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3年第1期   第16页

丝绸之路与宗教传播

晓炜


  众所周知,古代的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是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的走向相同的。说到佛教或别的西来宗教,都与古代中亚的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看看基督教与摩尼教等,无不证实,贸易之道上来往的商人都是最初的宗教传播者。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第200年这一时期:
  所谓丝绸之路是沿着欧亚草原的边缘的那些商业通道,这里往往是干旱的平地与山区的交界处,山中的淙淙清泉给旅人提供了可靠的饮水。正是在这种不同生态环境交界的地方,最早的移民迁徙过来并定居下来,以后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城镇或人们常说的绿洲定居点。之后的旅人也就沿着这些绿洲跋涉,在这些地方做生意、补充给养,相应地也就有僧侣在这些地方传教和弘法。丝绸之路正是这些由沙漠绿洲连结起来的自西向东的商业通道,在古代中国的丝绸就是从这里贩往罗马帝国的,当然,西域的商人也就把黄金、白银、羊毛织品运往中国。人们甚至在埃及法老的古墓中发现过中国丝绸,而那时间竟是公元前一千年!专家们认为丝绸之路的形成还要早,远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先。
  人们相信最早从事这种商业贩运的也许就是来往于中亚大草原上的波斯人。犹太人的祖先,亦即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可能就是从事这种商业贩运的人,那时间也许就在公元前第10世纪,还在大卫王的时代!但这还只是悬想。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722年时,当时以色列人的祖先还住在东部伊朗,他们是被西锡亚人证服并强迫迁移到那里去的。从以后的犹太人的生活模式,可以猜测最初到伊朗东部的以色列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
  远古的时候,当然没有很晚的西方人那样的传教活动。在通常人们看来,宗教传统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属性,而不会是人类可以一律认同的真理。就像伊朗人与以色列人,古代的商业活动将他们的足迹带到很远的地方,古代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他们信奉的宗教并不为一般古代民族所接受,后者认为这些宗教是一些令人费解的观念,还称不上就是什么终极的真理。他们并不认为别人的信仰会给自己带来解脱。例如尽管中国人很早就相信波斯(大食)人有占卜的本领,但是他们并未想到要改信大食人的宗教,因为人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具体教义,看不出他们能与某一个特殊的神祗有什么关系。但直到13世纪时的元朝,中国皇帝的宫廷中一直雇佣大食人看天象占卜。
  公元559年,当波斯人的国王居鲁士(Cyrus)释放巴比伦的犹太人囚徒回巴勒斯坦时,有许多犹太人并没有回去,他们仍然选择在波斯帝国境内居住下来。在东方这就意味着他们得加入以色列人的群体,后者是从耶路撒冷被放逐过来的。与此同时,这些人也同从巴比伦到埃及的犹太人有着联系,而其间联系的正是商业往来。居住在波斯帝国境内的这些人把波斯文化传统的许多风俗习惯传到了东方各地。相应地许多古代波斯的宗教文化观念和习俗也就传播到了犹太人中间,进而也就传递给了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徒。这些观念中间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末世论的世间观和救世主来临的信念了,其次就是肉身复活以及末日审判的观念,还有关于为善升入天堂,罪人沦入地狱的看法,以及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为此负责为此裁决的观念。
  到公元前4世纪,一种新的宗教学说在印度扎下根来。同先前的宗教不同,这一学说宣布它可以提供一条开放的同时无所不适的解脱之道。由于佛教产生时已经有了印度教或婆罗门教,所以佛教是从既定的传统中争夺信徒,佛教也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改宗为基本特点的宗教。佛教的僧侣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亚洲各个角落传播宗教的旅行家。佛教传播自然与古代商业道路有分不开的关系。对于早期的弘法僧人而言,行千里万里而要有旅途的安全,可靠的办法就是与商人们为伍。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有的商人也就是传教者。随着佛教的传播开来,逐渐地行踪不定的弘法僧人,以及那些浪迹天涯的游方僧人,也就安住下来,他们建立最初的寺院。而最初支持这些寺院的也正是不能不在路上奔波的商人。在佛经中称他们为“长者”或“大商主”。
  上座部佛教叙述了从中亚来的两名商人一次在印度遇到了云游的佛陀本人。他们被佛陀所说的正法所摄服,回到家乡之后便建立了第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建在丝绸之路上,那地方就在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赫尔(亦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名为缚喝或径称大夏)。虽说这只是一则传说,但也并非完全为无稽之谈,因为稍晚一些时候,克特里亚的确成为了中亚古代商道上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丝绸之路给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民族与文化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以后的中国,日本与朝鲜都占据统治地位的所谓大乘佛教,其实最先并不是在印度形成的,而只是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地方的宗教观念与仪式互相融通与会合而发展起来的。
  从大乘佛教的诸多基本特征看,它展现的有很多古代波斯风格。首先是它关于菩萨具有的救赎能力的末世思想,其次关于无量寿或无量光的阿弥陀观念。从公元前4世纪(320s.BC)开始,中亚地区也已经纳入了希腊人阿历山大王的的影响范围,希腊军队曾经征服过西北印度直到今天阿富汗以至乌孜别克等的广大地区,这样希腊人的文化影响,也就随丝绸之路这个多种文化汇合传布的干道而流向东方。据说,后来的印度佛教文学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希腊神话故事关于特洛伊木马一类的故事。当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征服东方时,跟随在他的军队后面的就是大股的商队和想到东方来发财的移民,正是后者给东方以很深的文化影响。希腊人行军的路线也多半就是商路,它贯穿了从地中海到中亚往南到印度,往东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在丝绸之路上充当文化使者的主要是波斯商人,他们在古代中世纪已经分布在从安息到大夏再到中亚的河间一带的广大地区,当然在河间地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古时所称的昭武九姓之地,也就是今天乌孜别克斯坦这样的粟特旧地。波斯人的商队一直奔走跋涉于直到中国长安的丝绸之道上,从今天的新疆(古时的西域)直到伊朗的各地定居点和著名的城市,都是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所及之处。为了加强自己同各地的商业伙伴关系,波斯商人(当然还有西域各国的商人)所到之处就会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也接受后者的风俗以至宗教习俗。天长日久,有的也就改奉了后者的宗教。等到商人们一旦改信了佛教,就会把它再传输到所到之处,佛教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自西而东传播开来的。随商业的发展,宗教活动也就漫延开来,不仅佛教如此,以后的摩尼教、甚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是这样从波斯往东传播开来的。
  看样子佛教似乎并未传到波斯国(安息)以西的地方。直到公元1世纪之际,我们还看不到印度宗教文化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不过当我们考虑西亚的宗教发生与传播时,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在古代社会中都有过努力弘传自己学说的历史经验。它们两者之间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有什么交涉吗?这是有待专家学者研究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宗教并没有通过丝绸之道传向西方。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看来,像佛教与道教这样的宗教是内在地联系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倾向的,不一定就适合夷狄之族,不一定非要他们接受,因此中国人并没有往西方派遣弘传中华文化的使团。但与此相对照的是东亚一带,即今天的日本与朝鲜,中华文化却有着强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学者们认为这是由于后者采取了非常主动的态度,前往中国迎取儒家与道教的经典与制度。除此之外,我们设想,还有古代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致的缘故。

  从公元299年到1400年这一时期的宗教状况:

  基督教:最早的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就是犹太商人,他们以巴比伦为主要的商业基地,在沿着犹太人的商业网做生意时把基督教传播开来。在公元之初的几个世纪当中,由于基督教理论方面的争吵使得主要居住在东方的基督徒更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愿意遵从地中海一带的基督教会的官方神学。到公元5世纪晚些时候,以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帝国中心泰西封为大主教座的东方教会,宣布了同西方教会的分裂。公元487年东方各地教会的主教们集会宣布了聂斯托尼亚教派的独立,在神学观念上,该派的教义主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神性与人性是不同的、分离的。在七世纪时,很明显地聂斯托尼亚派的基督教传到了中国,它被称作“景教”,意思大约是“光明炽盛之教”。当时在唐朝的首都长安,景教有自己的寺庙,但它的会众似乎主要是西域来的商人,而没有汉族的中国人。而且景教还同佛教没有明显的分别,也许除了景教徒自己,中国人认为他们只是佛教徒中的一派?
  基督教的聂斯托尼亚派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向东传来的。到公元7世纪的中期,在今天乌孜别克中部的撒马尔干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喀尔,都有了该派的主教。在中亚的大草原上,甚至往东直到我们今天所知的蒙古草原,都有聂斯托尼亚派的基督教神父在为突厥人的游牧部落施洗。不过在当地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另外一类相当有法力的萨满巫师。
  公元635年一个波斯人的基督教使团到了长安。他们还带来了基督教的经典。这些经典很快也译成了中文本,不过里面渗入了不少中国固有的或者先传进来的佛教的观念。这再次显示出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文化观念的交相混杂,相互融通。景教的经书也称为佛经,耶稣基督则被称为佛。例如,有一部汉文的景教经典叫做“一神论”,其实本来的意思应该是“论基督的独一性”。781年,景教传人长安150年之后,当地的基督教团体还竖立了一块石碑《大秦景教流行碑》。碑文满是儒释道三家的语言。
  摩尼教: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之初,另外一种流传相当普遍的宗教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逐步形成了,这就是摩尼教。它是闪米特与波斯文化汇合的产物。摩尼是它的先知,他的父母是安息人,但他后来加入了一个犹太基督教的派别。
  他20多岁时来到印度,在那里接受了更多的不同宗教影响。在印度与波斯和犹太宗教混合之后,他从西亚的诺斯替思想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教义:他相信通过一种神秘的知识体悟就可以获得救赎或解脱。他所宣布的世界是完全二元论的,在这个世界中间,善恶二者永远不断地对立与抗争着。而人在趋向善与克服恶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世芪的再生,这里它引进了佛教的轮回说。摩尼教的僧团同佛教也有相似处,它也分为在家与出家的男女四众。
  摩尼本人又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他得到了当时萨珊朝(Sassanid)的皇帝夏普尔一世(Shapur I)的支持,所以他的教团也就盛极一时,发展很快。有一个时期,他的教义甚至传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地,也几乎传遍了波斯帝国,大有取代当时的其他一切东方宗教的形势。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卡尔梯尔(Kartir),后者也是萨珊朝廷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卡尔梯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大祭司。卡尔梯尔想劝说皇帝将琐罗亚斯德教立为国教,最终他还是胜利了。摩尼本人被下到牢狱中,276年,他60岁时死去。
  虽然饱受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的迫害,摩尼教仍然在从西亚到中亚的广大地区流传开来。在东方,粟特的商人们再次充当了摩尼教的传教士,当时沿丝绸之道的各个重要商业城镇都有摩尼教徒的活动。远在萨珊帝国域外的撒马尔于是摩尼教的一个重镇。摩尼教的传教土们把这个宗教传到了中国,7世纪的晚些时候,它甚至在武则天的朝廷上找到了立足之处。
  763年居住在洛阳的粟特人摩尼教算是有了最初的一批信众。当唐朝的皇帝邀请一批回讫军队到内地平定叛乱时,这批在洛阳居留下来的回讫人也就归信了摩尼教。以后这些粟特带着回讫人回到了天山一带,并使那里的回讫部落也都信奉了摩尼教。到840年为止,摩尼教由于等到当地国王的护持,发展成为了回讫国家的国教,以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长盛不衰。这一点我们根据今天在高昌故城的遗址的发掘物可以得到证明。那里有大量的摩尼教经典写本,一些摩尼教寺院遗址中的壁画和供养人的题记都显示了当地商人在这一宗教发展中的贡献。
  在西方,摩尼教传教土宣称他们的教义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基督教理论。在东方,他们则主要以佛教的形式来推广自己的教义。公元313年当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以后,摩尼教被认为是异教徒而遭受了迫害。严厉镇压的结果,到公元6世纪时,整个西方世界已经不再有公开的摩尼教徒活动了。但是,晚到中世纪时,从法国普罗旺斯的卡塔里派和巴尔干地区的波哥米尔派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摩尼教影响。
  在东方,摩尼教仍然留存到十六世纪时,在我们中国的福建泉州附近(潮安地区)至今还有一座摩尼教的寺庙,虽说庙里的司祝人员已经不再知道他们所供奉的是哪一尊神。他们已经把摩尼当成了佛陀。
  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兴起,创立该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创教之先也是商人。与其他的宗教文化传统相比较,伊斯兰教徒们对于经商这一职业是高度赞扬的。这一条同中国固有的儒家传统“重于义而轻言利”的价值取向大不一样。阿拉伯人对于东方的征服也一样是沿着商业道路进军的,其结果是伊斯兰的教法也对于商业规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公元711年时,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粟特故地(中亚大草原的东南部),粟特人和回讫人都因为一个古代阿拉伯世界的建立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商业机会。丝绸之路在这个时候仍然是经济与文化的主要纽带。
  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阿拉伯和商团就到了中国的朝廷上,这一商业渠道以后一直掌握在波斯人和粟特人的穆斯林手中。在中国民间,对于波斯人的了解和印象,都是穆斯林形象的,而且在古代,中国人也没有区分穆斯林商人与犹太商人,在他们眼中这都是一回事。
  从13世纪到14世纪,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期,中国的朝廷上似乎有所有来自西方的各种宗教。当然它们能否传播开来,能否站稳脚跟都取决于它们能否与某一位蒙古的王公搭上关系。1368年,元王朝崩溃以后,曾经一度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一下子中断了,随着通往西方的文化联系的中断,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都在东方逐步消失了,只有伊斯兰教仍然在突厥人和中国的回民中间保存下来,但它与中国的多数民族的信仰相比较,仍然只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但至此时,佛教这一沿丝绸之路东来的宗教已经完全地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儒释道三家之一。
  600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提起这条的商业通道,并为之命名,称其为丝绸之路时,我们能够找到的标志也就只是一些石头的碑记,一些古代城镇的断墙残垣,一些几乎不能分辨的佛教寺院遗址,一些墓葬中的丝织品和经文的残片。所有这些都标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教传播历史,当地理上的古代商路已经变得模糊难辨时,当年经由这条道路传来的宗教则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融入了中国人的以及东亚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每当黄昏时分,我们面对西域古道上的“大漠孤烟”,在黄土高原上面对“长河落日”时,能不思索问那冥冥中的上苍的神秘意志吗?为什么会有这一条丝绸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