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1期   第25页

隋文帝与隋代佛教的复兴

华方田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王朝仅仅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隋代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这一切,当然与隋代的开国之君隋文帝密切相关。
  为什么隋文帝如此崇信佛教?

  隋文帝杨坚所以全面复兴佛教,既出于个人信仰,又有社会历史原因。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转引自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并大力复兴佛教,这其中固然有个人信仰、弘护佛法的因素,也有借此证明隋王朝的建立乃合乎天意的因素。
  隋文帝提倡佛教,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南北朝以来,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北周武帝(561—57g在位)于公元574年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以寺院充宅第,没收寺院财产,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僧尼被迫还俗。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使齐境的佛教毁灭殆尽。南朝经侯景之乱,僧徒被杀,寺塔造毁,建康佛教也因此衰落了。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毁于战火,又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这种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佛教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广大信徒的不满,相反,它又往往会引发信教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势下,隋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招唤流民归土耕垦,对于隋王朝赢得民心、巩固统治都是非常有利的。


   


  文帝复兴佛教采取了哪些措施?

  早在北周末年,杨坚身为大丞相,已开始了推动佛教复兴的准备工作。建德七年(578)六月,武帝驾崩,宣帝即位,改元宣政。第二年正月,改元大成。大成元年(579)二月,宣帝传位静帝,自称天元皇帝,改元大象。大象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诏曰:“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从旧沙门中挑选“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并在京师及洛阳各立佛寺一所(《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又见《广弘明集》卷十)。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崩,时年静帝年仅八岁,杨坚作为大丞相,总揽朝政,开始了弘法度僧、复兴佛教的事业。同年六月,“复行佛道,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人道”(《周书》卷八静帝纪)。又亲允法藏剃落出家,赐法服一具,令法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续高僧传》卷十九《法藏传》)。可以说,北周末宣、静二帝的复行佛法,特别是静帝时佛教的全面恢复,与杨坚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宣、静二帝之复教,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中华书局,1983,393页)
  及至隋文帝接受北周静帝禅让而建立隋朝以后,利用其一国之君的特殊地位,更是大力护持佛法,弘扬佛教。隋朝建立之初,文帝便开始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地复兴佛教的措施。
  开皇元年(581),沙门昙延“初闻政改”,“奏请度僧”,文帝准奏,敕度僧一千余人(《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又《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正藏》卷49,359页中),这或许可以称为隋代佛教复兴的先声。同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下诏令于每年太祖武元皇帝国忌日,“废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八月,下诏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为“死事之臣,追为建福”(《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7页中一108页上)。他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这样,“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第四“佛经”条)。
  开皇初年,文帝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开皇元年,文帝以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续高僧传·僧猛传》。《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见《大正藏》卷49,359页下),敕授(净影)慧远为洛州沙门都,以加强对佛教事物的管理。这样,在隋建国的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开皇三年(583)为了体现佛教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附近百姓不许杀生。《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载:“开皇三年降敕旨云: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恶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大正藏》卷49,108页上)开皇四年,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如有见存,并可付随近寺观安置,不得转有损伤。于时木石之像,皆将别用。有司亦存意知则移安,公寺私家,遣迎供养。”(《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8页上)开皇九年(589)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的佛教政策可以推广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皇十一年(591)又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8页上),明确表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但由于北周毁佛,“致使愚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指文帝自己)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决心振兴佛教,使废像遗经“重显尊容,再崇神化”。并“敬施—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又敬施绢十二万匹,王公已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钱百万”(《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第108页中)。到了晚年,文帝的佛教信仰愈加坚固,甚至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刑律之中。《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载:“帝以年龄晚暮,尤崇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600),诏沙门道土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

  隋文帝兴佛有哪些业绩呢?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传播,他的兴佛业绩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重建僧宝。周武毁佛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僧尼还俗,要振兴佛教,首先就必须允许人们出家,重建僧宝。因此,隋建国初文帝先是准昙延所请,敕度僧千余人,又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开皇十年(590),南北统一,又在全国范围内大举度僧。《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载“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2页中)同书卷十八《昙迁传》载:“(文帝)因下敕日: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千万人。”(同前引书,252页下)
  其二为建寺、立塔、造像、写经。建寺造像等是北方佛教的传统,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开皇初年,文帝即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又在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四地建造佛寺,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在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为战死者追福。在造像写经方面,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缮写新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
  大兴善寺的创立和舍利塔的建造是文帝在位期间的突出事件。隋开皇二年(582)六月诏令建造新都大兴城,并建造了大兴园、大兴门、大兴善寺等,还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三宝慈化,自是大兴”。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也是隋朝初期的佛教中心所在。寺中集中了(净影)慧远、僧猛、昙延、昙迁、灵裕等国内高僧,及毗尼多流支(灭喜)、达摩般若(法智)、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等外国名僧,达六十位之多,其中仅文帝时入住该寺的就有五十三位。而且,大兴善寺的住僧中有许多人担任隋朝的僧官,如僧猛为隋国大统,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那连提耶舍为外国僧主,肩负着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重任。到炀帝时,大兴善寺由于失去了特殊地位,便辉煌不再了。
  仁寿年间(601—604)是文帝执政的后期,隋代佛教也由于他的大力支持而发展迅速,其间,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之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文帝在即位前,曾有天竺沙门赠给他佛舍利一包,后经常显现神异。仁寿元年(601)六月,在他六十岁生日之即,敕令全国三十州同时立塔,派童真、昙迁等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前往安置。仁寿二年(602)佛诞日,又在全国五十一(或称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仁寿四年(604)佛诞日,又敕令在三十州增建灵塔,请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供养。这样,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共在各地建塔一百一十余座。为建造舍利塔,文帝下诏全国,任人布施,地方官吏停常务七日,长安的立塔仪式甚至由文帝亲自主持。舍利塔的建造,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崇佛热潮,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三,文帝提倡义学,重视传教。他延请全国高僧至京城长安,令其住大兴善等寺。当时的长安是全国佛教的中心。各地名僧来集,于此讲经弘法,相互交流,使由于长期分裂而导致的南北学风的差异得以转化,佛教思想在相互吸收、融通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和成熟。
  开皇十二年(592)文帝敕设五众和二十五众,这是隋代佛教的两个特殊组织。五众包括涅架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和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众主皆由德才兼备的高僧担任,如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讲律众主洪遵,十地众主慧迁等。设立五众制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传授佛教经论义理,因此,每一众的众主都有义务对自己的众“晓夜教习”。
  二十五众是一个由国家供给的高级传教组织,该组织由二十五名“三学业长”者组成,主要负责全国的传教工作。据载,三国论师大兴善寺住僧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亦为二十五众主(参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那么,从总体上看,隋代佛教都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呢?
  隋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南北风格融合、佛教义学发达、中国化佛教宗派创立、佛经翻译与经录编纂、民间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的传播。
  先说南北佛教风格的融合。由于东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南北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就整体风格而言,南方佛教偏重于义理的探究和玄谈,北方佛教则更注重建寺造像、广种福田及实际的禅修。在经论的研习方面,南方较重视涅槃、摄论、般若性空及四论之学,北方则盛行地论、毗昙等。随着隋代政治上的南北统一,打破了原来政治、地域等的隔阂,南北佛教思想有了交光互摄的机会,南北互异的佛教偏尚逐渐得以转化,代之而起的是各学派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并在统一与综合的基础上,走向独立、成熟与创新。
  隋代佛教的这种南北融合的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前所述,文、炀二帝在长安、洛阳建立了全国的佛教中心,敕召南北各地的名僧入住长安大兴善寺、日严寺及洛阳慧日内道场等京城大寺,全国各地的佛教名流聚集在一起,著书立说,教授徒众,相互论辩,交流心得,昔日不同的学风得以汇合,南北各自盛行的学说得以交流。
  以吉藏为代表的摄山三论学,本来盛行于南方,以金陵、会稽嘉祥寺为重镇,随着吉藏、智炬等三论名家应召入住长安日严寺,三论学也传到了长安。吉藏在长安最终完成了其佛教思想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疏》《百论疏》和《十二门论疏》,盛弘三论教义,并与同住长安的高僧如成实大家智脱、三国论师僧粲等多次论辩,使长安成为三论学的又一中心。原本盛行于北方的禅定之学,也由于天台智者的弘扬,而在南方形成了主张“止观双运”的天台宗。
  南方的义学和清谈之风传人北方,盛行于长安和洛阳,同时,北方的造塔建寺之风也由于隋文帝的倡导而遍及全国。仁寿年间,文帝曾先后三次下诏,在全国一百多州敕建舍利塔百余十座。文帝还在各地建造寺院3792所,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106,580躯,修治故像l,588,940余躯,造塔建寺之风遍行全国。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佛教义学自然发达起来。隋代流行的佛教经论和学说,据蓝吉富先生的《隋代佛教史述论》,他统计《续高僧传》所载137名隋代僧人弘阐的经论,《涅槃经》为弘阐最广的佛书(弘扬者55家),其他依次是《摄大乘论》(31家)、《大智度论》(24家)、《十地经论》(23家)、般若系经典(19家)、三论(18家)等。
  在上述55家开阐涅槃的名僧中,有灵璨、慧畅、净业、善胄、辩相、慧迁等十二家,皆出自净影慧远门下。另有慧海、童真、法常、道洪等七家,系昙延门人。文帝时五众中的三位涅檗众主——童真、法总、善胄,也有两位出自此二入门下。可见,涅槃学是隋代佛教的显学,慧远和昙延是隋代涅槃学的当然领袖,而长安则是涅槃学的中心。
  隋代弘传摄论的名僧有法侃、靖嵩、慧旷、昙迁等人,传法基地主要在彭城和长安。般若性空之学在入隋之后也传到北方,是隋代佛教的主要思潮之一。其代表人物首推嘉祥吉藏,还有慧哲、智炬等人。据《隋代佛教史述论》统计,隋代开讲般若的名僧有十九家,弘传三论的有十八家,弘传大论的有二十四家,总共达六十余家之多,其总数超过了弘传涅槃的人数。另外,隋代较为流行的佛教义学还有地论学、律学及小乘毗昙学等(参见该书第4章第1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隋代的佛经翻译与经录编纂活动。隋代佛经翻译是佛教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文帝开皇二年(582)至炀帝大业三年(607),隋代在京城大兴城共建立了五座译场,即昙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闰那崛多译场和达摩笈多译场。大业七年,炀帝将达摩笈多译场迁至洛阳上林园翻经馆。昙法智译场和毗尼多流支译场活动时间短,译出经卷亦少。
  昙法智全名瞿昙法智,祖籍中印度波罗奈城,父般若流支,北魏时来华,译《正法念处经》等。昙法智继承父业,北齐时任昭玄都,北周改任俗职。入隋,隋文帝敕召入京,使掌翻译。昙法智译场是隋代第一座国立译场,于开皇二年三月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
  毗尼多流支(?一5947)意译“灭喜”,北印度乌苌国人。开皇二年二月至七月,在大兴善寺译场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2部2卷。
  那连提黎耶舍(490—589),北印度乌场国人。原在北齐译经,译出《大集月藏经》等7部51卷,历任北齐昭玄都、昭玄统。北周灭齐,着俗装出逃。开皇二年应文帝之请,入住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至五年,共译出《百佛名经》、《大庄严法门经》、《大方等大集日藏经》等8部23卷。
  阇那崛多(527—604),北印度犍陀罗人。原在北周译经,周武灭佛,被迫回国,中途滞留突厥。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之请,邀请阇那崛多入京主持译事。据《开元释教录》载,闰那崛多译场共译出经本39部192卷(据《开元释教录》卷七,另《历代三宝纪》卷十二为31部165卷,《大唐内典录》卷五为37部176卷)。主要有《佛本行集经》60卷、《大方等大集贤护经》5卷、《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大威德陀罗尼经》20卷、《大法炬陀罗尼经》20卷等。闰那崛多是隋代最杰出的译经师之一,他所主持的译场也是隋代最重要的译场,此译场所出的汉译经典占隋代译经总数的半数以上。
  达摩笈多(?一619),南印度人。开皇十年(590)受文帝之请至长安,入闰那崛多译场译经。大业年间又于洛阳上林园翻经馆主持译事。共译出经论9部46卷。主要有《大方等大集菩萨念佛三昧经》10卷、《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摄大乘论释论》10卷、《金刚般若论》2卷、《菩捉资粮论》6卷等。
  隋代的中土译师当中,最杰出的是彦琮。彦琮(557—610)俗姓李,赵郡柏(今河北隆尧)人。“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而聪敏,才藻清新”(《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7页上),开皇十二年(592)奉召入京,进入大兴善寺闰那崛多译场。彦琮通晓梵文,在闰那崛多译场任复勘一职,即将汉译稿与梵文原本勘对校正,又任达摩笈多译场笔受。隋代诸译师所译出之经,多数由彦琮作序。仁寿年间,奉召将《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传向西方,这是中土译经史上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的最早记录。此外,他还著有《辩正论》1卷、《达摩笈多传》4卷、《大隋西国传》、《福田论》1卷、《通报论》1卷、《众经法式》10卷等,并合编《众经目录》5卷。(参见王亚荣《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载《中国佛学》第二卷一期,1999年4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汉译佛经的数量已非常大了,仅南北朝170年中,就译出佛典750部,1750卷。入隋以后,又有许多新译经典。因此,经录的编纂势在必行。隋代编纂的经录,留传下来的有三种:即法经的《众经目录》、《历代三宝纪》和彦琮的《众经目录》。法经的《众经目录》7卷,又称《法经录》,编成于开皇十四年,收录中西大小乘典籍总计约2,254部,5310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15卷,又称《开皇三宝录》。
  彦琮的《众经目录》5卷,又名《彦琮录》或《仁寿录》。系仁寿二年彦琮与其他翻经沙门及学士奉敕编撰。
  隋代民间佛教兴盛起来。当时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也呈现出严谨务实的特点。在广大的民众中,义理和玄谈非其所长,倒是禅定的修习、戒律的遵守及造像写经等为其乐于受行。由于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南北佛学形成了所谓“南义北禅”的不同风格,重禅定本来就是北方佛教的特点。又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西南设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于是,习禅之风在隋代广为流行。《续高僧传》载,有昙询法师(515—599),“每人禅定,七日为期”。真慧法师(569—615),“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修忏、造像、咒愿、持律及佛教慈善事业亦很盛行。
  北魏初年兴起于北方的民间佛教组织——“义邑”和“法社”,到隋代仍然存在于民间。“义邑”又称“邑会”,是为了共同集资出力营造佛像、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而成立的民间信仰团体,一般由在家佛教徒组成。由于隋代复兴佛教,建寺造像之风遍及全国,因此,义邑组织相当发达,其成员有时多达两千人。“法社”是一种与义邑相似的组织,不同的是,其成员多由达官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义邑需有佛学修养的僧尼作指导,称为“邑师”,而法社除俗讲等外,无此需要。在实际修行中,二者都特别重视戒律,都希望往生净土世界,法社还较偏重修习禅定。
  净土信仰是隋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据《金石萃编》等资料显示,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造像的数目,以佛祖释迦牟尼为最多,弥勒次之,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居三、四位。这说明南北朝时北方民间佛教,系以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而隋代的佛教造像则以阿弥陀佛为最多,其他依次是弥勒、观音和释迦牟尼。可见,隋代民间最受崇拜的是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弥陀净土信仰在隋代的盛行,不是偶然的。到隋代时,有关弥陀净土的经典已经译出很多,这种简便易行的学说较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昙鸾(476—542)是继庐山慧远之后大弘净土教义的代表人物,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简称《往生论注》)2卷、《略论安乐净土义》1卷、《赞阿弥陀佛偈》1卷等。在上述著作中,昙鸾对弥陀净土教义作了系统地阐述,初步建立起净土宗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净土宗的创宗奠定了基础。在《住生论注》中,昙鸾依据龙树所著《十住毗婆沙论》关于修行方法“有难有易”的说法,判立净土教的难行、易行二道。认为如果信奉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净土,就可以借助佛的愿力,得到解脱。这种修行方法,就是易行道。
  昙鸾以后,弘传净土的佛教学者有灵裕(518—605)撰有《无量寿经疏》、《观无量寿佛经疏》等,现均不存;净影慧远(523—592)著有《无量寿经义疏》1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2卷等;天台智者撰有《观无量寿佛经疏》1卷、《阿弥陀经义记》l卷等;嘉祥大师吉藏撰有《无量寿经义疏》1卷、《观无量寿经义疏》1卷等。这些学者虽然对净土诸经作了疏释,然都不是专以净土为业。真正继承昙鸾之说,大弘净土教义的是道绰。道绰(562—645),俗姓卫,并州文水人。自幼出家,先学《涅槃经》,精于般若空理,后入石壁玄中寺,看到《昙鸾和尚碑》中所记载的昙鸾弘扬净土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皈依净土,专心念佛。在此后的30多年间,讲《观无量寿经》200余遍,日诵阿弥陀佛名7万次。据说当时人们口念佛名时,或用数珠记数,“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或用麻豆等物记数,“每一称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集数百万斛者。”(《续高僧传·道绰传》)他还经常西面而坐,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诚向往。著有《安乐集》2卷。
  此外,弥勒净土信仰依然较为流行。隋大业年间,先后发生过数次自称弥勒出世而造反的事件。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施设斋会,如千僧斋、万僧斋等。这是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一般在纪念、庆祝、祈愿时举行。如开皇八年文帝于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接着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开皇十一年,晋王广于扬州为智者设千僧斋,受菩萨戒:开皇十七年智者去世时谴司马王弘到天台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者忌日设千僧斋等。仁寿元年,文帝谴名僧送舍利至诸州建塔时,亦令各州僧尼为舍利设斋。此外,沙门法藏(548—629)在武卫将军舍宅为寺时,为设万僧斋5沙门玄琬(562—636)定于每年二月初八佛诞日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等。除斋集外,念佛、讲经、诵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等亦较普遍。
  佛教义学和宗教实践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进步。隋代佛教艺术,主要表现在寺塔建筑、造像、石窟及石经等方面。隋代的寺塔建筑规模大、数量多,据《辩正论》卷三载,文帝在位其间,所建寺院3,792所,遍及全国。其中文帝所造之大兴善寺,东禅定寺、亳州天居寺、并州武德寺,炀帝所建之西禅定寺,隆圣寺等,最为宏伟壮观。文帝仁寿年间三度下敕在全国各地建塔百余座,使舍利塔遍布天下。隋代的佛塔,从建筑材料上说,多为木浮图,塔级多为七级和九级,最高者是洛州刺史辛彦所建的十五层塔。
  隋代的佛教造像风气很盛,造像数量也很大。如前所引,仅文帝所敕造之新像就达10万余躯,修治故像150万躯,另外,宫内所造的刺绣织成像和画像等,不可胜数。隋代造像有金铜、檀香、夹丝、牙、石、木刻等,而以石、夹丝、金铜等最为常见。所造之像以阿弥陀佛、弥勒佛、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为最多。
  在石窟艺术方面,以隋僧灵裕所造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受末法思想影响,为预防佛法灭尽,灵裕于开皇九年进入宝山(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窟内雕刻有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的坐像,并镂刻有释迦牟尼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入口处的外壁刻有迦毗罗和那罗延神王,镂刻有《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入口的内壁上刻有《大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另外,在山东历城千佛山、佛峪、益都云门山、驼山、东平五峰山、直隶磁州的南响堂山、河南万佛沟、龙门等地,都存有不少隋代雕造的佛教龛像([日]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120页)。
  隋代佛教石刻,“房山石经”最有名。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639),又称智苑,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经十二部,刊石为碑。据《帝京景物略》载,静琬刻经受其师南岳慧思影响。其文日:“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经,闭封岩壑中。坐下静琬法师乘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参见《白带山志》卷二,中国书店,1989年10月第1版,第7页)至贞观五年,刻成《大涅槃经》一部四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向东亚的进一步传播是其重要成绩之一。如前所述,隋时印度来华译经僧有昙法智、毗尼多流支、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但从总体上说,隋代佛教已开始脱离对印度佛教的依附,逐步走向独立与创新。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传播佛教的新格局。
  为了加强对外国僧侣的管理,隋文帝时设置了外国僧主一职。炀帝时又先后设置了对外弘法的机构——四方馆和鸿胪寺。大业年间,奉召进入四方馆和鸿胪寺教授番僧的名僧有慧乘、净业、静藏、神迥、灵润、道判等人。
  隋时已多有来自高丽、新罗、百济和日本的僧人人华学习。陈末隋初,自新罗来华者就有智明、圆光、昙育、惠文等僧人。文帝仁寿年间在全国敕建舍利塔,高丽、新罗和百济三国使者即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隋时高丽僧入隋弘法者,有僧实、僧印等人。新罗僧缘光、昙育、圆光等人亦于隋代来华学习佛教,并先后学成回国弘传佛法。隋开皇十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兴隆三宝,支持发展佛教。大业三年(607),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并带了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第二年,又有留学僧、清安(或作“请安”)、慧隐、广济(或作“广齐”)跟随小野妹子来华学法。隋王朝对外国僧侣的教授及日本、朝鲜僧侣的来华学法,对推动佛教在日、朝两国的弘传与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