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5年第4期 (总第78期)第4页

原始的部派分裂

方广锠

   我们前面谈到,初期佛教的时代大体为公元前531年至公元前380年,约150年左右。在这150年中,前45年是释迦牟尼创立宗教并亲自领导教团的时期。其后约40余年,是释迦牟尼的两位大弟子大迦叶与阿难相继领导教团的时期。阿难逝世以后的约60年中,佛教教团领导人的更替情况,虽有种种传说,但至今缺乏详细的考证。
   早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教团就曾经产生过矛盾与分裂。这些矛盾与分裂,大体表现为如下三种形态:
   第一、提婆达多破僧。
   以往人们把提婆达多破僧看作是提婆达多在野心的驱使下,企图夺取教团领导权的一种个人行为。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有点片面。提婆达多以释迦族种族宗教为背景,对释迦牟尼的宗教改革表示不满,从而挑起这场斗争。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斗争以释迦牟尼的胜利宣告结束,但提婆达多一派并不认输,他们继续活动,直到公元四世纪,甚至直到公元七世纪。
   第二、六群比丘肇事
   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时代,有难途、跋难陀、迦留陀夷、阐那、马宿、满宿等六个比丘,个个聪明能干,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其中有的善解算数阴阳变运、有的善于音乐种种戏笑、有的善于说法论议、有的深解阿毗昙。但这六个人结成朋党,不守律仪,经常唆使比丘不守戒律。据说佛教的戒律,有不少就是释迦牟尼针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制定的。应该说,这些人虽然相互援引呼应,经常捣乱,但他们并没有像提婆达多那样公然分裂教团。他们只是教团中的落后分子、捣乱分子或一时犯了错误而已。他们的肇事固然发挥消极作用,但由此提醒释迦牟尼严明教团的戒律,则他们从反面对佛教教团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了作用。据说其中有的人最终达成无余依涅槃,得到解脱。不同经典对六群比丘究竟是哪六个人,有着不同的记载。有的经典说,当时还存在着“六群比丘尼”,行为与六群比丘一样,但没有留下姓名。
   第三、迦叶与阿难的矛盾
   迦叶与阿难都是释迦牟尼的得力助手。迦叶是释迦牟尼的早期追随者,阿难是释迦牟尼的本族至亲。迦叶手下率领一批弟子,是一个具有较高威望的教团领袖;阿难长期侍从释迦牟尼,对佛法听闻、掌握最多,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待到舍利弗那样有资格接班的弟子先后故世,释迦牟尼本人又日益衰老,迦叶与阿难之间的摩擦便开始增多。而第一结集时,阿难公布释迦牟尼的临终遗命:不指定接班人,比丘们各自以戒为师,两人的矛盾便公开爆发。不过,两人毕竟都是释迦牟尼的得意门生,释门的顶梁柱,懂得大局为重。所以,两人的矛盾最终还是和平解决。
   上述三种矛盾形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一个团体,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大约无非上述三种形式。
   释迦牟尼逝世以后,佛教进一步发展,传播地域日益扩大。可以想象,由于印度地域辽阔,各地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宗族文化各有不同,在各地活动的佛教教团肯定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以适应各地的具体情况。释迦牟尼逝世之后,佛教教团没有树立新的有权威教团领袖,这也使各地教团的分散性进一步增长。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驰逝,佛教教团的分裂可说是必然的。印顺法师主张,依据佛典记载,阿难为平衡摩竭陀、毗舍离双方的意见,特意选择在恒河中央涅槃。这件事本身就反映出早在阿难晚年,印度佛教虽然没有公开分裂,实际已经形成东、西两个派系。
   约在公元前380年,佛教正式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部派,从此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关于这两个部派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着不同的传说。下面对此加以简单的介绍。
  十事之争
   南传佛教典籍记载,阿难有一个弟子,名叫耶舍,是属于西方系的比丘。一次,他游化来到毗舍离,住在大林精舍中。
   当时,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遇到布萨日,便以金钵盛水,放置一旁。每逢在家信徒走过,他们就招呼说:“诸位贤者,请你们向僧众布施金钱!僧众将用这些金钱购买所需。”乞求到金银之后,跋耆族的比丘便按照人头分配,并给耶舍也送来一份。耶舍觉得他们的举动是错误的,非常不以为然。耶舍认为,戒律上记载得很清楚,比丘如果需要柴火,可以乞求柴火;需要草,可以乞求草;需要帮工,可以向在家信徒借帮工;需要车辆,可以向在家信徒借车辆。无论需要什么都可以向在家信徒乞求或借用,但释迦牟尼从来不允许比丘持有金银。所以,耶舍不但不接受送给自己的金银,指斥跋耆族比丘违反了戒律,还直接向在家人宣传,说跋耆族比丘这样做是错误的。
   耶舍的行为自然引起跋耆族比丘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耶舍在在家人面前诽谤出家人,使得在家人怀疑出家人,造成很坏的影响。于是举行集会,要求耶舍当众检讨认错。耶舍不认错,在僧众大会上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决议,把耶舍开除出毗舍离教团。
   就这样,有关比丘持有金银的问题,成为佛教教团分裂的导火线。
   耶舍在毗舍离时,了解到跋耆族比丘不仅在持有金银一事上违反戒律,而且在其他一系列事情上也违犯了佛教的规定,合计共有十件事情,他称之为“十事非法”。但跋耆族的比丘认为这十件事情都符合佛教的规范,是正确的,称之为“十事净”。关于十事的具体内容,不同典籍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般认为指如下十件事情。
   (一)角盐净。
   “角”,指牛角一类的容器。比丘乞讨到食物后,如嫌味淡,可加食盐调味。调味的食盐,自然也是乞讨来的。佛教戒律原来规定,乞讨食盐,够用一次即可,不可多乞讨。如有多余,不得保存。但跋耆族比丘认为,多余的食盐,可以存放在牛角一类的容器中,供他日使用。
   (二)二指净。
   “二指”,指日晷影子的长度。我们前此已经介绍,佛教戒律规定过午不食。但跋耆族比丘主张,只要过午的时间还不太长,日晷影子的长度没有超过二指,则还可以进食,不算犯戒。
   (三)他聚落净。
   “聚落”,指村庄。我们前面介绍,佛教戒律规定,一次乞食,只准依次向七家乞求。如果乞求不到,或者乞求的食物不够,那就只好挨饿。而跋耆族比丘主张,乞食并不限于七家。不仅如此,如果在一个村庄乞得的食物不够果腹,还可以到其他村庄去继续乞食。
   (四)住处净。
   初期佛教时期,比丘们平时都是单独生活,独自修持。但每半月,某一固定区域(佛教称为“界”)内的比丘要集中在一起,共同举行布萨,诵读戒条。但跋耆族的比丘认为某一固定区域的比丘,也可以在各自的住处分别举行布萨,不必集中到一起。
   (五)随意净。
   佛教戒律规定,遇到涉及教团的大事,必须集中全体比丘开会讨论,大家表决通过。如果人数不齐,则不能举行表决。但跋耆族比丘主张,即使人数不齐,也可以举行表决。可以假设那些未参加会议的比丘同意这些动议,并于事后予以追认。
   (六)所习净。
   佛教主张生死事大,要求比丘必须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修持上,不允许分散精力去学习、从事世间的那些俗事。但跋耆族比丘认为,有些事情,是出家前学习的,那么出家后可以继续从事。
   (七)不攒摇净。
   “攒摇”,指牛奶脱脂。佛教戒律规定,僧人只能饮用脱脂奶。但跋耆族比丘主张,未经脱脂的牛奶也可以饮用。
   (八)饮阇楼伽净。
   “阇楼伽”,指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按照佛教戒律,原本不得饮用。但跋耆族比丘主张可以饮用。
   (九)无缘坐具净。
   佛教戒律对僧人使用坐具的形态、大小都有一定的规制。但跋耆族比丘认为对坐具无须做什么规定,各人可凭自己喜好决定,大小随意。
   (十)金银净。
   就是比丘可以接受、持有金银。
   耶舍被赶出毗舍离后,跋涉回到西方。据说他先后来到波婆、阿槃提等地,得到当地比丘的支持,并与诸比丘一起来到阿呼恒河山,拜见三浮陀商那和修长老,向长老汇报此事。然后又来到僧伽赊,向当时僧腊最高,也就是现存的出家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离婆多长老汇报。在先后得到这些耆年长老的支持后,耶舍与一批西方比丘又来到毗舍离,与跋耆族比丘争议十事。
   经典记载,正反二方各请长老出席。跋阇族一派以萨婆迦眉、沙兰、不阇宗、婆沙蓝等为代表,耶舍一派则以离婆多、商那和修、耶舍、修摩那等为代表,与会者多达七百人。大家同至婆利迦园,由离婆多就十事一一提出询问,萨婆迦眉一一作答,然后由参加会议的七百人讨论裁决。据说最后大家裁断跋耆族比丘所行十事为非法。佛教史上称这一次会议为“第二结集”、“七百结集”、或“毗舍离结集”。
   虽然耶舍等西方系比丘的观点在第二结集中得到肯定,但跋耆族比丘并不服气。经典记载,他们又召集了大批比丘,约有一万人,举行结集,称为“大结集”,再次讨论十事是否非法。在这一“大结集”上,绝大部分比丘都认为“十事净”,合理合法,可以执行。据说当时毗舍离的国王也支持他们,这样,坚持十事非法的西方系比丘站不住脚,只好退回西方。耶舍这一派大都为出家多年的长老,按照佛教议事的惯例,开会时,长老的座次排在上面,称“上座”。所以人们把耶舍这一派称为“上座部”。赞同跋耆族比丘观点的人数多,人们称他们为“大众部”。佛教就这样正式分成两大派。
   上面的叙述虽为南传佛教的说法,但在汉传佛教的典籍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四分律》等上座部系统的戒律都提到关于十事的争论,主张“十事非法”。而《摩诃僧祇律》这样属于大众部的戒律也提到由耶舍引起的七百结集。由此看来,第二结集应该是印度佛教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事件。
   现在看来,上述十事可以分为四类:
   一、角盐净、二指净、他聚落净、不攒摇净、饮阇楼凝净、无缘坐具净等六条,属于饮食、坐具等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我以为,这些戒律,实际应该属于第一结集曾经讨论,但最终没有结果的所谓“小小戒”。按照释迦牟尼的原意,这种小小戒本来是可以舍弃的。第一结集时,在迦叶与阿难产生矛盾的特殊背景下,僧团对什么是小小戒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埋下日后争执的种子。虽说昔有此因,今得此果,造成争执与分裂,也是无可奈何。但跋耆族比丘提出的观点,本身并不违反释迦牟尼遗教的原意。
   二、所习净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一个人出家前学会舞蹈,出家后仍耽于舞蹈而荒废、影响修持,那自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偶尔舞蹈,并不影响修持解脱,甚至利用舞蹈来宣传佛教,那么他的行为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因此,上座部主张“所习非法”固然有防微杜渐的功用,大众部主张“所习净”也无可厚非。
   三、至于住处净、随意净两条,涉及教团的行事规范,较为重大。但我想,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某一教团结界不断扩大,同一教团人数不断增多,每次集会全体比丘都必须到齐,也就成为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事情。按照戒律规定,教团的事务,必须举行羯磨,集体商议;布萨必须集体进行。而现实情况是,一个教团人很多,集会时很难全部到齐。教团既然不能因此而荒废事务,就必须有一些变通的办法。所谓随意净,并没有改变佛教教团民主议事的基本原则,只对人数如果不齐时应该如何议事做了一些程序性的变更;所谓住处净,也没有废除布萨本身,只是允许部分比丘可以不必集中,在自己的住处分别举行布萨。也就是说,这两条都是在不改变戒律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教团扩大的现实情况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变通办法而已。
   四、金银净,确为一个重大问题,不可以小小戒视之。
   佛教最基本的思想是人生是苦,涅槃是乐,应当精进修持,离苦得乐。当佛教追究人生因何为苦时,释迦牟尼提出贪嗔痴三毒是苦因,其中特别强调贪欲是苦本。当时,对金钱的贪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佛经中对此多有批判。释迦牟尼最初要求比丘们凡有正当需求,一律可向在家信徒乞求,但不得持有金银,就是为了防止比丘因此执著金银,产生贪求。现在大众部主张比丘可以持有金银,不是与释迦牟尼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吗?
   但仔细推求,大众部的比丘也实在有不得已处。当时东部印度,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商品交换的成分在经济生活中不断加重,金钱也日益流通,比丘已经很难不接触金银。比如比丘需要某件东西,比如是衣服,便向在家信徒去乞讨。在家信徒也愿意布施,但偏偏自己没有多余的衣服或布匹,只好布施金银,让比丘自己去购买合适的衣服。如果比丘拘泥于不能持有金银的戒律,拒绝这种布施,那既剥夺了在家信徒种福田的权利,也没有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因此,金银净的问题,在当时固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却也是一个容易让比丘堕落的陷阱。
   总而言之,由于对戒律见解的不同,使得佛教教团在佛灭一百余年时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等两大部派。虽然其后几百年间,佛教又不断分裂,出现更多的部派,但它们都是从最初的这两个部派发展而来的。所以印度佛教史把这次部派分裂称为“根本分派”,而将其后的分裂称为“支末分派”。
  大天五事
   上面我们介绍了南传佛教关于根本分派的说法。如前所说,汉传佛教也有关于毗舍离七百结集的记载,但没有提到这次结集后出现分裂。按照汉传佛教典籍《异部宗轮论》的说法,上座部与大众部根本分派的原因,不是因为戒律的分歧,而是因为教理的争议。这一争议由一个叫大天的比丘挑起的,争议的问题共有五个,所以佛教史上称为“大天五事”。赞同大天观点的比丘组成大众部,而反对大天观点的比丘则组成上座部。
   《异部宗轮论》说大天是末土罗一个商人的儿子,长得端正漂亮。他父亲远出经商,长期未归。他便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后来,他父亲回来了,母子俩人害怕丑事暴露,便设计杀害了父亲,逃逸到华氏城。在华氏城遇到一个他们曾经供养过的罗汉,因为这个罗汉知道他们的底细,于是他们便把这个罗汉也杀了。没想到其后不久,大天发现母亲又与别的男人私通。大天非常生气,想:为了你,我杀了两个人,犯下两重大罪。在家乡无法容身,逃避到外国。你为什么抛弃我另结他好。于是他把母亲又杀了,犯下第三重大罪。
   《异部宗轮论》的作者是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著名理论家世友。说一切有部属于上座部系统,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将挑起分裂的大众部首领大天说成是一个淫母杀父、杀罗汉、杀母,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并不奇怪。大天的身世是否真地像《异部宗轮论》所说那样,自然是需要考证的。
   《异部宗轮论》接着说大天虽然犯了淫母杀父、杀罗汉、杀母三重大罪,但因为前世善根未断,所以非常后悔,日夜为自己造下的罪孽感到不安,希望能够有个忏悔灭罪的办法。他听说佛教有灭罪法,便来到华氏城著名的寺院鸡园寺。刚好遇到一个比丘出门,边走边念偈颂:
  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
  彼能照世间,如月出重翳。
   大天听了偈颂,明白如果自己出家,一定能够灭除罪孽,非常高兴,便来到一位比丘那里,苦苦哀告,请求出家。这位比丘看他这样诚心诚意地要出家,也就没有进一步审查,为他剃度授戒,使他成为一名出家人,名字仍然叫“大天”,并倾心向他传授佛教理论。
   据说大天十分聪明,很快就学会了佛教的三藏教义。他能言善辩,讲起法来,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所以很快就在鸡园寺崭露头角。连阿育王也听到他的名声,曾经多次请他入宫讲经说法,并给他很多供养。
   《异部宗轮论》说,大天虽然名声很大,自称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位,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断绝邪念。所以,有时他晚上睡觉会做绮梦,甚至遗精。大天让弟子去为自己洗脏裤子,弟子很奇怪,问道:“听说阿罗汉的诸漏已尽。师傅既然已经成就阿罗汉,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漏”,是佛教术语,指让人在三界轮回不已的烦恼。佛教对此有种种详尽的解释。按照佛教的理论,如果达到阿罗汉果位,自然消除一切烦恼,无有诸漏。
   大天回答:这是因为魔鬼引诱造成的,你不用奇怪。大天进而解释说:所谓“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烦恼”,一种叫作“不净”。阿罗汉已经消灭了烦恼漏,但还有不净漏。比如鼻涕、唾沫等等。精液与鼻涕、唾沫相同,都属于不净漏。魔鬼不喜欢人修持佛教,知道谁在修善,便来捣乱。即使是阿罗汉也会被他引诱。所以你不应奇怪。
   阿罗汉也会因为魔鬼的引诱而遗精,这便是大天五事之一,传统称之为“余所诱”。
   《异部宗轮论》说,大天为了讨弟子们的欢心,让弟子门进一步亲附自己,就很随意地为弟子们授四沙门果记。就是说某人、某人已经达到預流果、乃至一來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等等。弟子们开始自然很高兴,但慢慢地有些怀疑,便跑来询问:成就四沙门果的人,本人应该有所证智,为什么我们已经成就了四沙门果,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
   大天回答:即使成就了阿罗汉,仍然会有无知。所以,你们对自己已经证果不应该有所怀疑。他说:所谓“无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染污无知,一种叫不染污无知。阿罗汉已经断绝了染污无知,但还存在不染污无知。所以,你们不能证智自己。
   阿罗汉还有不染污无知,这便是大天五事之二,传统称之为“无知”。
   《异部宗轮论》说,弟子们又问道:听说阿罗汉对四谛等佛教理论已经完全明了,再也没有任何不理解与疑惑的地方。我们也已经成就阿罗汉,但为什么对四谛等教义还有疑惑不清的地方呢?
   大天回答:疑有两种,一种叫随眠疑,一种叫处非处疑。阿罗汉已经断绝了随眠疑,但还存在处非处疑。你们为什么要看轻自己呢?
   “随眠”,是佛教术语,也是烦恼的又一个名称。佛教认为烦恼随逐我人,束缚(随缚)我人,令人进入昏昧沉重之状态。这种烦恼的活动状态微细难知,并能够与对境及相应之心、心所相互影响而增强(随增),所以称为随眠。共分为六种:贪、嗔、慢、无明(痴)、见(恶见)、疑,称为六随眠,又称六根本烦恼。“处非处疑”,则指人遇到事情时疑惑、猶豫不決的心理状态。比如夜间猛然看到一棵樹,便会犹豫不决,猜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等等。
   阿罗汉还有处非处疑,这便是大天五事之三,传统称为“犹豫”。
   《异部宗轮论》说,大天的弟子们后来阅读佛经,看到佛经上说,阿罗汉有圣慧眼,成道时,都是自我觉悟,自我证知。便问大天:我们这些阿罗汉为什么不能自我觉悟证知,要靠师傅您的授记指点,才知道自己已经成就阿罗汉呢?
   大天回答:阿罗汉不能自我证知,必须靠其他人予以授记。比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都是释迦牟尼授记的。释迦牟尼如果不授记,他们不能自知。连他们尚且如此,何况你们这些钝根之人?
   阿罗汉要依靠他人才能证入,这便是大天五事之四,传统称为“他令入”。
   《异部宗轮论》说,大天虽然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但由于善根未断,心里总是非常惶恐不安,担心将来会有恶报。有时晚上睡觉,想起那些恶事,非常害怕,不由得大声呼叫:“苦啊!苦啊!”第二天,弟子们问他:“师傅,昨晚是否未能安寝?”大天回答:“我睡得很安稳。”弟子说:“我们听师傅晚上喊苦啊。”大天回答:“我这是在呼唤圣道,你们不用大惊小怪。如果不能诚心诚意地喊苦啊,圣道就无法产生。”
   呼唤苦啊,可以唤起圣道。这便是大天五事之五,传统称为“道因声故起”。
   后来,大天把上面五事合起来,编成一首偈颂,即:
  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
  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
   《异部宗轮论》说,随着时间的流驰,鸡园寺的上座比丘逐渐逝世。一次又遇到半月布萨日,轮到大天升座说法。大天便念诵了自己编纂的上述偈颂。不少比丘听后大为吃惊,说这家伙怎么这样胡说八道!佛经三藏中哪里有这样的歪门邪道?便把这首偈颂改过来,变成:
  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
  道因声故起,汝言非佛教。
   但也有不少比丘赞同大天的观点,于是双方争论起来。从半夜吵到天亮,谁也不能说服谁。城中的百姓、大臣知道此事,特意前来劝说,也劝说不了。阿育王得到鸡园寺僧众争吵的消息,也赶过来。见双方各执一词,阿育王也没有办法。于是阿育王问大天,怎样才能解决这场争执?大天说:戒律规定,如果教团意见分歧,应该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作决断。阿育王便让争论双方各站一边。反对大天观点的虽然大多是上座长老,但人数较少。支持大天观点的虽然大多为年轻人,但人数众多。于是阿育王判定大天胜利,自己返回王宫。
   阿育王虽然走了,鸡园寺的争论并没有平息。由此形成以耆年长老为首的上座部及支持大天的大众部。鉴于国王与大部分僧人都支持大天,上座部便计划离开鸡园寺。一些大臣听到这一消息,连忙禀报阿育王。阿育王十分生气地说:让他们走。你们让他们坐在一艘破船上,把船放到恒河中央,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得道高僧。大臣按照阿育王的吩咐,用一艘破船载着上座部的僧众,放到恒河中央。这时,那些已经得道有了神通的,个个显示神通,凌空而起,并把那些还没有得道的僧人一同带到天上,向西北方飞去。阿育王得知这些离开鸡园寺的僧人果然是些得道高僧,十分后悔。连忙让人打听,才知道他们已经定居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便派遣使臣,邀请上座部僧人回来,但遭到拒绝。阿育王无奈,只好派人在迦湿弥罗为这些僧人修建新的寺院,并给予大量的供养。
   说一切有部主要流传在古印度西北部的迦湿弥罗地区。上述故事说,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后,直接从华氏城飞到迦湿弥罗,显然是在为自己这一派的正统性制造舆论。
   如果把大天五事这个故事中的污蔑色彩与神话色彩去掉,我们可以看到,大天五事的核心内容是对阿罗汉果位的评价。
   阿罗汉,是声闻四果之一,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大供养之圣人。佛典记载,阿罗汉一词有三种含义:
   (一)杀贼。贼,指见、思之惑。阿罗汉能断除三界见、思之惑,故称杀贼。
   (二)不生,即无生。阿罗汉证入涅槃,而不复受生于三界中,故称不生。
   (三)应供。阿罗汉得漏尽,断除一切烦恼,应受人天之供养,故称应供。
   初期佛教认为,释迦牟尼那样的佛陀曾经得到过弥勒佛授记,只有经过漫长的年代才能出现一个。因此,阿罗汉成为当时人们修持佛教能够得到的最高果位。但是,大天显然把阿罗汉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在大天那里,阿罗汉具有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等种种不足,与普通人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大天何以提出这样的新观点呢?应该指出,大天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对释迦牟尼的神化正好互为表里。在初期佛教时期,释迦牟尼虽然是佛教的创始人,是教团的领袖,但他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与其他僧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释迦牟尼逝世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被神化,乃至成为神通无限、寿命无限的模范人格。与这一过程相应,阿罗汉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于是,人们的修行目标,也开始逐渐由阿罗汉转向佛,大乘佛教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大天五事在印度佛教从小乘到大乘演变中所处的地位。
   按照南传佛教的说法,印度佛教的根本分派起因于对戒律的不同理解。按照汉传佛教的说法,根本分派的起因则是对阿罗汉果位的不同评价。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加可靠呢?我本人认为,前一种说法大约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它不仅是南传佛教的说法,在汉传佛教的经典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与第一结集地历史也可以联系起来。而汉传佛教的说法,形态显然比较晚,很可能仅仅是说一切有部一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