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5期   第84页

    在广州西关繁华商业区、江泽民主席近年巡视过的上下九步行街,路旁一条不显眼的巷口,屹立着刻有“西来古岸”的小石碑,穿过西来正街北行100多米,就是“西来初地”—— 1500多年前菩提达摩从天竺(印度)航海东来,抵达广州在此登岸,自始而得名。这是富有历史价值、值得引以为荣的中国佛教禅宗发祥地。

 

“西来初地”——中国佛教禅宗发祥地

崔颂明

 

  (一)“西来初地”流传有绪,有史为据。
  在“西来初地”西侧,有赵朴初居士题书的“华林禅寺”。该寺建于公元1655年(清)倾治乙未年)。在华林寺始建之前,“西来初地”已建有西来庵。据“华林寺开山碑记”称:“吾粤自卢祖传灯,曹溪滴水,洒遍天涯,后之溯宗门者,莫不首列南华。要之,法乳渊源,西来一脉,我华林寺实肇其基焉。寺踞广州羊城西郭,一水迂回逦迤而达干珠江,潮汐潜通,葱葱有关旷。该开山碑记续称,华林寺“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乃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来古岸遗迹犹存。”(道光版《南海县志》卷12,清宣统庚戌六月续修)。
  著名学者曾昭璇先生在论及古代珠江河变迁时指出,广州“下九甫(路)华林寺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建。可知当时西关沿海天然堤上已有大片陆地”。(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曾昭璇先生又说,公元526年建华林寺干西关,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至此建寺”,事见《旧唐书》。阮元《广东通志》称:“广州人称寺地为西来初地”(同上书230页)。笔者认为,此处所说华林寺,可能为西来庵之误,或将二者等同起来,有待商榷。
  达摩在“西来初地”附近登岸有便利条件。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发祥地。早在达摩东渡之前,已有不少印度僧人从水路来到广州,弘扬佛法,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古代广州是海岸河口城市,从狮子洋顺潮用凤帆,海船可直接驶入广州。据《新唐书·王锷传》称,唐代广州商业繁荣,来往船只“口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玑,与商贾杂出于境。”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直至明万历年间,西关仍保留十四甫码头,“作为货船航运终点”。清道光《南海县志》卷九.建置引《梁储记》称:“昔之僻地,今即通津,居贾行商,往来络绎。脱遇风涛骤作,则千万舫皆可以御舻而人避,“直过十八甫柳桥馆迤西之南浒……到清代成西关‘八桥之胜’。”(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180页)。华林寺修建之时,西来初地“一水迂回逦迤而达于珠江,潮汐潜通”。(见《华林寺开山碑记》在广州西关,至今还有不少,以“甫”和“水脚”为名的街巷,“甫”,古越语,即“村”之意,“水脚”就是码头。可以想见,历史上的广州西关,水路交通方便,达摩自此东渡登岸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延续了1500多年后的广州“西来初地”附近,有多条以达摩西来命名的街道,近年笔者在华林街调查,现在仍保留有:西来正街、西来直街、西来后街、西来新街、西来东街、西来西街、西来南街、西来北街。据估计,原来“西来初地”涵盖的范围相当大,包括华林寺在内及下九路南面一片地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初祖菩提达摩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何等刻骨铭心!
  (二)“西来初地”长期埋没的原因所在。关于达摩来中国登岸地,史书上有各种各样说法,莫衷一是,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空白。据潘桂明先生编著的《中国的佛教》称:“比较可信的看法是,达摩自南印度泛海而来,登陆于南方沿海,并于刘宋后期进入北魏境内”(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国的佛教》83页,商务印书馆)。而长期以来,广州人这样执着地认定,这到底为什么?
  首先,珠江河岸经历了重大变迁,昔日的“西来初地”亦已面目全非。曾昭璇先生的考证告诉我们,古代珠江“宽达十里”,水天相连,又有海潮涌入,江水“咸淡相间”,故当地相当时间不称珠江而称“珠海”或称“小海”。直到现在许多老广州人仍称过江为“过海”,江边为“海皮”。河海不分在广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随着时间推移,江滨逐年游积,珠江越来越窄,如今市区内的海珠桥河宽仅 170米了。从中可以推想,1500多年前达摩在“西来初地”登岸时的地理环境,既有陆地,又有众多河涌,可以说是一片半池塘沼泽、半水半陆之地;竹木茂盛,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而达摩到此异国他乡,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遭受到的困苦艰辛是不言而喻的。民众相传达摩登岸后“结草为庵”当在情理之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来初地”仅是泛指而言,没有一个划定的固有范围。随着时代变迁,西关商业区和住宅区的不断发展、扩大,“西来初地”的面积越来越小,影响逐渐萎缩,以致被繁华的商业环境所掩盖而默默无闻。人们有理由相信“西来古岸”的石碑已先后北移了多次。华林寺原为广州佛教五大丛林之一,东连新胜街,西邻毓桂坊,南临下九路,北至兴华大街,占地面积近三万平方米。80年前,就是民国12年(1923年)9月,当时的广州市政府为了筹募军费,曾将建于“西来初地”上的华林寺作价拍卖。当时寺僧不得不四出奔走借款,罄其积蓄加上施主馈赠,勉强赎回大殿、僧舍、库房和五百罗汉堂,其余殿宇廊厩均被拆毁,改为民房。达摩祖师开拓的“西来初地”气运如斯,实在令人嘘曦不已。 1990,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土到“西来初地”华林寺视察,曾挥毫题书“初祖达摩堂”,又为达摩堂撰写对联:“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描述了初祖达摩向二祖慧可传授禅宗衣钵的掌故,同时,相信也是对周围现实景况的感叹!
  其次,民间不认识禅宗、禅宗文化,专家、学者不知道“西来初地”,两者相互脱节、分离。2002年3月,笔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西来初地 举世无双——关于开发佛教禅宗文化圣地的意见”的讲话,开宗明义说“我出生在西关,自小在西关长大,途经西来初地无数次,但是从来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这里原来是佛教禅宗文化的发祥地。”这大概也是现在和过去本地新老居民对于禅宗的了解状况的真实写照。据初步了解,我们广州社科院属下的研究机构,迄今并未有佛教和禅宗的专业研究人士。笔者所知,中山大学的葛定华先生曾干1931年出版过《西来初地·华林寺专访记》一书。
  在“西来初地”及当地记述达摩登岸的时间,有称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年——-526年年),有说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道光《南海县志》称,梁天监中(公元510年前后)究其史因,当与达摩东来前后的岭南地区经济文化滞后环境有紧密关系。印度佛教从东汉首先传人中国北方,至魏晋南北朝,北方经济政治均有空前发展。史载,公元536年全国佛寺3万余所,仅洛阳城内就有1376所,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作了详细、精彩绘述。其中洛阳永宁寺,“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连达摩祖师见了,也臼瞪口呆,惊叹“极佛境界,亦未有此”!
  与中原和北方相比,当时岭南地区也就逊色多了。据载,南朝时期的广东,先后兴建大小佛寺30余所,且多集中干广州,数量少,规模也小,又缺乏当地人著录的佛教资料,以至达摩在广州登岸的确切时间,终成历史悬案。
  第三,禅宗的宗旨和达摩的行踪给早期考证带来困难。达摩历尽艰辛来到中国。他在异域弘扬禅法,靠口传身授、心神领会,所遇语言障碍,实在不可言状。达摩在中国数十年,居无定处,云游四方,如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说:达摩在中国行踪飘忽,见首不见尾,不知所终,到后来怎么回事,似乎谁也说不清楚 (2002年5月5日季先生与笔者谈话)。相传梁武帝曾在首都金陵接见过达摩祖师。1935年在河北省磁县城外“二祖(慧可)塔”下出上的“梁梁武帝撰,大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重建的《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序云:大师讳达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详其姓氏?天竺东来杖锡于秦。以大同二年 (公元536年)十二月终于洛州洛门山(即洛阳市伊厥——龙门)”。即令此碑原文真为梁武帝所撰,文中也并未言及他同达摩真见面也未!
  现存少林寺内《大元重建河南嵩山少林禅寺萧梁达摩大师碑叙》,立于元代至正七年 (公元1347年)。此碑背后刻有称作《初祖菩提达摩来往行实之记》,是住持淳拙文才编写、刻于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八月。记述了所谓达摩的有关事件:
  萧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九月二十一日抵广州,由广州刺史出面迎接,表闻梁武帝;达摩于十月一日到金陵,会见梁武帝,十九日潜过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到洛阳,住少林寺。
  据上碑文所载,达摩抵广州,赴金陵、开封、洛阳等地,前后不到三月,跋涉数千里,这在一千五百年前,实在难以置信。1931年,中山大学葛定华先生就对此说予以否定,因为历时太“短不可信”。(《西来初地·华林寺考访记》第62页)其实,汤用彤先生亦指出:“唐代时晚出禅宗史记,所述达摩生平,不可尽信。”(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那么达摩来华时间究竟是何时呢?
  (三)达摩在“西来初地”登岸时间初探。
  据我们的分析,有迹象显示,达摩广州登岸时间应在梁武帝之前,约公元四世纪后期或更早时间。从《洛阳伽蓝记》看:“永宁寺,照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装饰毕功, 衔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锋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白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古名城文化丛书《洛阳伽蓝记》第12页。杨衒之撰·韩结根注,山东友谊出版社)。“修梵寺,在清阳门内御道北。嵩明寺复在修梵寺西,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同上书54页)。这些记述达摩在中国的史料,至为珍贵。著名史学家汤用彤先生指出:杨衒之约与达摩同时,《洛阳伽蓝记》所载,“应非伪造”。这对我们了解、研究达摩到广州的时间大有裨益。兹试对上述文字作一简析:
  其一,洛阳永宁寺落成后,杨衒之与当时地方行政长官登临览胜,适遇达摩同游,亲眼所见,亲历其境,现场描述,具体形象,有声有色,栩棚如生,其效果非旁人事后转述所能达到。
  其二,达摩“起自荒裔,来游中土”,“历涉诸国,靡不周遍”,可否有两种理解:达摩从西域边远地区来到中国,从南方转赴中原;或可看作自西域东来后,又从边远滞后的南方,再游历昌盛的中原地带。其中“历涉诸国,靡不周遍”,除指其历经印度、西域等国外,也可能经历了当时中国南北各地的“国家”政权。达摩作为异域僧人,在中国居停数十年,称其“历涉诸国”,也是合情理的事。
  其三,达摩与杨衒之在永宁寺见面时,自称一百五十岁,精力旺盛,可以“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按照通常的一些说法,细算起来,达摩从西域东来时,早已超过一百岁。如此高龄,“寄载商舟”,飘洋过海,历三周寒暑,是否有这可能?值得思考。我们认为他初来中国时还未入老境。
  “西来初地”几处有关达摩登岸的记载,都在梁武帝时,其时达摩早已百余岁,事实上不太可能的。汤用彤先生根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及道宣《续僧传》之《菩提达摩传》(汤称:道宣去达摩亦不远),略述达摩生平如下:
  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续传本传),或云波斯人(伽蓝记) 其来中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渡至魏(此语出续传。据此可知达摩于宋时至中国)。“达摩先游嵩岳(见续传慧可传,后世传其住少林寺)。或曾至邺(今河北临漳县西。续传题为北齐邺下南天竺僧,又慧可亦邺中僧)。以天平年(公元534——537年)前灭化洛滨(续传),或云,遇毒卒(旧唐书神秀传及宝林传)。其弟子知名者列下:慧可、道育、僧付、昙林。(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笔者认为,汤用彤先生明确指出,达摩于南朝宋时抵达中国,即广州“西来初地”,是相对准确的、可信的。南朝宋末或期间当是公元479年之前。这样概略估算,达摩在中国足有五、六十年多时间,其游历南北、传禅创教和活动,时间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是,达摩在“西来初地”登岸后,居住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随着环境逐渐熟悉,才移住八、九里外的光孝寺。正如《南海县志》称,达摩东渡“人南海,止王园寺”(即后来的光孝寺)。
  六祖慧能从黄梅东山寺学佛,光孝寺出家,到南华寺弘法授徒,前后五十多年,成为“真正中国佛教的始祖”、中国佛教禅宗六祖,对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达摩作为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被尊为“天竺 (印度)禅宗二十八祖和东土(中国)禅宗初祖,同样,没有五、六十年漫长经历和辛劳耕耘,根本不可能将禅宗的思想学说,深深地植根干神州大地,绵延一千五百余载,开枝散叶,遍及世界,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