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4期   第88页

禅与芭蕉的俳谐诗歌

贵州  彭氏子

  日本接受中国佛教在公元6世纪中期。先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并不是禅宗。最早在日本介绍禅学的也不一定是禅宗和尚。日本禅宗在12世纪时正式建立,最初建立的是临济宗。禅宗在日本开始流行的时候,日本天皇的权利已经衰落,日本社会正好处在所谓的幕府政治的时代(镰仓时代与德川时代)。日本的民族佛教形成与发展正好在镰仓时代(1192—1380)和德川时代(1383—1867)。到了明治时代(1868年以后),日本佛教进入了近现代。
  中国佛教的禅对于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在幕府时代,禅宗思想深入日本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文化与中国的江南有极深的渊源,因为传八日本的弹宗大师多半都是从江南吴越一带去的。中国弹宗任运自然,与天地一体的思想与情趣,同日本中古的农业社会非常投缘,日本人从他们的自然观与人生观出发,一下就接受了弹,并将弹的精神灌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的诗意古典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和歌到物语,再到散文,以至徘句的形式发展。热爱自然的日本人,时时都关注时节的推移,在他们的诗歌中四季迁谢是相当鲜明的意识,这一意识反映往日本徘谐诗歌中称为“季题”。
  除了自然感受, 日本文人又深受中国的佛道思想的影响。六朝以来的中国土大夫本着道家的精神,认为人生与自然是不可分的。人在本份上与自然同禀天地之灵气。佛教的佛性与佛心命题是 “本心即佛”,由众生皆具佛性佛心,自然也就转到“我心即佛”。再进一步,我心向外扩张,可以化入山河大地。这里同道家的适性自然的思想也就接续起来。日本诗歌理论中特别别强调“心”与“余心”。《古今和歌集》这部古代诗歌集子的序言分为序和假名序。两个序言都突出了诗歌的功能。中国人传统认为诗歌的功能在抒发志向气节,所谓“诗言志”。但日本人更重视感情方面。《和歌集》的汉序说:“夫和歌者,托其根干心,发其花于词者也。入主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而假名序则说:“夫和歌者,以人心为种,以千万词表现人心。”这样,人心成为诗歌的恨奉,心的流露形成了诗词语句。日本诗歌的术语称为“心与词”。还有一个术语叫“心姿相具”,意思是说,诗歌必须准确和深刻地显示心中的意像(姿),只有意像和内心感情(心)两相和谐互具互融才能称作“心姿相具”。日本诗歌还有一个评价标准,叫做“有余心”,这里的“余”,是“富于”“充盈”“有余”,指的是以“物哀”为核心的纤细、敏锐的对无常的哀悼,指的面对春花秋月生出的那种好景不长的感伤。正是在这里,佛教的无常幻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芭蕉的徘句,无疑也继承和发展下这种感伤和哀叹。他在《奥州小道》里写道:“早巳抛却红尘,怀着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辟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日本的和歌传统是这样看待它与佛教的关系的:“根据佛道修行与歌的深刻含义,悟到佛经之无尽,同乐往生结缘,人普贤之愿海,以换此咏歌之词,赞叹奉佛、听闻佛法、参拜十方佛土,首先应引导众生。”一句活,诗歌是要将佛教度生化世的工作用感性的抒情的方式来完成。
  因此寂寞、寂寥、闲寂,所有这些情感,一头是佛教的无常和空幻,一头则是道家的天人一体,无所不至的佛性般若,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水都与自我在本性是相通的。置身于山水草木当中,在领悟原本无一物的空幻和空虚时,自我竟然得到了依托,也就得到了解放,回到了本来的家园。中国和日本的诗人都能够欣赏空寂无人的自然环境和宁静恬远的天地。从不起一点人为分别的潜意识态中体味与自然的和谐。人生不仅此时此地当下融化在自然中,纵向地看,人生的生存是一个流变的过程,用佛教的话来说叫做生住异灭,这种流动与变化意味着无可奈何、无法抵御的衰退和消亡。但从禅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值得悲哀的,只有顺应这种大化流行,个人的渺小才在无穷尽的永恒中得到了安顿。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过渡其间的,是一种淡淡的诗意的哀愁。《心敬僧都庭训》说:“常见飞花落叶,观草木之朝露,皆为心司此世之梦幻。”人的生命与花开叶落的自然节律和四时代谢、斗转星移的一切宇宙现象一样,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同生、一同死。
  古代知识分子在自然中抒发的伤时感物,最后的落脚点部不能不放到大自然中间去,因为人生的痛苦与不幸份量太重,在人自身或者社会都是荷担不起的。用日本思想史家家永三郎的话说,自然之所以能发挥解消人生痛苦的巨大力量,只是因为完全拥有自然美的绝大魅惑,与人生痛苦相比,持有绝对压倒的优势。这种绝对的魅力五条件地吸引着人们,令人们无从摆脱它,从而为这自然美所魅惑,更加妄执地追求它。这是一种奇妙的矛盾。因此追求在自然中的生活,“山村”的(中国人该称为“山居”的)生活与情调,也就成了中古社会日本文人的理想。这是受到自然的魅惑,也是受到中国封建文人的感染,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王维等超尘脱俗、返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和自然之美的情趣,是日本人也不能释怀的。“山村”思想可以称作是日本传统文化(自然观、中古以后的厌世思潮)与外来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禅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日本的俳谐诗歌艺术,从思想深处来看就是这种山村思想的反映,而芭蕉则是这种思想艺术化的一个高峰。
  “旅途罹病忽入梦,孤寂飘零荒野中”是芭蕉留下的绝笔名句。这位俳谐诗歌大师的大半生,是在大自然的跋涉中渡过的。孤独与寂寥总是如影随身地伴着他。“秋日暮分道无人,深秋邻人何孤寂”。荒野当中的旅人,萧瑟秋风中的身影,一笠一杖一囊,且想像一幅写意画,寥寥数笔,在一个巨大的空白画面上,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人形。寥廓和天地意味着无限对有限人生的压迫。一方面,诗人在飘泊中获取不尽的诗意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象征着人生的旅途上行进,玩味着把山景的哀愁和平淡的人生二者结合起来的感伤主义。在孤独寂寞中,反省着人生的意义。
  禅宗以朴素的无人的自然为美,追求自然的澹泊、清远。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追求那种古朴淡泊、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的诗与画的艺术中就化为了唐诗宋词,或元、明、清绘画(专项是写意画)中的清幽寒寂。王维等人的禅意诗画表现的就是这种物我两忘的萧索淡泊心境,以及从自然的山幽水寒、空寂寥落中,从暮色如烟,斜阳荒草中的无奈和宁静。日本的俳谐艺术除了日本民族的自然敏感和感性主义,也为中国禅诗的寂静所触动灵枢。处在日本中世晚期的芭蕉的诗歌艺术,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一是上继了平安时代以来的空寂幽玄情调;一是17世纪以后的闲寂风雅标准;再加上历史最为久远的“物哀”的文学情绪。前面两个文学特征又同汉诗中的禅寂相互举发推扬。在芭蕉的俳句艺术中,禅的美学熏陶归结为“闲寂”艺术境界。芭蕉说闲寂是“根干内而见于外者也”。“自古以来,具风雅之情者,担负书箱,足磨草鞋,头戴破笠,不避霜露,自宁心静志,洞见物情,故愉愉然”,“处身闲寂,隐于山林,心地陶陶然”。他还说“日月为百代之过客、行年之旅人。故浮生涯于扁舟,迎暮年于马上,羁旅度日。”只有这,才算深刻体会的人生哲学,达到了超尘脱俗,亲和自然,“松之事习之于松,竹之事习之于竹”(《三册子》)。这是一种诗意的禅悟,它要求自我,完全地消融在对象当中。这种闲寂的极致,我们熟知的“寂寞古池塘,青蛙跃入水中,泼刺一响”(《古池塘》)外,尚可举出“此径无人踪,晚秋暮霭浓”、“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等。铃木大拙称:“芭蕉的《古池》诗,跨越了‘没有时间的时间’的永久彼岸,那是古之又古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意识都难以估测;那是万物生存之处,是这个差别世界之渊源,而且其自身并未显示任何的差别。然而,理智地思考它时,却成为一种观念,成为在这差别世界之外,还具有一个存在,这又是理智的对象。惟有依据直觉才能真正地把握这个无意识界的无时间性”(《铃木大拙》,现代日本思想大系8)
  俳句的意境在于闲寂。闲寂为什么可能?这是因为置身自然当中的人,不能不有的自我否定,也就是佛教当中的去我执我慢。去掉了分别心,才能化入自然。此时的细微心灵感觉才可以捕捉诸如清风和幽香这样的自然物,才能在不自觉的沉思中意相驰骋,产生联想。才会有自然意象的升华,思考沉静闲寂之后的意义。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俳句:“菌蘑生,宛若白昼闪繁星” (虚子)、“春去何匆匆,怀抱琵琶犹沉重”(芜村)。通过自我消失,也就找回了真正的自我。自然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最终都会回到起点上。世法无常,转眼一切物相也便消失。“流年去不归,遮掩白发见双亲”(越人);“冬寒草枯凋,都会灯与梦同消”(露月)。但禅的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感叹人生无常,那也就太俗了。禅的生死观是超越的生死观。因为在它看来本来一切不生,自然一切不灭,因此有所禅悟的人应该清楚,在当下的安闲和不动心中,就已经体现了佛陀的菩提圣意,也就克服了短暂与无常,达到了永叵与涅槃。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一些微小的事物和联想来实现的。当代禅师铃木大拙曾举谢芜村的名句:“蝴蝶落吊钟,安然入梦乡”这一联来说明这种境悟:蝴蝶是弱小的生灵,她的寿命只有一个夏天,但是她是这样的愉快和自然,竞在那庄严古老的青铜大钟上适意地自足地睡着了。这种和谐,从物的一面看,只是一只蝴蝶和古老的大钟的反衬;而譬喻的深义,指向弱小与强大、短暂与永恒、世俗与宗教的恬然对接。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我们发现了日本俳谐艺术的和谐与超越:“柿叶飘零人径绝”(水原秋樱子); “无人探春来,镜中梅自开”(芭蕉); “寒夜闻人语,庵寺在林中”(河东碧悟桐);“时已到深更,水鸟屡发拍翅声”(高浜虚子); “美乎哉,纸窗破洞看银河” (小林一茶);“夏日海面,又见孤帆来”(高浜虚子)。
  俳句的经典形式应该是芭蕉确立的,这世上最短的诗,仅有十七个字。但这一短小的艺术形式,却可以包含大干世界的森罗万象。真正是佛教中说的“芥子纳于须弥”。铃木大拙曾说:“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就会默不作声,因为此时任何语言都是不适当的,或许连十七宇也过于多了。“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暗示的艺术形式就是譬喻,诗歌的意像本来就具有暗喻的功能。日本的俳句在禅宗重视意在言外的思想诱导启发下,成为一门伟大的艺术,它所歌咏的题材也许是不足道的,它所包含的意义却是无穷的。因之,我们说,俳句是禅悟的方式与手段,有如公案与棒喝,这也许没有什么不对吧?不信,你就请体味一下下面的俳句:“象泻蒙蒙雨,淋打合欢树上花,楚楚赛西施”,“朝颜 (牵牛)花,爬上井绳了呀,只好去邻家乞井水。”“河豚汤汁啊,不是也有鲷鱼吗?真不知好歹”;“雉声动人心,不禁怀念父母亲,时时忆慈恩”;“雨中合欢花,西施颦眉情更佳,象泻景堪夸”;“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