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9年第1期

我与五台山佛教音乐

韩  军

  五台山佛教音乐古老而独特。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五台山佛教音乐被山西省公布为首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开始关注五台山佛教音乐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
  1980年.我从部队宣传队被借到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室(当时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山西分会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在研究部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的编纂工作。在这里.我看到了刘建昌和陈家滨编辑的一本油印册子《山西民间器乐曲集·五台山寺庙音乐》,使我对五台山佛教音乐产生了好奇和兴趣,也产生了学习和认识它的想法。
  一
  我与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真正结缘是从1986年开始的。
  1981年.我正式转业到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室工作。在编辑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后,我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民族音乐理论。1985年毕业回来时单位已经分署办公,音乐工作室更名为“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与“音协”分开了。自从五年前我了解了一些五台山佛乐的情况后,我始终对五台山佛教音乐不能忘怀。尽管已经有了刘建昌和陈家滨合编的油印本《山西民间器乐曲集成.五台山寺庙音乐》和陈家滨撰写发表在《音乐研究》杂志上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论文,但是对于五台山佛乐的历史、音乐的形态、在佛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佛乐与经文的关系等我都想进一步了解。为了深入学习和亲身感受五台山佛乐,我决定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从工986年开春至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多次上山调查五台山佛乐。从那时起,我与五台山佛教音乐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想全面调查和搜集五台山佛教音乐资料的确存在困难。
  首先是人们的观念陈旧,虽然当时没有人公开反对佛教,但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人们不免心有余悸。
  其次是佛事传承问题, 当时五台山的寺院传承与解放前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寺院所做的佛事已经不是五台山传统的“北方佛事”,而是所谓的“南方佛事”。南方佛事与北方佛事在音乐上并不相同,除了诵经的音调不同外,南方佛事中不使用乐器伴奏是南北方佛教音乐在当时最显著的区别。
  三是人的问题,“文革”中有些僧人还俗,80年代初虽回到庙里,但大多年事已高,且分散各寺,不易集中。
  四是体制问题,在“子孙庙”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老僧人也不愿轻易传授传统佛事音乐给年轻人.自然环境方面也有困难.,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华北地区海拔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北台“叶斗峰”海拔3.058米,被称为“华北屋脊”。这里“夏仍飞雪”,冬天就更冷了。当时的交通不太方便,五台山距太原230多公里,长途汽车一天一或两趟往返。那时的车况和路况都不好,从太原上山要走7个小时左右,有时着急赶不上车,就只有到忻州倒车了。我曾到忻州转车却没有找到长途公交车,只能与几个同路人合租一台农户的车(当时没有出租车)在寒冷的冬天连夜返回太原。这样的路,一旦下雪就很难通车了。所以.我的调查大部分集中在气候稍暖的季节进行。
  1986年初春,我开始了五台山佛教音乐的调查.当时会演奏乐器和能够做五台山传统佛事的僧人分散在不同的寺院里,有的相距还很远。再加上当时我的调查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采访较为困难。有缘的是,当时在我所住宿的五台山第二招待所中,“五台山研究会”正在召开一个会议,我找到了主持会议的五台山研究会的秘书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崖正森先生说明了我的意图,他非常支持我的调查和研究计划,并当即向参会的山西省副省长、五台山研究会会长白清才汇报了我的情况。 白省长随即向五台山当地的领导表示支持我的调查与研究。我终于可以顺利地开展调查了。
  二
  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五台山录了三次音.搜集到三本传统曲谱和一函法事仪式的抄本.最终出版了一本专著。
  三次录音分别是1986年、1987年和1989年。
  1986年6月,在五台山宗教主管部门韩降根同志的帮忙下,从各寺集中了汉传佛教(五台山称“青庙”)的禧元、慈荫、万富、怡桓、宽济、禧巨、慈恩、成宣、弘德等几位僧人,排练了几天之后开始录音。从6月25日到27曰,我们在显通寺录了“殿堂佛事”、“往生普佛”、“早课”以及“焰口”的唱诵。在这三天中,还在菩萨顶录了藏传佛教(五台山称“黄庙”)带有乐器伴奏的念诵《喇嘛措巴经》。其中会演奏乐器的张贵艮、张二、邢三三、林虎、金光等喇嘛都参加了这次录音.通过这次录音,基本把五台山当时的传统法事音乐录的差不多了。这次录音有个小插曲:“焰口”是艺术性很强的度亡仪式,一定要有被超度的具体对象才可以。由于这种仪式多年不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给谁超度成了问题。为难之时,大家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一起不幸事件:北京石景山一家公司员工乘一辆大客车来五台山旅游,在繁峙开往台怀的路上不慎摔下山崖,造成很大伤亡。我当时正巧在场并参与了抢救工作,由于没有记者在现场,我帮忙拍摄了白省长指挥抢救和北京派直升飞机抢救伤员的照片。征得五台山佛教协会领导的同意,决定为那些不幸的遇难者超度。“放焰口”终于有了对象,仪式如期举行。
  第二次录音在1987年6月。通过一年来对录音的整理,我对五台山佛乐传统诵经的唱诵有了初步了解,但对器乐曲却知之甚少。通过调查和搜集到的乐谱得知,五台山佛乐中曾经保存有大量的传统器乐乐曲。因此,这次录音是以器乐曲为主的。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将法师们组织在一起演奏已不可能,只有请最熟悉乐曲的人单独录音。由此,我找到了李还民先生。李还民生于1920年,10岁出家塔院寺,法号圣达,十四五岁开始学习吹奏笙管,后还俗。1945年参加工作,1953年进入文物部门直至退休。当时李还民住在佛光寺,我去拜访他时,在豆村下了公共汽车,背着资料和器材徒步走。路只有五公里左右,但在没有遮避的烈日底下走了两个多个小时才到达。佛光寺有见证五台山历史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祖师塔”,有宏伟的唐代建筑“东大殿”以及绘有僧人奏乐的明代壁画。晚上,在静静的山谷中,看着满天闪烁的群星,听着那风吹松林的涛声,真如仙境一般。在赞叹和激动之余,我更佩服先人们的择地眼光和对环境的营造。住在佛光寺有一种超然的感觉,如若不是时间紧迫,我一定会多住几天的。就在这优美的“仙境”中,李还民先生为我唱了他所学过的所有佛教歌曲和乐曲,并给我讲了很多五台山佛乐知识.
  第三次录音是在1989年4月份。通过前两次的录音.我对五台山青庙的音乐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这一次录音主要是针对黄庙的。参加录音的有万佛阁(五爷庙)的常青师傅、来仓师傅以及菩萨顶的张贵艮(盲人)师傅. 他们唱了所有会唱的佛曲曲调。那次正赶上如意师傅圆寂,14日晚上在万佛阁为他“送夜”,菩萨顶的喇嘛们来演奏乐器,我录下了“送夜”的器乐演奏。另外,这次我还录了青庙南山寺万富和怡桓师傅专门为我演唱的焰口中的所有曲调。
  这三次录音,使我得到了较完整的五台山佛乐音响资料,这为研究五台山佛乐十分有利。
  在调查五台山佛乐资料的过程中,我共搜集到三本五台山佛乐的曲谱抄本。这三本抄本都是工尺谱.都是在1986年搜集到的。根据抄本的抄写时间,我分别为它们取名为“宣统本”、“民国本”和“解放本”。
  “宣统本”抄写于“宣统二年”(1910),深黄麻布封面,左上角直书“官商角囗囗”(后两字已损,疑为“徵羽”),正中直书“宣统二年天德吉立”,右下角直书“福寿堂记”。“宣统本”是由金明喇嘛提供的,当时保存在罗喉寺(黄庙)。谱本中谱字由右向左直书,全本共收曲谱211首,其中鼓吹曲谱209首,打击乐曲谱2首。
  “民国本”抄写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青色麻布封面.左上角直书:“禅门五音歌曲(全部)”(其中“全部”两字是小字,从右向左横书),右下角书“永安堂志”(“永安堂”是“塔院寺”中一书房名),旁边有一印鉴,上刻“常存图印”。“民国本”是由南山寺(青庙)慈荫法师提供的。谱本中谱字由右向左直书,全本共收曲谱70首(目录是7之首),其中鼓吹曲谱69首,打击乐曲谱1首。
  “解放本”是由李还民先生于1978年抄写的。曲本用“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文物保管所”十六开方格纸抄写,曲谱由左向右横书。全本共抄曲谱78首。
  这三本曲谱本为研究五台山佛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我复印了这三本曲谱之后,将“宣统本”和“民国本”还了回去。“宣统本”还给了当时罗喉寺的住持大喜喇嘛,“民国本”还给了慈荫本人。“解放本”送还的时候李还民先生表示不要了,送我保存。20年后当我再去寻访“宣统本”和“民国本”时,大喜喇嘛、慈荫法师已相继圆寂.谱本也不知下落了。
  我录音时,显通寺的僧人寂冒找到了我,说自己的师父传给他一个本子,他自己一直作为“宝物”藏在家中,不知有没有用。寂冒时年73岁(1986年),五台本地人,从小在显通寺出家.曾做火头僧,也回过几次俗家,1978年又回到显通寺。第二天他就从家中把这一“宝物”取了回来。原来也是个抄本,名为《吉祥会解》(又名《吉祥、四方佛会》),是记录五台山法事仪轨的本子。抄本为一函,打开后分两部分,每部分五册,单册每册约4厘米宽,16厘米长.折式,每部分五册分别以奇数和偶数编号。根据抄本中几处出现“大清光绪某年某月……进上”字样可以认定.此本为清光绪年间所抄,并且是实用的本子。抄本中何时入坛、每个步骤怎样进行、念诵什么经文等等都记得非常详细。最为重要的是,抄本中对法事中赞、偈用什么曲调演唱,是带器乐伴奏的“和念”还是不带器乐伴奏的“令调”,何时奏哪首乐曲都记写得清清楚楚.全本记录了唱诵曲调和器乐小曲共计四十余首. 为五台山佛乐的实用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宝贵材料。我调查五台山佛乐的过程中,许多僧人都提到五台山曾经有过“三昼夜佛事”,当时已经失传,而且连见过这种佛事的人也不多.、而这部抄本.恰巧记载的是可以做两天以上的佛事。当时寂冒法师知道这本抄本对我有用处后,愿意将它送给我,但我当时考虑到这是佛家的遗产,对五台山更有用,在复印好后,我将原本送还到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禧元法师手中。遗憾的是当我几年后再上山时.禧元师已不在山上,直到得知他圆寂的消息时我始终再没有见到过他。几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这部抄本以及两部谱本的下落,却始终无功而返,我也几次找到禧元师的弟子、现任黛螺顶住持的昌善法师.也没有获得有关这部抄本的任何信息.
  通过几年的调查、采访,我将所获得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整理成册,199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五台山佛教音乐》。
  三
  调查研究五台山佛教音乐.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佛教界的很多支持.禧元法师就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位法师。禧元师,本地豆村人,生于1919年,11岁出家显通寺,14岁开始学习吹奏管子.他说曾在五台山“汉藏佛学院”学习,解放后在慈舟法师主办的佛学院学习。他除汉语根底深厚外,还精通藏、蒙文和日语,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个有较高文化的僧人。他不仅会五台山传统的“北方佛事”(俗称“老北方”),也会“南方佛事”。1986年我刚上山的时候,对佛教和佛教音乐知之甚少。禧元师为我讲授佛教和佛教音乐的知识,并同意我与他同住在显通寺边的僧舍中.与他一同做“功课”。遗憾的是。他的徒弟昌善虽然是一个聪慧、有文化的僧人,禧元师却没有把演奏乐器和“北方佛事”传授给他:后来.据说禧元师去了临近的繁峙县及东北大庆等地,2003年因病圆寂。
  李还民也是我学习五台山佛乐的重要老师。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对自己小时候学习过的东西记忆犹新。他说,刚出家的时候曾亲眼看到显通寺柱子上还留有明代僧人的笔迹,内容是上殿时某人操某乐器的提示。据他讲.过去五台山几个大寺院中都有“寺立书房”.书房中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类外,还要学习乐器和佛曲演奏。前面提到的“民国本”曲谱封面上写的“永安堂”三字,就是当时塔院寺的一座书房.李还民就是在寺立书房中学习文化和音乐的。1978年,他把小时所学乐谱全部抄录下来送给我,并为我吹奏、演唱.为我讲授其中的“调”与节奏节拍方式等“乐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从那以后,我每次上山总要去探望他。他退休后,住在万佛阁(五爷庙)旁边的女儿家,后来住进了殊像寺.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04年,那时他又回到了女儿家中(这时女儿家已搬到殊像寺边上的新坊村)。我见到他时,他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耳朵也几近失聪。当他知道我来时,努力从炕上撑起身子,样子很是激动,并应我之请在房门口与我合影留念.李还民先生于2006年辞世。
  慈荫法师也是我学习五台山佛乐的重要老师,慈荫师.山西雁北人,生于1920年,11岁出家金阁寺,14岁受戒并学习吹管子,他不仅保存了“民国本”曲谱,20世纪80年代还在他住持的南山寺办起了“禅门佛事佛教音乐培训班”,传承五台山佛乐。虽然这个培训班的历史并不长.但却培养了一批五台山佛乐的传人。直到现在.南山寺的汇存、汇光等几任住持仍然保持着五台山“老北方”佛事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3。年代初,14岁的慈荫与慈距(时年13岁)、慈明(13岁)、慈喜(20岁)三人,同被派往金阁寺设在北京的“下院”永泰寺(西直门高井胡同)从事音乐佛事的吹奏。慈荫师在南山寺时曾遭遇不幸,后于1998年圆寂。
  除此之外,南山寺的万富、怡桓,菩萨顶的达儿计、张贵艮.萬佛阁的常青、来仓等法师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都是我学习五台山佛乐的老师。
  在五台山佛乐的调查、搜集以及出版过程中更是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帮助。
  崔正森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五台山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五台山研究》杂志的主编,从他在1986年帮助我顺利展开调查开始,多年来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所需要的佛教资料几乎全部是从他那里获得的。多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四
  五台山佛教音乐自民国以来逐渐衰微,从20世纪80年代起,五台山佛乐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机遇。1997年在我接任了“中国五台山佛乐团”团长,我与五台山佛乐叉结了新缘
  五台山青庙和黄庙佛乐的恢复几乎同时开始。
  1 青庙方面,南山寺首先办起了“禅门佛事佛教音乐培训班”,培养五台山佛乐的接班人。现在的住持汇光法师仍保持着五台山传统音乐佛事仪规,并继续努力培养新人。
  殊像寺多年来在退居住持圣忠(现年80岁)大和尚的主持下,始终没有间断传统佛事。现任住持果祥法师秉承传统,除了仍然坚持传统佛事外,更注重培养传承人和佛乐艺术性的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殊像寺的僧人们已达到了可以在音乐厅演出佛教音乐的水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参加了多次国内外的重要演出。
  2003年,圣忠法师和我带领殊像寺佛乐团赴北京参加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田青先生发起的、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佛、道乐精粹展演”活动,演出地点为中山音乐堂.
  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与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共同主办第4次中韩佛教音乐研讨会,我和圣忠法师带领该团赴韩国参加演出。
  2008年6月,我作为山西民间器乐专场的总导演安排该团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200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应邀到峨眉山、深圳等地演出。
  1997年.曾任繁峙县政协副主席的李宏如先生在本地招收了十多名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佛乐班”,学习五台山佛教音乐。这一举动得到了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的支持.赵朴老自己拿出2万元钱予以资助。并嘱咐李家振先生委托我专程到驻地看望他们,听他们的演奏。这些孩子学习很认真,在几年的时间里学会了不少佛乐,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2000年,我和李宏如应邀带领他们赴台湾参加“佛教音乐研讨会”,在“国父纪念馆大会堂”演出.从台湾回来后,他们几乎整体到了广东省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2002年,应福建省泉州市文化局的邀请,我又带着他们到泉州参加了“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暨中国古乐大会唱”的“古乐演奏”活动。
  2003年,这些年轻的音乐僧人成为120餘人“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的成员,与台湾佛光山僧人共同到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演出。
  后来,他们之中有部分人到厦门的“闽南佛学院”深造。
  2 黄庙方面以“菩萨顶”佛乐恢复得最早。20世纪80年代初,在达儿计住持的主持下,张贵艮、张二、邢三三等老喇嘛带出了林虎、金光等一批会吹奏乐器的小喇嘛。20多年来,他们始终没有间断过佛乐演奏。现在已经成为菩萨顶住持的林虎和镇海寺住持的金光,仍然在培养佛乐接班人,传承着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音乐.
  近年来,万佛阁(五爷庙)在住持常青喇嘛关心下,又培养出新一代演奏佛乐的僧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佛教音乐的研讨会逐渐增多.我应邀出席各种研讨会。其中两次参加在台湾举行的.“国际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四次参加“中韩佛教音乐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不仅使我对佛教音乐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也结识了很多老师和学友。这都是五台山佛乐为我种下的因缘.
  五台山佛乐还为我结了一个善缘: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时的老师沈洽先生约我到北京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学者李家振先生、,李先生那时准备建立“佛教音乐数据库”,请我协助做“五台山佛教音乐数据库”、在数据库结构框架的建立过程中,我学习到以新的视角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0多年过去了,我为能与五台山佛乐结缘感到欣慰,为因五台山佛乐与佛教界、学术界结缘感到欣慰,也为五台山佛乐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欣慰。五台山佛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为她做奉献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