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7年第3期

尼众秉承大爱道精勤持戒证菩提

--《比丘尼传》述评

王孺童

  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可以谓之“根深蒂固”也。自东汉佛教传人中国,不断与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发展,其对女性的看法和认识也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就拿佛教出家人所守持的戒律来说,男性出家人要受二百五十条比丘戒,而女性出家人要受三百四十八条比丘尼戒,数目多出近一百条。就民间来讲,也对于女性出家众有种种偏见,如就将“尼姑”列为“三姑六婆”之首。现在好像一提起“尼姑”就同“淫。、“花”联系在一起。由于社会观念的歪曲,也导致完全中国化佛教内部一种“重男轻女”观念的产生。在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记述历代高僧大德的书籍不下十余种,光历代《高僧传》就有六部之多,但记述女性出家众的书籍就屈指可数了。《比丘尼传》就是其中一部难能可贵的典籍。
  所谓比丘尼,梵语bhiksuni,巴利语bhiddhuni,意译乞土女、除女、薰女,或简称为尼。原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女性,其后泛指出家之女子。印度之有比丘尼,起于释尊听许姨母摩诃波 波提出家,受具足戒,后有五百释种女出家得度,其戒条凡三百四十八戒。(《佛光大辞典》“比丘尼。条)由此而知,《比丘尼传》就是记述女性出家人传记的一部集子。
  《比丘尼传》的作者为梁代的释宝唱。据《佛光大辞典》“宝唱”条载:“宝唱,梁代僧。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俗姓岑。生卒年不详。少投建初寺僧出家,遍学经律。后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取精理。天监四年(505)入京,奉敕住新安地,参与僧 之《众经要抄》八十条卷、僧朗之注《大般涅盘经》七十二卷之述作。又列席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以下十一部经。改订安乐寺僧绍之《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世称宝唱录),帝嘉赏之,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师博学能文,名冠当世,著作颇多,另有《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忏悔罪方法》三卷、《法集》一百四十卷、《续法轮论》七十余卷、《出要律仪》二十卷、《经律异相》五十卷、《比丘尼传》四卷、《名僧传抄》一卷等;后三部现存。(《高僧传》卷三、《续高僧传》卷一、《法经录》卷六、《历代三宝纪》卷三)。”
  《比丘尼传》撰于梁天监十六年(517)(见: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在序言中,释宝唱对于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以及成书的经过和起止时间都有所记述,现摘录如下:
  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珪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菽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末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咸和,讫梁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而寡见庸疏。或有遗漏,博雅君子,箴其阙焉。(节录于《比经尼传》序)
  《比丘尼传》,共四卷。又称尼传。今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册。收集东晋穆帝升平(357—361)之初至梁天监十一年(511)为止之一百五十年间,晋、宋、南齐、梁四代尼僧,六十五人之传记。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比丘尼传》所纪大都为江浙地区之人,中原和边远区域的人很少。这是因为当时南北分割,作者受到历史局限之故。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和王公大臣均有交往,可见在当时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其中妙音为殷仲堪谋取荆州刺史,在晋孝武帝前为之说项;法净、昙览因参与宋孔熙先的谋反,受到刑法制裁,则可从《晋书》、《宋书》上取得印证。
  为了使读者对《比丘尼传》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下面就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比丘尼净检的生平事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从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检,天资比较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属于女性知识分子,并且也是出身于官宦之家。后来她家境变迁,早年守寡,而且家中比较贫困,为了解决生计,她为一些贵族子女作家庭教师。这就造成了她选择出家道路的客观环境。根据《比丘尼传》中的记载:“后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于宫城西门立寺,检乃造之。始为说法,检因大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利,徒始借经,遂达旨趣。”说明她是在沙门法始的影响下接触佛教的,而且还说明她在出家之前就对佛法有所体悟,并且阅读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净检可以说是在对佛教教理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以后,而且自我本身也已经完全成为一位佛教徒的基础上,才剃发出家的。并不像某些世俗中人所理解的那样,单纯为了躲避社会矛盾而遁入空门。
  从《比丘尼传》对净检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她对于佛法的追求是很执著的,而且求法的历程也是很曲折的。由于当时中国佛教并没有完备的比丘尼制度,所以净检拜访了“西域沙门智山”,包括后来比丘尼戒坛的真正建立,也是礼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主持的,净检这才从外国高僧那里受得了“具足戒”。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的发展变革情况,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中国与外国社会文化交往的的情况。净检由于修持精进,“清雅有节,说法教化,如风靡草”(《比丘尼传》卷一),成为当时一代名尼。
  《比丘尼传》比较客观的记述了中国历史上四代名尼的不同出家经历,从某种程度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上女性出家众的空白,可见一代高僧释宝唱是本着“男女平等”的精神来编撰此书。虽然《比丘尼传》中所记载的都是历代名尼,旨在宣扬她们高尚的品德节操以及她们对佛教的坚定的信仰,但作者并不回避她们各自出家的社会原因,其中有的是为了拒婚、逃婚、守节、离异,有的是由于环境所迫,有的是为家人灾病祈福还愿等等,从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由于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占有很强社会基础,所以自从佛教传人中国的那一天起,佛、道两家的矛盾可以说就没有停歇过。道馨尼被“笃信黄老”的女人杨令辩下毒害死的记述,就是对这一社会问题的侧面反映。(见《比丘尼传》卷一)像上面所举的点滴,在《比丘尼传》中不胜枚举。综上所述,《比丘尼传》是一部翔实的尼史,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女性为何进入佛门、剃度出家,比丘尼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沿袭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等内容,是一部很值得后人研究的典籍。自80年代以来,《比丘尼传》已出版过两个英译本,足见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比丘尼传》中所记载的尼姑,大部分都是很有文化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女性的文学修养,其中所记录的“尼姑诗。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俗话说“释子能诗,世人皆知”,难道女僧就不懂诗文吗?中国古代有一种偏见,即“妇人识字即乱情”,更不用说作诗了。故而女诗人朱淑真在《断肠诗集》卷十“自责”中写道:“女子弄文成何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当然,尼姑由于受宗教的局限,其所作诗文绝大部分都是阐述自己对于佛理体悟的层次以及对寺庙山川环境的描写。现摘录《比丘尼传》卷三,南齐比丘尼慧绪的一首“无题”诗,作为全文结尾:
  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
  忽请作七日,禅斋不得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