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7年第3期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佛寺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褚潇白、王媛、薛达元

  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作用。本文针对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佛寺文化展开讨论,主要从植物与佛教的历史渊源、佛寺文化对于植物保护机制的分析以及危机现状的分析三个方面展现作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一部分的傣族佛寺文化对于植物多样性的贡献。提出利用傣族佛寺文化对于植物多样性进行就地保护的建议。
  现代化似乎总是想要推翻历史过程中人们所创造的本土财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由于自身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科学”话语,而被认为是迷信,落后,不开化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历代生活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族群,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同自然的和谐共处过程中,创造了适合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传统文化知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①,文化中包含了隐藏在宗教信仰,仪式,习惯法,生活习惯,观念中的多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元素,千百年来的传承已经将这些文化深入到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维系了当地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中可资借鉴的元素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当地人民,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国际上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知识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我国参与制订并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的第8条(j)款中“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惠益……”同时,在履行公约义务上,特别提及“与当地居民合作,修复和恢复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恢复,在当地居民和社区的参与下,尊重、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知识”。
  本文是2006年8月,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研究报告。在调查过程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同时联系民族植物学,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将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内容上,本文主要关注傣族佛寺文化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主要针对西双版纳傣族的佛教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渊源,作用形式、机制,以及现状进行研究,从而为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傣族概况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傣族人口1158989人。云南境内的傣族,由于分布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阶段不同,受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的不同,历史的迁徙路线不同,形成了9个支系⑦。傣族虽然有多种宗教信仰,但只有少部分人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等宗教。傣族的佛寺文化已经成为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1、植物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在探讨佛寺文化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之前,有必要简单了解当地的植物与佛教之间的历史渊源。
  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已有很长的历史,根据民间保存的傣文资料认为是公元前3、4世纪传人西双版纳③。时至今日,差不多在西双版纳每个傣族自然村寨都有佛寺。作为佛教建筑主体的佛寺成为信仰行为的主要发生地,而建立佛寺除了佛像(敬奉对象)与和尚(宗教职业者)之外,还需要种植与佛教有关的植物(信仰行为载体)。据研究,与宗教有关的植物有91种④。许再富等人⑤将其分为三类:佛教礼仪植物:赕佛活动的植物;庭院美化植物。
  菩提树(Ficus religiosa)、高榕(Ficus altissima)、 贝叶棕(Cpryphaumbraculifera)、铁刀木(Musus ferrea)和莲花(Nelumbo nucifera)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礼仪植物。在独特的“贝叶文化”中,按西双版纳傣泐文经书《二十八代佛出世记》的记载,傣族认为共有28代佛主,而且每位佛主都有“成佛”的树,这些树被称为佛主植物。最后一代佛主释迦牟尼因在菩提树下成佛,所以他的“成佛。树是菩提树。其他佛主成道的树还有毗黎勒(Terinalia bellirica)、猫尾木(Dolichandrone caUdafelina)、聚果榕(Ficus racemosa),高榕和云南石梓(Gmelina arborea)等。据傣文佛经介绍,佛主释迦牟尼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都与植物连在一起:他降生于他的外婆家花园里的一株无忧花(Saraca sp.)树下,成佛于一株菩提树(Ficus religiosa)下和圆寂于两株娑罗双(Shorea sp.)树下⑥。这样,佛教便和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赕佛仪式上需要利用一些植物,包括赕佛的鲜花如文殊兰(Cirnumasjaticum)、莲花(Nelumbo nucifera)、黄姜花(Hedychium coronerrium)等,水果如槟榔(Areca cathecu)、香蕉(Musanana)等。植物除直接用于赕佛之外,许多赕佛物品也先需要用植物进行处理,如赕佛的食物需要用红木(Bixa orellana),布料要用草棉(Gossypium berbaceum)手工织成,需要用窄叶巴戟(Morindaangustifolia) 和栀枝花(Gardeniajasminoides)等植物所含的色素染色⑦。
  庭园美化植物。傣族佛寺的庭园中还栽培了许多观赏植物用于美化佛寺环境,如叶子花(Bougainvillea spectabills)、美人蕉(Canna indica)、变叶木(Codioeumvafiegatum)等。
  2、佛寺文化对植物保护的作用机制
  佛经中的植物文化在千百年的潜移默化中,早巳深入到当地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因此,那种不需要强加外力而就存在的对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观念和与植物同生共存的思想,更加值得处在现代化焦虑中的环境保护人士来思考和借鉴。
  3、佛教心理层面的教化与教义层面的约束
  观念上,佛教本身就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杀生”,且又随遇而安,把植物看作人类的朋友。傣族佛教在经书里教导信徒说“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地,没有田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无法生存”。在这一链条中,人位于最末端,从而让佛教信徒们去认识森林对人类的重要性,引导傣族去热爱森林,保护植物。
  由佛教教义转化而来的民间法规也有约束作用。成佛树在傣族人心目中具有真实的佛性,需要严格保护。民谚说:“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伐菩提树”。⑧民间不仅有这样谚语性质的道德律令,在法律中还明确规定:“砍伐菩提树”与破坏缅寺、杀害僧侣一样要“判处死刑,其子女要罚为寺奴”。人们一旦发现菩提树苗,都会主动为它围棚、堆石,防止牲畜碰撞损害。傣族人不仅保护自然生长的菩提树,还养成了栽培菩提树的习惯。在歌谣中,人们唱道:“吉祥的树哟,圣洁的树,我们不愿让你长在高山深沟,我们要把你栽在寨边路旁,愿你在傣家人居住的地方茂盛生长……”
  依照宗教人类学的观点,信仰与行为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即信仰能够激发某种行为(行动或仪式),同时行为也是灌输信仰和价值观的有效手段。
  4、植物传入也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
  西双版纳现有的许多植物物种如菩提树(Ficus religosa)、高榕(FUCUSaltissima)、贝叶棕(Cortyphaumbraculifera)等都是在佛教影响下传人的⑨。佛家本身对于这些植物的重视以及其悠久的历史,使得这些植物早已打上了宗教的印记,因此,他们已经成为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的象征。宗教不但给他们的传播创造了机会也为他们开辟了独有的小型“自然保护区”。
  生物物种的传人一般会有多种因素,包含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种,佛教的传人导致的引种并没有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反却使得当地的植物多样性更加丰富。生态位以及每个生态位上的植物的增多必将加强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同时,这也证明了,文化与传统知识对于物种与生态系统而言是两相促进的。这是依靠传统文化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型案例之一。而且,这种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当地人的一种心灵归属,爱植物,种植物,利用植物,保护植物的观念早巳成为傣族人文化心理的基调。
  5、在利用中保护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现今关于发展的主要倡导主题,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⑩。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因此,在利用中求发展才是真正根本的发展。正如植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样,植物在有人类生活的世界中也必然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繁殖下去,不至于灭绝。无孔不入的人类慧眼不断发掘着自然物种的各种用途,将其转化为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文化的利益。有些观点认为只要人类认识到一个物种的价值,就必然会对其造成灭顶之灾。其实不然,只有利用才能更好的保护。西双版纳傣族对于植物的利用,尤其是在佛教活动中的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人民对于植物的使用之广泛深入并未给当地的植物带来灾难。相反。为了植物在这个自然与人的不断磨合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世界中的生存提供了契机。
  据统计,西双版纳的植物与佛教活动密切相关的有100种以上,91种植物在佛寺庭园中得到了恢复,而且多数栽培在佛寺庭园中。佛寺文化对于植物的使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经书:傣族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贝叶经”,这种写在贝叶棕叶子上的独特经书为载体的。佛寺文化将贝叶棕引入西双版纳,又给了它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承载了傣族千百年文字文化的重担。从此,贝叶棕为傣族人民献出自己的叶子,也因此受到傣族人民的顶礼膜拜。
  (2)寺庙建筑:傣族的佛寺高大、金碧辉煌,其建筑风格主要是由“凤凰展翅”的干栏式民居“竹楼”演化而来的。建盖佛寺需要特殊的木材,如柏木(Tectona grandis)、毛麻栋(Chukrasiatabularis Var.velutina)、云南石梓(Gmelinaarborea)和山白兰(Paramicheliabaillonii)等笔直、坚硬、抗虫蛀的木料。佛寺里的各种木雕菩萨、神兽、神器都要选用不变形、不翘不裂的柚木、云南石梓和树菠萝(Artocarpus heterophylla)等的木材。
  (3)佛教用品。赕佛是年节时要到佛寺中举行的一种隆重的仪式,届时将会听佛爷讲经并且滴水。傣族赕佛点的佛灯用特殊的木本植物如铁力木(Mesuaferrea)和石栗(Aleurites moluccana)的种子油。小男孩当和尚和僧侣的级别晋升,以及为淋浴佛用的香料植物云南樟,(Cinnamomum glanduliferum)、僧侣淋浴用的“圣水” 原料植物蒲桃(Syzygiumjambos)和蛇藤(Acacia pennata)等“神木”、“神豆”和“仙草”所煮成或浸出的“圣水”沐浴。赕佛的贡品中有槟榔(Areca catechu,古代西双版纳曾以槟榔作为货币)、香蕉(Musa nana)、芭蕉(M.sapientum)等水果和莲花(Nelumbonucifera)、睡莲(Nymphaea lotus)、文殊兰(Crinum asiaticum var.sinicum)、黄姜花(Hedychium chrysoleucum)等花卉,以及用金纸剪成的菩提树叶片等。赕佛的食物和物品要分别用红木(Bixaorellana)、栀枝花(Gardenia sootepense)的花果和窄叶巴戟(Morinda officinalis)的根所提炼的色素染成红色、黄色和橙色,而僧侣的袈裟则要用巴戟天的色素染成黄色。此外佛教活动还涉及许多植物,如贝叶棕和构树等植物(Broussonetiapapyrifera)。
  6、就地保护的典范
  西双版纳全州共有558座佛寺,150座佛塔。佛寺周围许多按照宗教仪轨种植的植物,造成了对于许多物种的就地保护,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傣族家庭都栽种了多种植物,通常具有观赏价值,食用价值或具有宗教意义。这些傣族家庭的私有园林是佛寺庭院的延伸,体现了植物已完全融傣族人民的生活。
  西双版纳佛寺庭院栽培的植物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外来植物,而且其中一些是佛寺内栽培的宗教植物,这些植物的引入和传播又与宗教文化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植物,加上庭院内其它野生、半野生植物,以及佛寺周围的、被群众自发保护的树林,或者佛寺以外作为“寺产”的树林、草地,共同构成“宗教植物园。。
  傣族人对于植物的热爱很大部分来源于佛寺文化的影响,这些植物具有特别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菩提树和大青树都属于榕树类,它们是热带雨林中能够为众多其它生物提供独特生态位的关键树种。大型榕树的存在,为;众多的附生植物、攀援植物提供了生长环境,同时又为鸟类等动物提供了食物资源和栖息地。铁力木种子含油率极高,历史上,它一直是点亮傣族人家和佛家的油料提供者。槟榔树所生出的槟榔是傣族人喜欢的食品,还是他们用来给牙齿染色的材料。牙齿染色和纹身是傣族人历史上和其他民族重要区分手段。而贝叶棕单以造就了傣族“贝叶文化”这一事实就足够成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树种了。
  由于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或生态习性等都符合人的审美要求,它们被人格化,成为人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敬仰崇拜的寄寓物,甚至气味、味道、色彩等都会通过人的嗅觉、味觉、视觉而引起综合的感觉联想,从而形成吉祥礼仪植物、民俗风情植物、象征表意植物等。
  7、讨论
  对于傣族传统信仰保护西双版纳植物多样性已经有过探讨。傣族文化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很多层次,宗教信仰只是其中之一。即使在宗教信仰层面上,既有原始宗教层面的,也有佛教层面的,还有其他宗教层面的。所以,傣族的信仰并非单一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而是具有多样性的。即使被普通认为是上座部佛教信仰的集体或者个人,也往往混杂了原始宗教信仰的诸多成分。
  本文着意将傣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垄林。保护,与其他宗教相关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区别开来,从而专注于南传上座佛教文化对于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意义。
  佛寺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另外一个功能,也是少有研究者注意的,就是教育和传承功能。目前,各种外来文化的传人带来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调查中发现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很难兼顾二者。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当地孩子既能够学到教科书上的知识,又能够继续传承佛寺文化中的传统知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所得到的,能够对当地生物多样性起到保护作用的知识都是以佛寺文化为基础的,而傣族人民作为文化的拥有者,担负着将其传承下去的重担。然而现在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如果佛寺文化变得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很难说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还会继续下去。因此,有必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现在许多学者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观点的另外一种阐释,即文化多样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又重新反作用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所以,需要利用佛寺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提供教育和管理资源,降低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本,宣传保护意识,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佛教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为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将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从佛教中引入乡土教材之中。
  傣族的佛寺文化与当地生态环境,以及植物文化之间的关系,早已超出我们可以加以明确界定的范围。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对于生态环境的适应,从客位的角度是很难达到完全的认识的,我们只有做好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认清其作用和机制,从而寻找更好的保护手段。
  关于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很多,然而,或许有此疑问,即是否将少数民族的生态观念公开出来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不可逆的后果。事实上,只要方法得当,发掘利用少数民族生态智慧去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不会损伤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也不会打乱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于传统知识的分享,最终会引导人类均衡的利用地球上的自然生态资源。正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言,“由此等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惠益”。在这样的文化多元背景下,无须对自然生态系统加以特意的维护,也能达到生态维护的效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尊重传统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褚潇白 (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薛达元(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