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1期   第52页

一个几乎混同于佛教的古代基督教派

  

  景教是来自波斯及大秦的基督教一支,依其创始人Nestorius的名称也叫聂斯托利亚教。聂斯托利亚生活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约451年),他做过君土坦丁堡的大主教,得到东罗马皇帝Theodosius II的支持。该派起初认为马利亚称不上是Theotokos(神之母亲),因为基督的神性并不能来自马利亚。这一立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宣布基督有人的或神的所谓圣凡二重性。公元431年的基督教世界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主张人神二重性的观点被宣布成为异端。聂斯托利亚也就遭受到斥责与放逐。但其理论追随者仍然主要在西亚一带传播其教义。
  除了上述的教义,其主张还有一些特殊的:信徒们反对偶像崇拜,不过仍然崇祀十字架。其次,不承认罗马教派所宣扬的死后涤罪说,但又保留了祖先崇拜的遗俗。第三,它反对化体说。第四,食素忌肉腥。第五,其教会领袖由会众推举。有一点需要说明,以上的特点对于我们中国人说来,是近一二百年来才清楚知道的。直到很晚的时间,古代的聂斯托利亚派是被当成佛教派别的,至多也就只是西域传来的宗教而已。从20世纪初发现的景教经典看,景教从传入中国起就有意向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靠拢,在教义表述上又多袭借佛典,结果弄得自身失去鲜明特色。试看一下其《一神论》,真的不容易看出是在论述基督教的独一神性。我们想,除了在教会的知识阶层中,不要说社会上的民众,就是一般景教信徒,恐怕都弄不清它同佛教有多远的距离。这一点同景教传人二百年后,一直没有较大发展是分不开的。
  景教是基督教的这个派别在唐代的自我称呼,如前所说,一开始它发生并流行于西亚,其信徒由西亚的两河流域入波斯,往北经阿富汗人中亚河间地方,也就是中国古时所称的昭武九姓之地,再东向传播,于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
  景教传人中国不久,唐太宗就下诏,为景教僧人在长安建了座波斯寺。景教在中国传播得相当迅速,唐高宗时,于各州各置景寺,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一时兴盛。德宗时,景教徒在长安召开大会,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文有汉文及叙利亚文字,记录了景教在中土流传的情况及当时情景。我们只能说,当时景教教会内部也许对于自身的特性是知道的,但为了争取信徒,从它留下的文字表述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景教经文来判断,它似乎有意无意地混淆同佛教的界限,至少在局外人看来(唐时的景教徒主要是西方来的商人,而不太像有本地的汉人人教),它可能就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固然对于它的传播有一定好处,它可以借势流播,因风而炽。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至宣宗以后,因为没有特色,它也就几乎湮没无闻了。等到了公元845年,唐武宗打击佛教时,一时天下毁佛寺4600余座,皇帝勒令“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景教也随佛教受了牵连,势力进一步衰微。我们猜测有的景教商人回到了河间一带,留下来的多半也就放弃了这一“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不太困难的事。因为它在外形上本来就同佛教没有大的区别以后一二百年间,葱岭以西,尤其今天乌孜别克斯坦一带,竟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
  但在中国内地,对这样一个古老的宗教,从此渐渐湮没无人得知,五六百年之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见天日时,人们才知道景教这个名称,但此时也还没有把它同当时已经知道了的西方基督教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古人的记载并未明白地说明过基督教的特征与性质,例如《洛阳珈兰记》卷四上说到“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到是说了来自地中海边的罗马帝国。但并没有说它同佛教有任何区别,至多只是“外国沙门”而已。从考古材料显示,高昌古城出土有叙利亚文、粟特文、中世纪波斯文和突厥文的景教福音书和教义写本。这显示出古代的西域,特别是高昌地区,的确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十三四世纪时来华的马可波罗说,叶尔羌、喀什、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田、库车、巴里坤等地都有信仰景教的。据悉,公元1180年,总主教厄里扎三世曾任命约翰为喀什噶尔的主教。元代,蒙古的乃蛮部和克列部大多数信仰景教。不过彼时西域盛行的景教,在形式上已经有了改变。据传教土卢泊鲁克在“游记”中说他经过西域时,见到当地的景教徒已不用耶稣基督像和十字架,而持另外一种黑色的小十字架。这一广大地区留存下来的景教也许还有过短暂的兴盛,直到伊斯兰教传人以后它才迅速消失了。
  在我们中国内地,重新想起古代有个景教,还是1625年的事。这一年,西安城西南面的周至县,终南山麓发现了唐代的大秦寺所在地,在土中掘出了埋藏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此碑已经在土中埋了842年。这块景教碑高236公分、宽86公分、厚25公分。今天我们看见的这块碑上正文有1695字,上下款67字,侧面有人名、职名76个。汉文和叙利亚文并列。碑文上端饰有莲花云纹。莲台上安放着十字架。这里也显示出佛教的影响。碑身现在墨色,这是景教碑自发现以来多次被复制拓片造成的。碑文记述说,景教于唐贞观9年(635)由叙利亚教士阿罗本自波斯传来西安。其时,唐太宗派还派大员远至郊外“宾迎入内”,皇帝又令阿罗本住宫中译经,在内廷布道。这当然是唐朝的宽弘的宗教政策,但也与唐朝皇帝并不认为它同已经传来的佛教有根本的区别。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景教多半只是佛教的一支而已。皇帝还下诏,在京畿造大秦寺安置外来僧人,又于诸州各置景寺,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我们猜想州府所在地的景教寺中多半安置的也就只是佛教僧人了。无论如何,景教在唐朝得到了发展,景教碑自;称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颇为盛隆。除了这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景教碑,新的景教资料的发现又是差不多三百年后的事了。1907年甘肃敦煌石窟的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也有景教的经典,经学者考证,其教义有:从上帝的无始无终,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讲到魔鬼引诱始祖犯罪,讲到耶稣降生,传道垂教;又讲到门徒宣传耶稣教训,成立教会等等。这一发现,加上人们已经有了对基督教的基本认识,所以才明确判断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
  为什么当初传来中国的僧人要自命为“景教”呢?学者们说,这是因为“景者,大也,光明也。”它宣扬的是炽盛光明的教义。据教会历史记载:叙利亚人聂斯托利亚是罗马帝国的君土坦丁堡大主教。而反对他主张的基督“神人两性论”的是埃及亚力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尔,后者主张基督一性论。两种主张形成了两个派别,又分别得到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但聂斯托利亚最终在教会内没有站住脚,公元431、449年的两次以弗所会议都申明了对他的谴责。聂氏本人被开除教门,在流放中死去。其追随者东迁到了在波斯。
  我们今天所知的主要历史依据是聂斯托利亚本人所写的一部书,叫做《大马士革的赫拉克利特的论文》。它充分地表露了以叙利亚为中心东方教会与以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教会的神学理论分歧。聂斯托利亚受到摈斥,其实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实际存在着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的明争暗斗。主持公元449年的以弗所教会公会议的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二世。他一开始倾向于赞同叙利亚教会的意见,也就是支持基督二性论的观点。但复杂的政治形势迫使他权衡利害,最终他放弃了对聂斯托利亚的支持。这次会议召开的头两天,以聂斯脱利为首的安提阿代表团尚未到达,亚历山大来的西里尔主教抢先控制了会场,匆匆表决对聂氏定罪和将其开除教会。等到叙利亚方面的安提阿代表团到达时,也召开了会议谴责对方,同样也将对方开除教籍。狄奥多二世先是不知所措,将两派都拘禁起来,最终由于要与西罗马皇帝妥协而认可了对聂斯托利亚的声讨和处理。罗马教会的教宗对此是不满意的,他甚至称此次会议为“强盗会议”。但无论如何,聂斯托利亚这一派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直到1500年以后,即公元1994年11月11日,今天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叙利亚东方教会的大主教才在罗马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公开声明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托利亚派的谴责和处理是误解和不公正的,算是给该派评反昭雪。这是后话,已经同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