吕建福曾经发表过《四川密教史的问题》(《宗教学研究》1990年2期)。对密宗传人一行的佛学思想他也有过论述。其它宗派的研究成果在现阶段也有一些。如王志远的《宋初天台佛学窥豹》。
  近年来对佛教人物的研究成果甚丰,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佛教人物都有研究或介绍。其中以玄奘研究最多,光是有关玄奘的书已有20余本。这说明在历史上做过贡献的僧人,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此外,许多哲学家评传或佛学书籍,以及辞典、百科全书也收入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人物,还出现了一些僧人的研究传记。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1984年版)对东晋名僧慧远做了详细的研究,着重探讨了他的佛教本位和佛儒合明的思想体系。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1986年版)从“缘起论”、“中道观”和“因明学”三方面的哲学思想入手,指出玄奘哲学“在这些极繁琐构画的思想体系之下,却闪铄着极深邃的辩证法因素的光芒”。杨廷福的《玄奘论集》(1986年版)和《玄奘年谱》(1988年版)二书,搜集各家众说,甄别爬厘,定出灼见。所考证的玄奘生卒年和65岁的说法,被史家认为“殆可定论”。郭朋《印顺佛学思想研究》(1991年版)对现代著名高僧印顺法师的大乘佛教、菩萨信仰、唯识思想、密教、禅宗、中观、人间佛教和宗教观等研究,做了客观的、综合的、全面的探讨,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现代佛教研究所作的贡献。高振农、刘新美合著的《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1990年版)收录了晚清至现代著名僧人、居士和学者180余人,简明扼要、实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的《名僧录》(1988年版)如实地记述了我国近现代史上已故的23位佛教名僧所作的贡献。郭绍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1987年版)是研究佛教鼎盛时期知识阶层与佛教关系的专著,指出士大夫对佛教产生了宣传、捍卫和改造的三个功能,有一定的新意。一些已故的重要佛学家的著作也先后被整理出版。我国佛教协会整理了《吕澂佛学论著选》(1992年版)、《周叔迦佛学论著集))(1991年版),汤用彤、陈垣等人的佛教著述也得以整理和出版,使这些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学术名篇能够流传下来。佛教协会还出版了《弘一法师》,学术界也相继有同类多种著述出版。有关弘一法师的研究已成为近年佛教人物研究的热点之一。此外《法音》还组织了太虚、圆瑛等法门龙象的专刊,以纪念大德们对中国佛教所做的贡献。
  陕西长安佛教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短短的时间内编写了一套《长安佛教丛书》。现已出版了王亚荣的《大兴善寺》(1986年版)、陈景福的《法门寺》(1988年版)、《草堂寺》(1989年版)、《香积寺》(1986年版)和畅耀的《大慈恩寺》 (1988年版)、《青龙寺》(1986年版)。上海高振农的《龙华寺》(1989年版)、高振农和静华全著的《静安古寺》(1989年版)、业露华和静华的《玉佛禅寺》(1989年版),以及与此相类的宋沙萌和简声援的《净土古刹玄中寺》(1985年版)、扈石祥《广胜寺志》(1985年版)、登封县志办公室的《新编少林寺志》(1988年版)、徐金星的《白马寺》(1985年版)、陈景福的《法门寺史略》 (1990年版)和韩金科、陈金方、柏明合著的《法门寺与佛教》(1991年版)等等。这些寺志介绍了著名佛寺的盛衰兴革,整理了系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寺史变迁,有非常重要的资料性意义,由此也促进了地方佛教和佛教的微观研究。但是,与全国成千上万所寺院相比,显然这些寺志的出版是很不够的,有着极大的潜力可挖掘。
  关于寺院经济研究,自本世纪30年代因种种原因中断后,80年代又重新开始恢复活动。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1986年版)是学术界的一次检阅。对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财产法、寺院特权等内容做了深入的探讨。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版)研究了本世纪发现的敦煌寺户文书,说明敦煌寺院经济从以寺户劳役制为支柱的闭锁寺庄经济结构,让位于高利贷、租田制以及出租加工业相结合的寺院经济体制,这与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谢重光的《汉唐佛教社会史论》(1990年版)指出:“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无不引起寺院中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是,佛教寺院也是社会文化中心之一,成为沟通社会联系的重要场所,起着综合艺术馆、文化活动中心、民间教育基地的作用,还是科技发明的温床、对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在隋唐时期它是民间的精神统治中心,具有宗教的凝聚力和威摄力。谢重光和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 (1990年版)是现今国内外学术界唯一的一本探讨中国僧伽管理制度的通史,勾勒了佛教僧官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学者认为此书在观点上敢于突破陈见,在资料上搜罗甚丰,考订纠误也属精审严肃,是“一部力作和佳作”。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1989年版)对佛教寺院的建筑、殿堂配置、摆设、祭品、尊神等各方面做了广泛的介绍,弥补了学术界一般忽视的地方和不足之处。
  佛教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取得又一丰硕成果的领域。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年版)是一本宏观性质的论著,认为六朝时期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改变。唐、宋以后,一些文人自觉地借助佛家理论在文学理论上进行发挥。所以,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文学创作是一种强有力的滋养和补充,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因素。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辩思录》(1988年版)是一本微观性的论著,把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途径概括为观念、哲理、文学体制、故事、诗、人物、美学和翻译等八个方面的影响。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1991年版)认为,“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1984年版)对东汉至宋代的佛教翻译特点做了翔实的介绍。李明权的《佛学典故汇释》 (1990年版)试图揭示佛教典故的源头,即典故在佛教中产生、发展和各种解释的情况。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产生了新的体裁,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朱瑞玟的《成语与佛教》(1989年版)对常为人们熟知的佛教成语典故和出处做了整理。此外,各地出版社还先后出版过几种《佛经文学故事选》、《佛本生故事选》、《古译佛经寓言选》、《佛经中的民间故事》、《佛经童话故事》等等。田光烈的《佛法与书法》(1991年版)强调,著名的书法家中有佛教僧人,中国书法理论,吸收了佛教的理论,书法由于佛事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传播和提高,佛法又由于佛事书法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所以,佛法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不论深度或广度,都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50年国家开始组织了调查团,对各地的佛教石窟做了整理,佛教考古工作开始进行。到现在为止,我国的佛教考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陕西法门寺发现的佛指骨舍利和唐代供物,是本世纪末最大的佛教考古发现。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发现的彩塑、西夏文雕版、绘画等大批珍贵文物也有重大的价值,特别是所出土的佛像都绘有北方少数民族上翘的胡须,极为罕见,说明了佛教民族化的特点。何云曾经注意到了佛教在中国民俗化的问题。他从信仰的民俗化、佛教活动场所的民俗化等角度对此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见《佛教在中国民俗化初探》,载《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一些南方学者对在南方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做了研究,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所以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由于这个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键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牵涉到佛教传入中国的重大学术问题,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总之,不论是考古的方法和手段,还是考古成果的发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一大批佛教石窟遗址和寺院被列为国家、省、市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重要的佛教遗迹都出版了系统的考察报告和画册或图片集。1979年中日两国学者合作出版的17卷本的《中国石窟》代表了目前中国石窟研究图集的最高学术水平。各卷按历史顺序发表的各时代精美的石窟壁画和彩塑照片,以及石窟的实测图,有很明确的学术意图。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有关石窟寺考古诸条目,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当前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石窟寺文物进行了类型分析和分区分期,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新认识。最近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有关石窟艺术图卷,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以上参见李力《中国石窟寺研究四十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此外,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云居寺及其石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做出了贡献。
  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1987年版)介绍了全国各地石窟的分布,又按历史分期对各朝代佛教艺术特点和风格做了详细的阐述与研究。作者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石窟艺术只不过是印度键陀罗艺术的东传和抄袭的观点,强调中国石窟艺术是一种新型的佛教艺术。石窟艺术的发展是沿着由西向东的路线进行的,它随着中国佛教史的变迁,其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曲折地反映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段文杰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1987年版)论述了敦煌石窟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被认为是目前敦煌艺术研究的第一部系统性的学术专著。此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对莫高窟做了全面的清理与介绍,并公布了所有的题记。《丝绸之路文献叙录》(1989年版),集辑了有关敦煌佛教研究的主要论点,便利学者研究时参考。《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1984年版)认为,中国佛教艺术是东方艺术的一个重要系统,唐宋的泥塑、木雕,北朝的造像碑以及雕刻经幢都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独创。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991年版)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后的中国佛教艺术具有反向回传的特征。大足石窟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后起之秀,重要的成果全部收在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编的《大足石刻研究》(1985年版)中,概述了大足石刻的密教造像特色,以及鲜明的民俗化、世俗化特征。胡文和的《四川摩崖石刻造像调查及分期》 (载《考古学集刊》第7集)和丁明夷的《四川石窟杂识》(载《文物》1988年第8期)二文对正在开发的四川佛教研究有参考价值。《云南佛教艺术》(1991年版)画册,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表现了云南地区极为特殊的佛教艺术价值。丁明夷和邢军的《佛教艺术百问》,普及了佛教艺术知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欣赏能力。与此类似的还有文物出版社的《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大足石窟》、《陇东石窟》、《须弥山石窟》、《河西石窟》等系列图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山西文物局合编的《山西佛教彩塑》,对山西佛教彩塑的精品做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该著汇集的图片曾在海内外展出,获得好评。
  对佛塔的研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著作。罗哲文的《中国古塔》(1985年版)介绍了大陆现存的200余座佛塔,指出,隋唐以前佛寺是以塔为中心,以后塔逐渐被排出寺外,此与中国传统庭院布局的发展有关。还勾划了南北朝以木塔为主,宋、辽、金以前以砖塔为主,以后发展成铁塔、琉璃塔等多种形式。徐伯安的《中国塔林漫步》对塔的型制、尺寸介绍尤详,可与罗著互补,对照参阅,收获更大。
  白化文和邵伯仁合著的《佛陀·菩萨·罗汉·天王》(1987年版)对佛教的创始人和尊神的来源、变化做了阐述。马书田的《华夏诸神》对材料的选用,尤具特色,既有博采佛经道藏、正史稗说、地方史志、小说戏曲、变文宝卷,还有传说故事、古迹民俗、各种文论等,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影响。娄熙元的《佛天花雨》(1992年版)主要依佛经对各神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但有些提法仍值得商榷,如将俱生神称之为“可恶的驻身特务神”,实际上佛教认为,阿赖耶识乃为众生的种子识,众生乃依据业力薰染,而若罪若福,并非说由阿赖耶识驻身专司善恶果报之“特务”职业。此外,逐年来还有人在佛教图像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如养正编著了《五百罗汉谱》(1991年版)、师均晓雪等人编了《五百罗汉》(1991年版)、业露华等人编了《中国佛教图像解说》(1992年版)、李鼎霞编的《佛教造像手印》(1991年版),它们大都是图文并茂,介绍了诸佛、菩萨、罗汉、观音等,在社会上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
  佛教音乐也有人进行了研究。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否定了中国佛教音乐“自始自终土生土长”的说法,指出了中国佛教音乐初系天竺风格,南北朝时开始华化,隋唐时全面华化,唐代佛曲至今犹存的特点。王梓盾的《五台山与唐代佛教音乐》(载《五台山研究31987年第4、5期)认为用于佛经课颂和法事的主要由西域梵声表达;用于宣释佛理,导达化俗的唱导,多由民间音乐构成;用于佛教庆典和文娱活动的佛曲,为上述两种风格的兼容后而产生的新形式的音乐。丘琼荪的《法曲》(载《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认为,法曲是以中国清乐为本,羼杂了一部分外来的乐曲。佛曲是法曲之初,道曲模仿法曲,实质还是佛曲。王敏的《中国佛教音乐》(《中国音乐》1986年1期)和胡耀的《我国佛教音乐调查述要》(《音乐研究》1986年1期)均做了总结性和现状的介绍。此外,对古龟兹、高昌和西凉佛乐也有专文述及。遗憾的是一些研究多从乐理学方面来探讨,和佛教义理牵涉不深,看不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丁刚的《中国佛教教育:儒释道佛教教育比较研究》(1988年版)是目前唯一的一本论述中国佛教教育的专著。作者指出“佛教文化的递进必然由一定的教育形态来保证,于是就有了佛教教育的出现”。中国佛教教育自隋唐以后体系大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垄断了教育,所以“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法忽略的”。
  近年来在大陆还出现了佛教文献学的研究,取得了成绩。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980年版)旨在解决以往大藏经区部分类和个别经籍有译失译的缺陷,而在原有藏经目录的基础上,对汉文大藏经目录做了新编。童玮的《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 (1991年版)对宋代始刻的第一部《开宝藏》做了系统的研究和目录还原工作,指出,《开宝藏》是以唐《开元录》为底本雕造的,从刻版到流通,共经历了90余年的时间。以后又形成了“咸平修订本”或“开宝初校本”,百年之后,其版仍然继续印刷流通。其另一本《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待出)将各版本大藏经的目录做了比较整理,有的经典还原了梵文或巴利文书目。李富华的《赵城金藏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 3期)根据赵城藏的题记、版式及内容,指出该藏实为金代刻造,由私人募资,以后至少有过两次补刻,所据的版本为《开宝藏》。方广 的《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1991年版)将敦煌资料、金石资料与传世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大体上摸清了唐朝汉地流行的八种佛经目录,并对敦煌藏经的目录进行了还原。专家评价此书“赓续了我国前辈学者开创后又中断的事业,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陈士强的《佛典精解》(1992年版)对226部常用佛教文史类典籍做了细密的分类和详尽的解释。苏晋仁的各种僧传考证,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方广小的《佛教典籍百问》(1990年版)则对佛典做了通俗的介绍。
  50年代迄始的中国佛教协会整理房山石经的事业,至今已经有了圆满的成就,佛教协会出版了《房山石经》,经专家考证,所收的辽、金二代石经刻本是以《契丹藏》为底本,这是本世纪继《赵城藏》发现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佛教协会还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房山石经之研究》 (1987年版),对有关房山石经的学术问题做了探讨。1982年学术界开展了《中华大藏经》的编辑,以《赵城藏》为底本,选用不同时代的版本作校本,其中以《房山石经》和《碛砂藏》、《龙藏》作校本,均为国内外首次采用,校刊的经典质量精到,现已出版40余册。此外,佛教协会与文物出版社还重新印刷了《龙藏》,满足了国内外佛教徒的需要。
  1980年后,中国佛教协会还将以前为英文《佛教百科》撰写的汉文辞条稿,结集出版了《中国佛教》(已出4辑),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宗派、人物、典籍等内容。学术界编纂了《宗教辞典》(1984年版),佛教条目占有相当的比重。学术界还和佛教界合作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工作,体现了大陆佛教研究的水平。《佛教文化辞典》(1991年版)收录了一些新的辞条。《中国宗教名胜》(1989年版)佛寺部分有关地理位置量度很重要,弥补了资料的缺陷。还出版了《中国佛教名人辞典》(台湾比丘编纂)、《中国名寺志典》等工具书。据悉,新的佛教大辞典和佛教人名大辞典正在编纂之中。
  近年来,大陆出版界在学术界和佛教界的支持下还影印出版了不少古代佛教典籍,并整理和注释出版了《坛经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大唐西域记校注》、《法显传校注》、《五灯会元》、《宋高僧传》、《清凉山志》以及《敦煌本佛说十五经校录研究》和英汉对照《肇论》等一大批佛典。学术界还节编了《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所有这些对保存和开发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中国佛教的现状研究也有所重视,先后发表调查报告或论文多篇。学术界的文章里均不同程度肯定佛教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能够与社会主义相协调。佛教协会还组织学者著文讨论佛教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并出版了《佛教与现代文明》(1991年版),从人间佛教精神出发,认为:“人间佛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宗教。它重视人生,强调以人类的生活和谐、精神净化为宗旨,从而使佛教在现代生活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这就为佛教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可能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黄心川的《现代中国佛教》(《五台山研究》 1991年1期)和张文良的《汉传佛教四十年》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都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做了总结性的回顾。
  结语
  现代中国佛教研究走过了维艰的道路之后,终于渡过难关开始踏上新的征途。如今佛教学术研究事业正在方兴未艾,佛教研究组织、人才和刊物不断增多壮大。已出版的有关佛教书籍近千册,论文之多,难以统计。佛教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佛教史、佛教哲学、教义、经殿、宗派和人物等领域,另一方面又扩大到佛教心理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医学、语言学、文学、艺术、音乐、教育、文献学、美学等新领域,所以不论在观念上,抑或在研究方法上,以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并且形成了学术专题和普及知识两个写作系统。特别是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佛教研究有了实质性和突破性的进展,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其成果也受到了海内外的重视。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佛教研究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有限的。汉传佛教在中国已经流传了近2000年的历史,仅一部大藏经就200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给我们提供了用之不尽的丰富资料。从现阶段研究成果来看,大陆的汉传佛教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后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的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该给他们立传,写出一些有分量的传记,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对一些于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他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以外,其它净土、天台、法相、密、华严等各宗也要有深入的研究,争取全面开花。佛教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宋以后,对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专题或综合的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一些地方佛教的研究也要加强,特别是佛教的几大名山和重要的寺院更应注意。还要努力开发佛教民间化、佛教美术、音乐、文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对曾经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佛教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化学等,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也是亟待探讨的内容。总之,在现有的以宏观为特征的研究基础上,当进一步开展一些微观的研究或专题的研究,深化现代大陆的佛教学术研究活动。这是很有必要也是极为可能的。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我们简单地勾划了现代大陆汉传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线索和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我们接触资料有限,对一些当代大陆重大的学术事件或者重要的学术著作还不了解,难免会有遗漏之处,兹请读者原谅。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陆的汉传佛教研究成果必将不断涌现,佛教学术研究事业必会日益繁荣。
  本文得到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魏承彦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