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7年第3期

 佛、道、儒合一与社会和谐的建设

严耀中

  宗教既然作为社会文化的典型构成,宗教的融合就成了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代中国佛、道、儒三家长期和平共处,甚至产生一体化的倾向,并带动了其它文化因子的共同融合。这种特殊的宗教现象既然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则必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把这种合理性导引到构筑具有中华特色的现代社会道德体系,是能够让宗教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体系作出贡献的。以下对中国古代佛、道、儒为主干的多信仰多文化和合体制的功能作些探讨,请大家批评指正。
  宗教的一大社会功能,亦即宗教社会存在的一个合法性依据,就是宗教所本有的道德功能,“伦理思想与宗;教思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这是因为宗教是通过对彼岸世界的构筑,宣称让为善者入天堂,使作恶者进地狱,从而赋予现实世界中生活的意义。这种生死河两岸问的联系,是通过因果律的显示来实现的,因而能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于是在社会中起到了一种道德源泉的作用。如佛教的道德作用“能使人清心寡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2],当然对一般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样,道德就成了宗教与社会相联结的一条重要纽带。
  然而,由于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彼岸世界的建筑,所以也就有了阐述道德的不同话语。由于各个宗教往往把自己的道德标准置于社会道德体系的最高位置,所以在不同的宗教之间,乃至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则会引起观念冲突,而以极端方式米抬高自己宗教的道德威权,认定“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3]。这便十分容易促成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滥觞,进而造成宗教冲突或教俗冲突,使社会发生动荡。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弊病,化弊为利呢?让宗教成为社会良好道德的源泉,而避免使其形成规范观念的冲突最后导致成文化冲突,中国的宗教文化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宗教道德作用的利弊转化是有条件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制约宗教弊端的思想因素,“兼容并包为中国两三千年来之传统教化”[4],其它如中道、务实等,再加上世俗政治制度的制约,因此虽时而会冒出一些有关宗教的极端主张来,但在总体上是彼此间平和而圆融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东汉起就开始形成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在三教合一的提倡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中宗教道德的兼容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彼此的分歧后来似乎被理解为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性质。这种溶合到唐宋以后则势头愈来愈大,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股主流[5]。它最大限度地发扬了宗教在构成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利而避免其可能产生的弊。唐宋以降的社会道德体系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主,由儒、道、释三家道德约束规范所混杂构筑的。这种异中有同、分中有合,虽在话语表述上各树旗帜,又能避免根本冲突的道德体系由于能顾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覆盖城乡的每个角落,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子一个道德体系不仅使得中国社会避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困扰,还为文化融合树立了典范,所以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借鉴的历史传统。
  以三教合一为基干和范本,中国古代又渐渐发展出一种以宗教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三教为核心,把传人中土的其它宗教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成为多宗教的文化熔炉。如传进来的摩尼教。袄教、景教,无不打上了佛。道、释的烙印,包括词句经文、建筑、法器、仪轨、甚至冒用佛名,儒家的忠孝节义也是必不能少的内容。反过来也使佛、道等主体宗教通过某种变通的形式接纳了它们。如宋代的官方也将摩尼教祠中“系素食之神,不碍祀典者,移其神于寺舍”[6],即以遵守“不杀生”的戒条为前提,让佛教接纳一些在民间有影响的其它宗教信仰偶象。第二,是上述三教与各种民间信仰的结合。正如许多民间宗教的研究论著所证明,几乎所有的地方崇拜都多多少少的包含着佛、道、儒三家的内容。如佛与菩萨进了民间崇拜的行列,民间崇拜的神祗也进入了佛寺。后者自汉魏起,就不断有佛教收伏民间淫祀杂神而列供于佛寺的故事,在唐代已蔚然成风[7]。在《百丈清规》中也把“护法护人”的“伽兰十地”规定为禅堂“念清净法身。的对象。随着三教合一倾向的发展,两宋以降这种情况愈见普遍。还如清代泉州“有寺名日‘龟山’,中奉陶贾人。陶有德于泉,故泉人祀”[8]。同时青浦县的一个叫朱家角小镇上,“里中慈门寺,禅宗也,像有雷祖;大悲庵,僧寺也,后供俗所称照天侯;长生庵,姏尼也,中奉纯阳祖师”[9]。在实际生活中,佛寺接受民间杂神作为偶象崇拜的对象就意味着对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吸收。由于这三教是全国性的,而民间信仰基本上是地方性的,所以这又体现了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第三,以多源宗教与地方宗教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宗教体,既使地方宗教由此纳入了全国性大宗教的体系内,且由于其中有的宗教因子来自于国外,这样使中外文化之间又多了一重纽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后来被称为阿吒力教的云南地区密宗。滇密既包含本地的崇拜,又有佛、道、儒的内容。佛教中不仅有来自中土的成分,也有直接来自印度的成分。如南诏及以后的史料中还提到一些名僧,如张子辰、无言和尚、段阿阁梨、杨法律、王左梨、董迦罗等。他们都是本地人,都是密僧,其中有些人有受到过中原或印度的影响[10]。又如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尊约于南宋初期制作的大理国大日如来像的像腔内,镌有汉文书写的施主张兴明发愿文,还有梵汉合体的咒语[11]。后者之形极象道教中的符。如此云南的阿吒力教就成了多宗教、多文化的又一结合点[12],对后来滇黔神话则多出白僧侣[13]也不无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多宗教多文化的结合构架,表现了很高的宽容度与和合力,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当然是十分有利的。
  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角度讲,首先是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并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一个全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道德诉求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不是彼此排斥,互相对抗,不同的道德话语和概念之间能够交流与沟通,可以说中国古代佛、道、儒等多宗教的和合正是先在道德观念一致起来以后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宗教在现在乃至今后的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存在,所以在这个道德体系中有着宗教的成分也是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换言之,在当今以后的社会里,宗教道德也是社会道德的难以或缺的一种构成,这是不想承认也得承认,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宗教道德及其和合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将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建立一个现代的和谐社会,也需要将各种道德标准趋向一致,构成一个新的道德体系。与古代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社会道德体系不同,形成现代中国社会道德体系至少增加二点内容。第一,它是一个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总的命名的道德体系,从而跟我们国家体制的性质相一致,并因此具备它的合法性;第二,它必须与时俱进地增进新的道德成分,如伊斯兰教的道德观念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诸如自由民主等道德观念。这就象给一个交响乐团再增添新的乐部与乐器,也就是说它会有更大更复杂的内容。
  ;对于第一点而言,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这是因为我们建设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共产主义是结合中国社会实践的共产主义。以“三个代表”理论为基础,我们构筑的现代中国的道德体系可以是两者的结合,即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与指导原则,以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具体行为,前者是纲,后者是目。最显而易见的若以“亳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境界的话,已经可以囊括诸如佛教菩萨精神等宗教道德了。其它还如佛教所提倡的爱护生命、不打妄语、节制欲望、反对浪费等等都可以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指南,至少在佛教徒中间可以通过宗教信仰来强化这些道德规范,并由此可以促成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其它宗教亦可依此类推。由此聚成的道德体系中心可以提倡三个“贵”,一是“和为贵”:二是“民为贵”;三是生命为贵,即“天地之大德日生”。不仅如此,还要说“卫生保命,人兽不殊”[14]等等。这些都是儒道释三家的共同精神,可以视作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精华部分,却又都可以用现代话语进行阐释,进行接轨。如和谐社会、人民利益至上、生存权、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等,皆能够与上述三个“贵”衔接起来,统一话语,相应说明。
  就第二点来说,可以通过历史上的佛、道教为范例,以接受上述第一点中的最高道德原则为条件,来换得宗教道德话语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权利。其实在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是这么做了。在新的形势下,问题是一要对这种做法公开地予以肯定,让执政方与宗教方形成共识,并向世人宣告这种共识。尤其是非传统宗教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绝对不能让它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凌驾于其它宗教的道德标准之上,当然更不能置于总原则之上,否则不予合法登记;二是要把更多更广的道德行为吸纳到新时期道德总体系里面来,留在体制外的道德话语越少,社会中不和谐的声音也就会越少。三是要明确地划出各种道德话语的适用范围,那些是通用的,那些是专给特殊群体的,给各宗教团体成员自身的,以及最高道德原则与具体道德原则的关系等等,进行系统整合。当然此非易事,就象要把许许多多子系统合成一个航天飞船大系统一样,和谐是需要不断地互相调整与磨合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古代以佛、道、儒结合为主干多宗教、多文化融合的结构形成,作为一种智慧与经验的借鉴,足以供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作参考。
  总而言之,既然宗教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部分,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所以现代道德体系的形成必须有宗教参与,否则这个体系是不完全的,也不会是最有力的。而中国二千年历史的经验表明,建树一个包含宗教道德准则的全社会道德体系不仅能够做得到,而且又是压制消解任何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最好方式。由于这样的模式与其它文化显然有别,因此将其表述话语和构建程序现代化后,也可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以宗教宽容共处为主导的文化融合体系,一种促进和谐的“软实力”。这在面对西方一些人所鼓吹的某些普世原则也应该有用的,因为那些所谓的普世精神,其实也是从单一的宗教中发挥出来的,中间隐藏着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底蕴。
  注释
  [1]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第一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王阳明全集》卷九《谏迎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3]《陆九渊集》卷十五《与陶赞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页。
  [4]许思园《中国哲学论》,载《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1997年版第29页。
  [5]参见拙文《论“三教”到“三教合一”》,载《历史教学》2002_年第十一期,及《试说“三教合一”的不同层面》,载《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痛治传习事魔等人”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7页。文中魔教所事“白佛”,其实就是摩尼教,不过当时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民间崇拜。
  [7]参见拙义《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一fgn》,载《唐研究》第二卷(1996)。
  [8]《重建龟山寺记》,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9]《珠里小志》卷十八“释道异教”条。
  [10]关于当地人为世袭密僧的状况,可参见张锡禄《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叱力》,载《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
  [11]杭侃《大理国大日如来鎏金铜佛像》,载《文物》1999年第七期。
  [12]参见拙著《汉传密教》第十六章《滇密源流之探索》。学林出版杜)999年版。
  [13]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四,中华书局1 962年版第178页。
  [14]《南齐书》卷四十《竞陵王萧子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