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4期   第61页

兴废交迭的北朝佛教

华方田

  白公元42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589年陈亡于隋,中国南方先后经历了宋(420—478)、齐(479—501)、梁(502—556)、陈(557—589)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五代政权,统称为北朝。北周大定元年(581)隋灭北周,隋开皇九年(589)隋灭南朝陈,结束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加之自然、历史、人文及其它诸方面的差异,使北朝佛教呈现出与南朝都市佛教不同的特点。在政教关系方面,由于北朝的君权较为集中,国家对佛教的控制更加强化,并形成了完备的僧官制度;在佛教理论方面,相对于南朝佛教而言,北朝佛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惮学尤盛;表现在宗教实践上,北朝佛教特重修寺造像,以期祈福积德,并造就了辉煌的石窟艺术。

  一、北朝帝王与北朝佛教

  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干公元386年建国,改国号为魏,后经连年征战,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 (439)攻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鲜卑拓跋部在统一北方及其以后的长时期内,在各个方面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北魏孝文帝干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实行-—系列改革措施,全面推行汉化。在政治上仿效魏晋以来盛行的族性门第制度,确立了自己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思想文化上推崇儒学,直接承袭了汉代包含阴阳图谶因素的儒学传统,对魏晋以来风靡一时的玄学不太感兴趣。作为从异域传来的佛教,在北朝统治者那里,也成为其推行汉化政策、祈福积德的工具。
  在北朝的五个朝代中,北魏存在的时间最长,佛教也以北魏为盛。北魏太祖道武帝在转战河北时期,就对佛教给予了特别的尊敬。定都平城之后,即批准在京城中建立佛寺。道武帝好黄老,览佛经,见了沙门都加敬礼,还曾致书僧朗,并赐以丝绸、银钵等礼物。皇始年间(396—397),任命赵郡(今河北赵县)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沙门统),令总摄僧徒。明元帝继续扶持佛教,在都城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也奉行支持佛教的政策。他招聘沙门前来讲学,于佛诞日举行佛像游行仪式等。公元426年太武帝攻陷长安,坞摩罗什僧团的一些僧人随之迁往平城。公元439年又征服凉州,昙无谶僧团的佛教活动也被纳入北魏的范围,对北魏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的僧人玄高、师贤、昙曜等,均来自凉州。后来因为怀疑沙门参与谋反,又听信司徒崔浩的谤佛言论,转而崇奉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废佛,焚毁寺院,诛杀沙门。但文成帝即位后,旋即复兴佛教。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的。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喜好庄、老,崇信佛教。曾在洛阳永宁寺度百余良家男女为僧尼,又到永宁寺听讲经,命朝臣与僧徒讨论佛义;尊徐州僧嵩弟子道登为师,听他讲《成实论》;为北天竺僧佛陀在少室山建少林寺,下诏允许高僧入殿讲论佛经。从孝文帝时开始,北魏的讲经。研究义理的风气逐渐兴盛。孝文帝还应昙曜的请求,今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今山东一带)的百姓与寺院,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这些人称为僧只户,其谷称为僧只栗,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将一些犯了重罪之人和官奴作为佛图户。以亢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滋生了不少流弊。宣武帝时大兴佛教,为来洛阳的外国僧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著名的译经僧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南多等,而以菩提流支为首席。著名的龙门石窟,即在这个时期开始营造。至孝明帝时,胡氏灵太后摄政,于熙平元年(516)建造洛阳永宁寺塔,九层,高四十余丈,极其壮丽。还派宋云,慧生等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由于北魏诸帝的奉佛,致使朝野风从,百姓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者日多;加上战事不断,百姓多以信佛出家逃避徭役,导致出家者很滥,兴建寺塔成风。据《魏书·释老志》和《洛阳伽蓝记》等的记载,至魏末,各地僧侣多达二百余万人,寺庙三万有余。北魏佛教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孝武帝(534—550)时,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高欢迂静帝至邺都,史称东魏。孝静帝敬重名僧昙鸾,称为神鸾。洛阳各寺院的僧尼也随之迁往邺都,邺都民众亦纷纷建造新寺。代东魏而起的北齐帝室,亦颇崇佛。北齐文宣帝曾请高僧法常入内廷讲《涅槃经》,并拜为国师。又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法上是慧光的弟子,善《十地》,《地持》、《楞伽》,《涅槃》诸经论,并有多种注疏。弟子净影寺慧远所著《大乘义章》,被认为是总结六朝义学的纲要性著作。当时,北印度沙门那连提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文宣帝出旧藏梵本佛经千余夹,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务心禅观,不理政事。西魏定部长安,文帝及丞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立大中兴寺,以道臻为魏国大同,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也崇信佛教。明帝曾兴建佛寺,大度僧尼。当时名僧罢延、道安詖称为玄门二杰。到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在位)时,由于他重儒术、信歼讳,加匕还俗僧人卫元嵩和道土张宾进言请求省寺减僧,自公元566年至577年之间,集群臣僧侣道士议佛道优劣先后,前后七次,后又下诏并废佛道二教。这就是北周武帝的废佛。宣政元年(578)周武帝去世,宣帝继位,次年传位于静帝,下敕允许官民信奉佛教。佛教在大丞相杨坚的主持下逐步得到恢复,并为后来隋代佛教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废佛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佛教徒称为“法难”),发动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统称“三武一宗”。而这四次“灭佛”的前两次,均发生在北朝。
  北魏太武帝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社会发喂的基础。对宗教的利用与控制,也成为实现其雄才大略的一种手段。由于受到亲近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影响,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而将佛教作为“夷狄主教”加以排斥,加之佛教的迅速发展、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也确实造成了与封建皇权在争夺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矛盾,种种因素累积在一起,最终促成了太武帝的灭佛行动。公元438年,经崔浩、寇谦之劝诱,太武帝下诏禁止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一律还俗以充兵役;公元440年,太武帝听从寇谦之的建议,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终于达到了劝导太武帝崇奉新天师道的目的。
  太平真君二年(441),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担任太子晃老师的高僧玄高和慧崇被处刑。太平真君五年(444)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盖吴叛乱,太武帝带兵讨伐,到达长安,发现有沙门在寺内私藏兵器,还在洞中藏匿妇女财物,太武帝怀疑沙门与盖吴联手,又被沙门秽行所激怒,遂采纳崔浩建议,下废佛诏书,毁寺院、诛沙门、焚烧经像。由于笃信佛教的太子晃故意延迟发布诏令,远近沙门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多得秘藏,但境内的土木寺塔破毁无遗。
  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死。十一年(450),崔浩因犯忌触怒太武帝,受五刑而死,亲族及僚属共一百二十余人被诛。公元452年,太武帝又被宗爱等人虐杀。高宗文成帝继位,随即发布复佛诏书。崔浩的惨死和太武帝的被虐杀,被僧俗两众视为因果报应的现证。于是全社会更狂热的复兴佛教。沙门统师贤,尤其后继师贤的昙曜成为复兴佛教的领袖人物。昙曜任沙门统三十余年,经三代皇帝,其间诸帝王关系密切。他策划建立了僧祇户与佛图户制度,又修凿云冈石窟,编译《付法藏因缘传》,为北魏佛教的全盛奠定了基础。
  北周武帝废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以讨伐北齐,统一北方。于是,遂实行“求兵干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废佛措施。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疏武帝建议限制佛教,道土张宾进言附和。武帝集众论议佛道优劣,前后共七次,意欲以此废斥佛教,终未能定夺。其间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  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暂止。建德二年(573年)武帝宣布儒,释、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又集群臣,命道土张宾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不能屈。遂下令并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大臣,寺观塔庙分与王公,当时僧、道还俗者有两百余万人。又立通道观,选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担任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经义。建德六年(577年),武帝攻占北齐,又集齐境内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佛之议,众皆默然,只有净影慧远一人据理力争。武帝下令废除齐境内的佛教,所辖八州寺庙四万余所,改为宅第,僧徒近三百万人,尽令还俗,焚毁经像,没收财物。第二年武帝死,宣帝继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至静帝时(579—581),杨坚作为大丞相,总揽朝政,开始了弘法度僧、复兴佛教的事业。同年六月,“复行佛道,旧沙门、道土精诚自守者,简令人道” 。又亲允法藏剃落出家。赐法服一具,令法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 。至此佛教得以正式恢复。

  三、北朝的僧官制度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僧尼数量急剧增多,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已经成为统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僧官制度随之而生。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僧官制度人体上有北朝的沙门统(或称道人统、僧统、昭玄统)和南朝的僧正(或称僧主)两大系统,就完善程度和管理效果而言,北朝的僧官制度优干南朝。史书中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立僧官,后秦主姚兴曾任命鸠摩罗什弟子僧▲为僧正,僧迁为阅众,法钦、慧斌掌僧录,这通常被看作是中土僧官制度的肇始。实际上,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后泰设置僧官的时间应为弘始三年(401),比北魏道武帝任命法果为道人统的时间稍晚。后来南朝大体上沿用了后秦的僧官名称(僧主、僧正),而北朝则通行北魏的僧官体制(道人统、沙门统)。
  太武帝灭佛后,文成帝复兴佛教,以师贤为道人统,设监福曹为中央僧官机构。监福曹首脑名道人统,次官名都维纳;地方各州设僧曹,首脑称沙门曹,中央沙门统称沙门都统。师贤逝后,昙曜继任沙门统,改监福曹为昭玄寺,沙门统亦称昭玄沙门统、昭玄大统等。后来担任过沙门统的名僧还有僧显、惠深等人。东魏、西魏时的沙门统又称国都、国统等名。文成帝、孝文帝时还在各寺设置了上座、寺主、维那等僧官。上座为寺内受戒时间长、德高学博的长老,寺主即事务长,维那和悦众共同管理僧众杂事。北朝相对完善的僧官制度的建立,既表明了国家对佛教的重视和利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皇权对佛教发展的监督和控制。

  四、菩提流支与佛经翻译

  北魏初期由于连年征战、太武帝灭佛,以及统治者厚重少文的传统,佛教经典的翻译相对较少。据《开元录》的记载,魏自初部恒安(平城),南迁洛阳,再迁邺,在155年中,有译者12人,所译佛籍83部, 274卷。这个数字在中国译经史中是很低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公元508至 543年即宣武帝至迁都洛阳后的35年间,译者主要是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经集团。
  文成帝和平三年(462),昙曜与西域沙门吉迦夜在乎城合译了后来被认为是疑伪经的《付法藏因缘传》。昙曜还译有《大吉义神咒经》、《杂宝藏经》和《方便心论》等。北魏迁都洛阳后,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外国沙门相继来华,形成了北魏时期的译经高潮。南北朝的佛经翻译,“译经元匠”当之无愧的是菩提流支。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永平初年(508)到洛阳,已开始译经,通过昙谟最而为魏帝所重。永宁寺建成后,即住于此。后随迁至邺都,继续从事翻译,直至天平二年(535),其来华近三十年,先后译《佛名经》、《入楞伽经》、《法集经》、《深密解脱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大乘宝积经论》、《法华经论》、《破外道小乘涅槃论》等30部经论,101卷。其系统介绍了无著、世亲所创立的大乘瑜伽行派学说。此中,后来影响佛学发展较巨者有《入楞伽经》、《十地经论》、《金刚经论》、《无量寿经论》(通称《往生论》)等。

  五、北朝诸家师说

  流行于北朝的佛教学派,最有代表性的是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同时,由南朝传人的毗昙、成实、摄论以及涅槃等诸家师说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地论师,以传习世亲《十地经论》为主的佛教学派,其学者称地论师。《十地经论》是印度大乘瑜伽学派的重要典籍,此论对于瑜伽行派的修持解脱理论有特别意义。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至四年(5 0 8— 511),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合作译出《十地经论》,共12卷。其学说主张三空义,即人法我空,因缘法体空,真如佛性空;立八识而以第八识为第一义谛,即常住不变清净心、真如。此真如为无始虚妄习气熏染,缘起生一切法。能变现之识唯此第八真识。由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毕竟成佛。由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所习并不相同,对论中的阿赖耶识和佛性见解不一,导致相州北道派与相州南道派分立。南道派系传自勒那摩提,以其弟子慧光为主。慧光门下高材众多,知名的有法上、道凭、昙遵、僧范、慧顺、灵询、僧达、道慎、昙衍诸人,其中以法上为上首。法上曾任北魏、北齐僧统数十载,权势显赫,著有《十地论义疏》等,故令相州南道派学说大张,门徒甚众。法上的弟子中,以净影寺慧远最为著名。其地论师说,料简各家,并集一时佛学大成,在教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北道派传自菩提流支,以其弟子道宠为主。道宠传儒果、诞礼、僧休、志念等。北道派人才不及南道派多,学说传播上亦远不如南道之盛。入唐以后,贤首建宗,华严之说大张,《十地经论》原为《华严》大经之一品,地论精义已悉为贤首宗资取,地论师南道派终于断绝。
  南北二道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佛性是“现常”(本有)还是“当常” (始起)的主张和“四宗”、“五宗”的判教说,以及对阿梨耶识性质的认识。南道主张有八识,阿梨耶识是净识;北道主张有真妄和合的九识说,第八识为妄识,第九识为真识、净识。在判教上,南北二道亦各异见。
  四论师,研究和弘扬《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佛教学派,其学者称四论师。此派将《大智度论》和“三论”并重。著名学者有北齐的道场(一作道长)、志念,东魏的昙鸾,北周的静蔼、道判、道安等人。
  四分律师,研究和弘扬《四分律》的佛教学派,其学者称四分律师。《四分律》于公元411年至442年间在竺佛念的协助下由佛陀耶舍在长安译出,它是上座部系统法藏部所传的戒律。中国本来盛行《十诵律》,但因为《四分律》内容完整,又容易理解,所以从北魏孝文帝时逐步兴起对《四分律》的研究,当时南朝盛行《十诵律》。孝文帝时法聪、道复等是弘扬《四分律》的先驱。四分律法由勒那摩提于6世纪初在洛阳传慧光,慧光撰《四分律疏》宣讲四分律义,使四分律大盛于中土。
  成实师,以讲论、传习、弘扬《成实论》为主的佛教学派,研习《成实论》的学者称成实师。该派弘传诃梨跋摩著、鸠摩罗什译的《成实论》。它以接近大乘的教义批判各部派,特别是批判说一切有部。坞摩罗什门下习《成实论》者有僧导,僧嵩,昙影、僧睿等。其中,僧嵩住彭城(今徐州),僧导居寿春,两人在南北朝时建立了成实学派的两大系统——彭城系和寿春系。
  涅槃师,以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简称《涅槃经》)为主的佛教学派,其学者称涅槃师。南朝涅槃师有顿悟与渐悟两大系。在北方,慧嵩、道朗曾列席过昙无谶的译场,道朗作《涅槃义疏》等,提出以“非真非俗巾道”为佛性说,成为北方最早的涅槃师。北魏昙准听说南齐僧宗善《涅槃》前往听讲,深知涅槃学南北不同,于是另行研究讲说,其说盛行于北方。
  摄论师,以传习《摄大乘论》 (简称《摄论》)为主的佛教学派,其学者称摄论师。《摄大乘论》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无著造沦,世亲作释。此论在北魏时便有佛陀扇多初译,但真正流行则在真谛于广州译出本论及世亲的论释之后。真谛弟子中弘传摄论之学的有慧恺、智敷、道尼、法泰、曹毗、僧宗、慧旷等。地论相州南道的昙迂一系,在北周灭佛之后南来,也习真谛摄论义。后来昙迁在彭城开讲《摄大乘沦》,声名远播。在北土发展了纯正的摄论学说,影响很大。
  总之,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各家师说中以地论师对后来的佛学发展影响最大。

  六、民间佛教信仰的盛行

  中国佛教在西晋之前,其影响所及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寺院大多分布在交通线上的都市中,佛经翻译也是在城市寺院中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佛教被学者们称为“初步流传阶段”。东晋十六国以后,在南方,玄风南移,佛玄激荡,风靡一时,影响波及朝野;在北方,由于游方僧侣的弘法宣化,架起了佛教通往民间的桥梁,佛教徒又充分利用法术等手段宣扬佛法的神奇与灵验,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固有的观念结合起来,使北朝佛教浸透干广大民众之中。加之北朝各代战乱不息、赋税徭役繁重,也成为民众信奉佛教的社会根源。北朝民间佛教信仰的盛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佛菩萨崇拜

  北朝民间佛教信仰的盛行,首先表现在民众的崇奉对象上。总体说来,主要崇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 (菩萨),观世音菩萨、无量寿佛,卢舍那佛等。其中,观音菩萨信仰的流行很有代表性。魏晋以来,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被大量译出,如竺法护译《光世音菩萨普门品》,鸠摩罗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合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昙无谶译《观世音菩萨授汜经》等。这些观音经典的译传,导致了观音菩萨信仰的流行。加上后来东晋竺难提所译属于密咒的《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北周耶舍崛多译《十—面观世音神咒经》以及中国僧人撰述的《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等疑经的出现,使观音信仰的传播更为广泛。

  2、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主要有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的传译。最早将弥勒经典传人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扩。他干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译出《弥尔勒下生经》(亦名《弥勒当来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一卷,同时,还译有《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五世纪初叶,坞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泽出《弥勒成佛经》一卷,还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南朝宋初,又有北凉沮渠京声所译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行世。其中,《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上生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这些弥勒经典的传译,无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东晋以来,倡导往生弥勒兜率净土信仰的著名人土,有东晋名僧道安及其弟子昙戒等八人,有五世纪著名的西行求法者法显,有北魏北齐的沙门统法上、北齐昙衍,还有天台二祖南岳慧思等。
  与此同时,以弥勒为题材的造像甚为普遍。造像是佛教信仰方式的一种,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弥勒造像十分普遍,敦煌、云冈、龙门等地均有数量众多的弥勒造像。表现在形态上,既有交脚弥勒像(弥勒菩萨像),又有类似释迦牟尼佛像的弥勒佛像(弥勒下生成佛像)。大致说来,北魏时的佛教造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远远超过阿弥陀和观世音,而观世音造像则在北魏分裂后急剧增加。由是可知,南北朝时北方的民间佛教,仍以本师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弥勒佛(或菩萨)则成为仅次子释迦牟尼而先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民间崇拜对象。
  弥陀信仰始白东晋庐山慧远,北朝时期,倡导和弘扬弥陀信仰的重要人物是昙鸾。昙鸾(约476— 542),据传因见五台山灵迹而发心出家,学习《中论》、《百论》等四论。后来遇菩提流支,授以《观无量寿佛经》,从而转向弥陀净上信仰。晚年住汾州玄中寺,进行净土教的研究和实践。昙鸾从《观无量寿佛经》的念佛观转变过来,最初确立了称名念佛法门,开后世重视称名念佛的风气,他的著作《往生论注》、《赞阿弥陀愒》等奠定了净土教的基础,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之一。

  3、义邑的形成与流行

  义邑是北魏初年起盛行干北方的为共同造像而结成的以一族或一村为主体的民间佛教组织,以后逐渐兼及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事务。由在家信徒和僧侣组成,而以在家信徒为主。义邑的首脑称为义邑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处理义邑事务的称为邑维那;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有教养的僧人担任邑师,巡回各义邑进行传教;还有管理各种事务的职位。可以说分工细致、组织严密。当时民间所诵习的佛经,是《提谓波利经》,劝持五戒。义邑每月举行斋会两次,以正律为标准,相互督察。从现存的一些佛经碑铭来看,当时北朝的义邑有的规模很大,达五百余人。另外,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叫做法社的佛教组织,性质与义邑略通,但其成员多为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和上层僧尼,主要流行于南方。

  七、辉煌的石窟艺术

  北朝的佛教信仰盛行朝野,造像供养蔚为风气,并由此造就了灿烂辉煌的石窟艺术。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可以视为北朝石窟艺术的代表作。云冈石窟始凿于文成帝和平初年(约460年),经献文帝、孝武帝时继续开凿,至天和十八年 (494)由平城迁都洛阳时止,历时三十五年。云冈石窟的开凿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昙曜五窟。《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白帝,干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子一世。”昙曜为北魏五代帝王雕刻了五座释迦立像,置于现在云冈石窟的十六至二十洞,这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思想的形象化。这五尊佛像,姿态雄伟、宽肩粗颈.袒露右肩,脸形丰满,长而锐利的眼睛、端正的鼻梁和鼻翼、宽厚的口唇、巨大的耳朵,面露微笑,其衣纹及造型感觉,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迈、雄奇键武的特点,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西域和印度佛教石窟艺术的风格。第二阶段即文成帝之后至孝武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的石窟。这一时期多呈现汉地艺术风格,佛像改换为褒衣博带的服饰,建筑和壁画布局也多呈中国传统形式,整个石窟艺术风格由粗扩趋干细腻。这是孝武帝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在佛像艺术中的表现。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其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各种新形式,成为当时北方石窟的典型模式。
  龙门石窟的开凿历经北魏、隋、唐、五代及北宋诸朝,其中北魏洞窟约占三分之一。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民间信徒开始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宣武帝干景明初年(500)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云冈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后营造石窟两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其规模的雄伟,技巧的精致,堪与云冈石窟媲美。龙门石窟在艺术手法上虽与云冈石窟相衔接,但变北方游牧民族粗扩豪迈之气为宽袍大袖的俊逸之凤,与六朝清雅玄远的名士名流趋同,代表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形成,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北魏时期开凿的著名石窟还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河南巩县石窟。北魏之后的北齐,也大量开凿石窟,其中著名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此外,北朝的佛寺建筑也极一时之盛,尤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美妙绝伦,巧夺天工。在佛画方面,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乞德、王由,及被誉为“曹衣出水”的北齐画家曹仲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