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7年第3期

赵孟頫的佛教因缘(下)

何欢欢

  2、亲情之悲
  写《承教帖》时的赵孟頫已经年过半百,20余年的官宦生涯早巳看透,无奈的是大元王朝不肯放弃这位名满四海的大书法家。就在给中峰和尚写完《承教帖》的第二年,赵孟頫又不得不应召赴京任翰林侍读学土。令赵氏一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趟京城之行,竟然使赵孟頫遭遇了人生的重大痛苦--“老年丧子”:20多岁的长子赵亮在随父进京途中由于旅途劳顿,水土不服,在到达大都后不久就不幸病逝。仕途的腾达顺遂,远不能弥补长子早逝所带来的痛苦。
  赵孟頫在写给中峰和尚的《长儿帖》中如此诉说自己的伤痛之情:“数千里之外,罹此荼毒,哀痛难胜”。“虚名所累至此”。长子赵亮的逝世使得赵孟頫更加看清了为官的枷锁。“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哭泣之馀,目为主昏,吾师闻之政堪一笑耳。”这些话显示出此时的赵孟頫虽研习佛法,了知人世之生死因果一切皆为虚幻,然而面对长儿之死,实在无法抑制内心之哀痛,故哭至目昏。但基于对“往生”的甚深信念,赵孟頫仍于哀毁之中为其子写《金刚经》一卷,请中峰和尚为之转经得度,希望能够有福于长子。
  然而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了赵孟頫的身上,几乎是相同的原因,皇庆二年(1313)赵孟頫痛失幼女,“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这一次对于赵孟頫夫妇的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虽知死生分定,去来常事,然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兼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赵孟頫把中峰和尚看作是唯一可以帮助缓解人生中重大痛苦的人,他相信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认为通过抄写佛经、请大师为亡人超度,可以减轻女儿的痛苦,让她早日往生。“近写《金刚经》一卷……甚望师父一来,为亡女说法,使之超脱,伏惟仁者慈悲,惠然肯临,幸甚。”(《幼女帖》)佛教对于赵孟頫来说已是生命之不可或缺的依托,赵与佛教的因缘由儿、女的相继过世而愈加深厚。可以说仕途的不如意使得赵孟頫走到了佛陀的身边,开始了寻求心灵安宁的道路:而家庭的变故则使他深入信仰佛法的奥义,探索人生的解脱之路,这在后来管道升亡故之后更加明显的表现在赵孟頫对中峰和尚的诉说中。
  经历生死离别之后的赵孟頫越来越迫切地希望通过学佛来抵消心中的痛楚与不安:“虽时蒙提诲,以道消息;然学道未有所见,亦未能释然,要亦念起便消,皆吾师之赐也。”佛法是如此博大精深,岂能一蹴而就,赵孟頫悉心向佛,却唯恐学道有所偏差,而盼望中峰和尚能时时提点,只要一有机会,赵孟頫便想当面求教,“秋间专伺尊临,或孟頫往杭州,又得相报也。”(《亡女帖》)赵对中峰的依赖、信仰日益深厚。
  延佑六年(1319),夫人管道升病逝于临清舟中,赵孟頫一下子失去了生命的另一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中峰和尚写了5封信,以期中峰能以佛法的奥义帮助自己度过亲人离散这一难关。
  “孟頫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如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年过耳顺,罹此茶毒。”管道升生前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孟頫为了了却爱妻遗愿,言辞恳切地请求中峰和尚下山为其超度,“老妻无恙时,曾有普渡之愿,吾师亦已允许,孟頫欲因此缘事,以资超度,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又闻道体颇苦渴疾,不知能为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为一来,存殁拜德,不可思议。”(《南还帖》)只有佛法的的慈悲才能缓解赵孟頫对妻子的思念和丧妻的哀痛。赵孟頫与佛教的因缘因妻子的病故又加深了一层。
  虽然中峰和尚因病不能亲自为管道升下山超度,但赵孟頫对中峰和尚的信任丝毫未减,对于中峰和尚“远遣师德赐以法语,又重以悼章又加以祭文”表示万分感谢,“蒙殁存感激,不知将何上报师恩”。这是对佛法和僧人的最虔诚的信仰。赵孟頫还深信“虽亡者妾身已灭,然我师精神之所感通,尚不能无望於慈悲拯拔,俾证菩提,此则区区大愿。”(《醉梦帖》)凡是有关管道升的超度之事,还是要件件告之,并与其商量,“又先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满拟和上一到东衡,为了此缘,今既不然,只得请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上亦已为然耶。”;(《入城帖》)
  也许是出于对中峰和尚的万分信赖,赵孟頫始终觉得只有中峰和尚亲自来为亡妻做法超度,才能安慰管道升的在天之灵。所以,两个月后赵孟頫又以恳切哀婉之言辞说道:“惟师父慈悲必肯为弟子一来。若蒙以他故见拒,则是师父于亡妻,不复有慈悲之念,而有生死之异也。”(《丹药帖》)从赵孟頫措辞之直截与恳切,可以看出他与中峰和尚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佛法在赵孟頫心中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内化为对生命的重要信仰。
  管道升逝世过去半年,赵孟頫还是“痛犹未定”,日日盼望“师父一临,以慰存没之心耳。”赵孟頫也非常理解中峰的难处,“今蒙谕以病恼之故,弟子岂敢复有所请,赐教普度榜文,情旨仰见慈悲。”(《两书帖》)只能依靠书信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情,靠佛学的超然出世来理解不可理解的生死之隔。
  在管道升病故一周年之际,赵孟頫请“千江庵主主持”超度仪式,但是他仍想望中峰和尚能够“就山中默加观想,庶使无情、有情及亡者,俱获超度。”(《尘事帖》)对佛法的信仰至于此确实是难得,赵孟頫的深切哀痛之情也许只有通过超度亡灵才能得到少许宽慰。
  又到了管道升的忌日,中峰和尚为管夫人安排了一系列佛事,赵孟頫深感欣慰,对中峰和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所有斋仪之惠,孟頫寻常蒙老师哀怜,拜赐不一而足。今若又拜受,实是惶愧……”(《先妻帖》)赵孟頫笃信佛教—以贯之,而对僧人尤为敬重,实属不易。
  妻丧子亡的悲哀促使赵孟頫进一步寻求佛法的解脱,在教义与仪式的双重安慰下,赵孟頫对中峰所宣扬的临济禅宗思想实现了完全的崇信,“悯群生之迷途,道佛境之极乐”确是由衷之言。
  3、生命之困
  赵孟頫学佛所带来的思想、心境变化也逐渐作用到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领悟上。
  皇庆元年(1312),赵孟頫获准携夫人返吴兴立先人碑,元仁宗专门下旨赠赵孟頫父碑石,赵氏一家荣耀至极。赵归吴兴之后,由月师[21]处得知中峰和尚因“俗境相驱迫”而避世移居六安山中,但他却认为“恐未必如此逃避也”,劝中峰“不如且还浙间,亦省事清心之一端”,并希望中峰能“来归相见一言”。可见,赵孟頫与中峰明本和尚情谊深切,这种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对佛法的理解和信仰上的,“世事如云,可拨遣即拨遣,不可拨遣亦随缘而已,何必尔耶。”《暂还帖》中的赵孟頫似乎已经深深领悟了《承教帖》中“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的教诲,并试图以中峰和尚的教导来劝他广布佛法,但此时的赵孟頫似乎并未完全知了“世事之难处,佛法之难得”,把摆脱俗事看得过于简单,而低估了中峰明本的用意,在7年后的《人城帖》中赵孟頫对自己当初无知浅薄的劝告有了新的认识。
  《人城帖》中的赵孟頫对中峰和尚的入山表示了支持,并由衷发出同感,“顷时时有人持法语见过·,每以人不识好恶,与从孟頫求书者无异。是与不是,必要满幅盈卷。问其所以,莫知好处安在,徒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虽吾师道大语妙,不可以此为比。然其疲于应接,亦岂不然耶。”赵孟頫与中峰和尚显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密友。从中还可以明显看出,此时赵之心境已与在京时的心态有了明显差异,超脱之心更添一分。赵孟頫晚年对字画应酬的愈加厌烦,或许是因为管夫人之卒,再加上年老体衰无力应付:但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愈加看透人生的成败荣辱,而向往释家清净安宁的出世生活,不愿再为俗事所操劳。
  延佑五年(1318),赵孟頫“近一病两月,几至不起”,在病榻上领悟到了“死生之说”,乃“委顺!”而已。对于中峰的“酒鼓”,认为“粒粒皆是禅味,敬领,莫知所报”。“汨泪俗尘中,每蒙尊者不弃,时时赐问”对于赵孟頫来说,中峰明本的相知相解已是平生莫大的荣幸与安慰。《俗尘帖》中娓娓道来的虽是生活细节,但处处流露出赵孟頫对中峰和尚的依赖、敬仰以及对佛教的甚深信仰。
  在赵孟頫写给中峰和尚的一封请教为管道升超度之具体事宜的信中,赵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对于人生的体悟,“卅年陈迹,宛若梦幻,此理昭然,夫复何言。但幻心未灭,随灭随起,有不能自己者,此则钝根所障,亦冀以渐消散耳。。(《还山帖》)赵已深知三十年来的奔波劳碌如梦如幻,只是因为奉心不定、幻心未灭,而不停地随波逐流,时醒时梦,终究未能彻悟佛理。赵孟頫此时希望能够借助中峰和尚的帮助将自己的幻心彻底驱散,赵对人生以及佛理的体悟又上了一个境界。
  延佑六年(1319)夏,赵孟頫为报国寺主持求中峰和尚法语,“近笑隐欣老住持,欲求大和上信笔草一疏,渠欲持以为兴复之计。弟子与欣老有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求法语者无数,度老师必大厌之。而孟頫又复有请,亦恃慈悲故耳。”(《山上帖》)赵平素与僧人来往较多,而与中峰明本的友谊更不是一般,垂暮之年最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赵孟頫与佛教之因缘深矣!
  赵孟頫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是给中峰和尚的《疮痍帖》,写于去世前半个月。信中谈到中峰示寂一事[22),除了表示悲痛与不舍之情外,亦言“固是无可深悲,但人情世端自不能已耳”,但是“人谁无死,如空华然”,一方面是安慰中峰和尚,因其“年来多病”,望其保重,“不必深恼”;另一方面也表示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一一“如空华然”。赵孟頫的生死观若无深悟佛理精义,绝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赵孟頫的佛教因缘让他安然地闭上了双眼。
  通过解读赵孟頫与中峰明本和尚的19封存世信札,我们看到了一个浮华功名背后的真实的赵孟頫,一个因世事沧桑、家庭多变而心灵世界处于崩溃边缘的赵孟頫,一个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佛法和中峰和尚的引导中的赵孟頫。赵孟頫对于中峰和尚的万般仰慕、对于佛教的虔诚信奉、对于自己向往的解脱之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为历代居土之楷模。
  (三)功德无量
  赵孟頫信仰佛教、皈依中峰和尚之后,把写经当作积累功德之资,凭借他的生花妙笔,为后人创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赵孟頫的佛教因缘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抚慰了人生之中的巨大伤痛,而且也成就了在佛门圣地写经和撰碑等方面的无量功德。
  赵孟頫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就开始了书写佛教经卷,晚年所书写的佛经更是种类繁多、不计其数。不完全统计,赵孟頫曾书:《金刚经》十一次;《心经》十次;《圆觉经》五次;《法华经》四次;《无量寿经》四次;《首楞严经》三次;《四十二章经》两次;此外,还有《佛境经》、《华严经》、《阿弥陀经》、《观音经》、《普门品》、《药师经》、《楞严神咒》、《金光明经》都成为传世神品。
  赵孟頫应各种因缘撰写的佛门寺碑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皇庆元年(1312)赵孟頫就撰写了《虚照禅师明公塔铭》、《大报国圆通寺碑》,《飞英舍利塔记》、《资福寺记》、《大智法师行业碑》、《永福寺碑》等6部碑铭之多。(详见附录二)
  这些弥足珍贵的佛经写本和寺院碑铭,也都是赵孟頫的一大佛教因缘。其中不免一些写经、撰碑活动是应朝廷或名刹高僧之邀而参与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赵孟頫本人对佛教事务的赤诚热心。佛教写经、碑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展示赵孟頫当时的心境、思想追求以及他对佛法的理解、在佛学上的造诣,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谈。
  三,非幻非真是弥陀,亦空亦有也人生
  中峰和尚在总结赵孟頫的学佛历程时说:“盖此出自真情,远从多劫,熏练纯熟,比期澈证,不肯与泛泛者,恃其辩聪,渔猎闻见,便意为得也。”无怪乎赵雍[23]在赵孟頫死后,乞中峰为举似[24],说:“先君问道二十年,不料婴此大变,拟卒哭日内安厝东衡,临圹一语,乞为举似”。“问道二十年。说明赵孟頫学佛时间之长,受中峰和尚教益之深。而中峰和尚的一番言语更证明了赵孟頫对佛教的虔诚、在佛法上的修为,堪称元代士人的典范。
  赵孟頫作为宋朝宗室,比宋末元初一般的知识分子更多了一份国破家亡的怨愤与痛苦。“出仕新朝”是许多儒士的选择,因为与其随着旧朝的消散而断送自己一生的信念与追求,还不如出仕新朝或许能够实现儒家毕生的理想。赵孟頫的佛教因缘不仅是宋末元初知识分子信仰的典型,更是历朝饱受世事苍凉的文人士大夫的追求所在——仕途上荣际五朝,艺术上名满四海,更有高僧中峰明本作为精神的向导、佛法作为毕生的依托。
  赵孟頫的皈依不仅是赵氏一个人的皈依,更是宋末元初知识分子集体内心转向以寻找心灵的避难场所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江山轮转,生灵涂炭的巨变之后,宋末元初的文人不管是拒而不仕、隐居山林,还是可以仕则仕,都饱尝了生命的艰辛与无奈,为了消除心头的痛苦,很多人自然选择了以慈悲为怀、以普渡众生为愿的佛教。这种信仰的转移也是一种佛教和儒家的融合,从世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皈依佛教来考察儒释的交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对痛苦中的世人的导引在很多方面都是儒家所不能及的,每个人都会经历心理的磨难,每个人都需要精神上的真正引导来实现心灵的安宁与平和,佛教给予人们的宽容、平和、慈悲的信仰之力是化解世俗恩怨的一剂良方。
  晚年的赵孟頫在“奉旨于灌顶帝师比毗奈耶室利板的答座下敬受法戒”时道出了他多年的心得“多生因缘,获值妙法,既受戒已,心地明朗,了悟佛法广大弘远,微妙精深。”儒土出身的赵孟頫最终以“了悟佛法”而感到人生的满足与宽慰,既是时代大势之所趋、历朝文人之所向,更是一种对于自身的局限的洞察而转向外在信仰与精神归宿的追求。佛教对于赵孟頫的精神引导不在于以巧妙的神话来构建信仰的底线,而是以深刻的义理来寻求与人的共鸣、建设精神的家园。在这种意义上,佛教之于人生、社会已不再是消极地躲避,而是积极地赢取、平和的接纳、寂静地放弃,如此,佛教必将生生不息而赐福于人类。
  赵孟頫对佛法的信仰与执著,对他虚淡、谦和的书画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鹊华秋色图》、《水村图》、《江山萧寺图》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佛家慈悲、平和的心境以及禅宗清旷淡远的旨趣。
  赵孟頫的佛教因缘不仅为他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出路,也为后人提供了生命的导向,对于深处痛苦中的人们,佛教慈悲平和的思想也许能化解许多仇与怨、抚平一些精神的伤痕。此外,赵孟頫佛教因缘还为佛教界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佛教写经、碑铭以及所参加的佛事活动对元代佛教文化的传播、后世佛教信仰的宣传以及临济宗义理的弘扬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21]月师,即月千江,中峰和尚之法嗣,续主吴兴弁山幻住庵。
  [22]以中:是中峰和尚之首座,天目山僧,常代中峰和尚外出联络。
  [23]赵雍:(1289—?)字仲穆,赵孟頫次予,官至翰林院待制,以书画知名。[24]举似:禅林用语,意为以物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