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7年第3期

黄檗禅学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刘泽亮

  黄檗希运(?—855年),闽人,是南宗禅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一位禅学宗师。他的以《传心法要》、《宛陵录》为代表的禅学思想,是继《肇论》、《大乘起信论》之后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座理论丰碑,对中国禅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檗所处的时代,从历史背景而言,是唐朝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从文化背景而言,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分化与变异)、“寻找新的人文主义”的时代间隙,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出现类似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异动的必然性。
  一、黄檗禅哲学智慧
  大致说来,黄檗禅学的哲学智慧包括四个层面。生佛不二的心性智慧,是黄檗禅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黄檗希运《传心法要》,以直探心源、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的鲜明特色享誉禅林,是禅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它所蕴含的心佛不二的整体智慧,般若直观的禅悟智慧,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自由自在的解脱智慧,对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形成发展以深远影响。希运圆寂后被唐宣宗李忱谥为“断际禅师”,享有极高的地位,后世更视其为临济宗初祖,尊称“运祖”。明末清初,由其宗嗣福建黄檗山隐元隆琦(1592—1673)传人日本,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在日本与临济、曹洞角立的三大禅宗宗派之一,至今不衰。黄檗希运的历史影响及其禅学智慧的现代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禅宗思想发展,建构现代新型文化必须加以抉幽发微的宝贵精神资粮。黄檗希运所力侣的“即心是佛”、生佛不二的心性智慧,是其整个禅学理论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在这个理论宗纲之下,他对心体进行了翔实而充分的论证和透彻完整的诠释,是中唐以来禅宗本体论思想的总结。
  黄檗般若直观的禅悟智慧,重在解决思维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般若直观”,“般若”,梵语音译,意译即智慧,佛教用来指如实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表示它和一般智慧的不同,故用音译,属五种不翻中的“多含不翻”,大乘佛教称之为“诸佛之母”。“直观”是指没有时间性、过程性的对自性自心的整体洞察,它既具有生动性、具体性和直接性,又具有主动性、自觉性、能动性,同时还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体性、无过程性等特质。禅宗追求“一路向上,千圣不传。的“第一义”。认为佛祖是对佛法的直接整体体验,禅师们也应当直接、整体地去体验,语言文字无法刻划、表述和说明这种体验。这就是禅宗所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国佛学从东晋以来即有着“教外”的倾向,如慧远“至极以不变为性,成佛以体极为宗”(《高僧传·慧远传》);僧肇说涅盘境界“不可以刑名得,不可以有心知”(《涅槃无名论》);道生说“一阐提皆能成佛”的顿悟成佛说,都是以体证佛法究竟为归趋的。但从总的状况而言,中国佛教仍然是在佛经中索觅佛法。自达摩始,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以至慧能,均以四卷《楞伽》印心,递相传授。从理论渊源而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宗旨,正是始源于四卷《楞伽》中的“宗通”“说通”之分:“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楞伽经》卷四)然尽管他们将“宗通。视为究竟,毕竟也还是“宗说俱通。框架内的究竟。真正将“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作为旗帜的,是马祖门下三大土之一的南泉普愿(据《释门正统》),他鲜明地将“宗通”与“说通”对立起来,以“宗通”取代了“宗说俱通”。黄檗希运曾从南泉普愿问学,他继承其师的智慧,强调般若直观是通向开悟之路。他说:“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黄檗希运的禅悟智慧是对慧能以来曹溪禅悟说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承袭了马祖门下宗风。撮要言之,大致体现在离相无求、直下担当和无心是道等几个方面。
  黄檗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重在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传释,一般称“诠释”,但诠释往往只涉及到传释者而未兼顾到受传释者。这里所谓“传释”,是试图兼及传释者和受传释者之间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叶维廉先生以此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而创有“传释学。(参阅叶维廉《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我这里将它移植过来,借以指谓黄檗禅学语势兼用、说不可说的传禅发机活动。禅宗主张“第一义”不可说,因为一旦落入言诠,就陷入了“第二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涅槃无名论》)。语言的道路隔绝不通,思维活动的所在寂灭。也就是说,禅悟是一种直觉活动,不可能通过语言思维而取得。“理明则言语道断,旨会则心行处灭。”(《五灯会元》卷二<玄觉视禅师>)所明了的佛理非言语所能表达,对宗旨的契悟不是由思维所得。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虽说“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著一字”,然四次结集,毕竟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佛说经典;自达摩始的历代祖师,或持传《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刚》,而且各有语录文字见世。如何超克这一矛盾,在不可说中说,通过说不可说之说传释自己的禅体验,唤起他人的禅体验,这是禅宗的主题,也是哲学的主题。黄檗禅学认为,“终日说何曾说”(传释者),“终日闻何曾闻”(受传释者)。他承传南宗禅的传释方式,借鉴庄子巧说的方法,创造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传释体系,撮要言之,有机锋棒喝、说不可说等几个方面,体现了其独特的传释智慧。
  自由自在的解脱智慧,是黄檗禅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开悟之后的世界是自由无碍的世界。“你的镣铐自会进裂,蓓蕾也会开放鲜花”(泰戈尔语)。黄檗在禅宗解脱境界观上的杰出智慧,在于将禅那的境界,推扩于“一切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之中,变而为生命的究竟自在、一切如如的禅宗之禅的意义。只要“息虑”、“不著”、“不执”、“直下无心”,“心境双忘”、任心之纯然,当下领悟此“本源清净心”,则可“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成一“自由人”。
  二、黄檗禅哲学与现代社会文明
  黄檗禅学的卓越智慧,对现代社会文明具有重要的批导作用。现代社会,随着文明科技的发展,物资的充裕,不少的病态亦从而孳生,如紧张、功利、自私、执着、暴力等,急需要如清泉般的禅来洗涤大众的心灵。佛教禅学。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已经十分古老,但它的思想却绝不古老。它对人生的洞见。对宇宙的洞见仍可适用于今日而且有力量、有光辉”(霍韬晦《佛教的现代智慧·自序》,香港佛教法住学会出版)。黄檗禅学也是如此。
  当今社会,随着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现代化的负面性日渐呈露: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文淡泊,道德危机,社会心态失衡。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无法救治人的异化和诸多社会疾病。二十一世纪是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危险的世纪”。不仅发展中国家问题重重,即便发达国家也危机四伏。现代社会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精神空虚和道德低落。精神之所以空虚,是由于我们精神的向上一路被横空截断了。这向上的一条通路,曾是我们心灵的天窗,可是却被现代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乌云所遮蔽,使我们的心灵明鉴之光黯然失色。道德的低落,是由于我们的是非标准被粉碎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崇拜金钱万能。当金钱变得万能时,道德也就自然无能了。
  为了对治这种病象,必须找出产生这些病象的根源,才能因病施药。教育功能的失职,即只有专业知识的传授,没有德性精神的历炼;家庭关系的淡薄,单亲家庭导致家庭制度的破裂,单身贵族导致了家庭制度的破产。社会上,全是以智相斗的强人,回到家庭,却没有一个安乐的窝;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果关系的混淆:行善得恶,作恶报善。价值观念的颠倒:有操守者不受重视,无品德者反能哗众取宠。
  如何保持工业文明与自然、个体、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黄檗禅学所蕴涵的卓越智慧,超迈时空,会通现代哲人的心智,成为我们今天回应宇宙、人生问题挑战的宝贵精神资粮,成为我们今天批导、完善现代文化的重要思想理据。具体来说,可厘为四个层面:
  1、心性智慧。正如霍韬晦在《世界文化向佛教的回归--为“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而作》(载香港《法灯》1994年12月1日)所言,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使人享受到对自然征服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由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也产生了大量的后遗症,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人类似乎步入了一个怪圈:成就愈大,危机愈重。黄檗禅学认为,人心本自清净光明,而世间的人却黯蔽多障。在这样的局限下,人要能把视野推扩到自身以外的人和世界,树立整体的眼光,长远的视野,培育超越主客对立的终极关怀,将世界万物与自己视为一体,方能为人类的安居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可以说,从这一层面而言,黄檗禅学为我们解决生存危机提供了不可缺失的精神资源,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重要精神凭藉。
  2、禅悟智慧。西方文化五百年的发展,不断地把理性引向现象层次和经验知识,缺乏甚至拒绝对人自身的反省探求;现代社会学、心理学也是在科学的导引之下,只观察人的现象,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开出人类世界的光明面,反而将本能、私欲、盲目的“自我”视为人的本质,把原来囚缚在人心中的原始欲望和许多丑恶释放出来,并赋予合法地位。在科技力量的统御之下,人类如果不能加强反省内求,修养智慧,如此下去,将会走向自我毁灭。现代西方社会的诸多病态即是最为清晰的昭示。黄檗禅学倡导向内反求,直下承当、亲证般若,这种“转识成智”的禅悟智慧,能使我们反观生命的源泉,追溯生命的意义,在迷惘之中洞彻、体证“真我”。
  3、传释智慧。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基,但事实上法制不与道德结合,把人固定在一个条文的世界作平面处理,使人失去了自律精神;资本主义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价值由市场决定,更强化和助长了这种自私的人性论,造成了人我关系的隔阂和疏离,人与人之间犹如萨特所说,树立着一堵永难跨越的“墙”。生活在这种无助无缘、独行孤往社会中的人,倍感孤独与焦虑之困扰。黄檗禅学委婉的诠解疏释、凌厉的机锋棒喝,无疑对沉溺于膨胀自我欲望、追逐物欲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憾;以多层面的传释智慧,唤醒、激发自我的信心,化解人我疏离,使人“心心不异”、心心相应,解脱苦恼,重新省悟真实的自我,端正生命方向,导引生命航途。
  4、解脱智慧。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由背叛上帝、否定上帝开始的文艺复兴,经过了十七世纪理性的奠基,十八世纪对人类社会及政治制度的思考,再经过十九世纪实证科学的发展,工具理性极度膨胀,成为主宰人类精神的力量。时至今日,如何摆脱科技的控御而获得自由,成为人类面临的新的精神困境。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使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现代人面对无边压力,无边烦恼:家庭、事业、感情、自我……,无处化解,也无处倾诉。黄檗禅学卓越的解脱智慧所绽放的璀璨光华,无疑为寻找个人立足的空间,消除郁结,安立身心,重开生命之门映现了曙光。“听一声,如其所如而听之;见一色,如其所如而见之,无取舍,无将迎,无怨无恨,无贪无嗔”(荆山《山居》,载香港《法灯》1994年12月1日第三版),则可获得生命的喜悦。
  总之,黄檗禅学所蕴含的心性智慧、禅悟智慧、传释智慧、解脱智慧,对当今社会“转识成智”、寻求启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霍韬晦先生所言:“智慧代表着人对他自己的各种活动的反省,由此而透出的一种慧识、一种洞见,使人自知其活动的意义,一方面又能超出其活动以达成人生更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升进,即靠智慧推动、靠智慧选取,而智慧是由反省得来:一切宗教、一切哲学都有反省意味。由此我们区分知识与智慧:知识内在于每一知识领域内,智慧则超临于知识世界之上,俯视其发展方向以提点之,随时作出新的启发”(霍韬晦《佛教的现代智慧·自序》,香港佛教法住学会出版)。
  从历史上看,黄檗禅学对晚唐社会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今天,我们重新拈提和抉发黄檗智慧,可以预见,它必将在解决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宇宙、社会、人生问题,提升精神境界,转识成智,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进步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黄檗禅学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当然,黄檗禅哲学也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肯定它的超时空性以及对今天社会的启示作用,并不意味着黄檗禅就是现代的。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民族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某些劣根性,如对心体作用的过份夸大,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漠视,如对虚幻的自由感的满足,如此等等。我们必须首先对这类问题在理论中予以重视,在实践中寻找对治、超克的方法。从历史辩证继承的方法论角度来说,即便是黄檗禅哲学中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蕴的启示,我们也还不能直接地将黄檗禅哲学当作现成的、甚至唯一的救世良方。这些,当是我们在回味和思考黄檗禅哲学与当代社会时应当予以深刻关注和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成果“NC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