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0年第2期

又是京都红叶时

张英


  京都,作为文化名城,可观赏的东西很多。与时令相关的,一是春天的樱花;二是秋天的红叶。眼下,烂漫的枫叶,正红遍京都。四方纷至沓来的游客,或迤俪徜徉于名山古刹,或摩肩接踵于街头巷尾。由红叶和赏红叶所形成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京都文化中耀眼的一幕。
  京都的红叶,在深山,更在寺院。每当深秋时节,遍布京城内外的大小寺院,便是游客观赏红叶的胜地,以至于京都名景总是与名寺相连,而寺院也以景胜扬名。特别是京都的东山一带,是寺院集中的地方,也是红叶争奇斗艳之处。古寺的神圣,红叶的娇艳,诱得游人不惜远足而来。于是,来京都赏红叶,拜神佛,便成为日本人生活中既庄严又愉快的时尚。每当这个时节,旅馆为之满,街巷为之塞。那种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场面,就象中国人在赶庙会。
  日本红叶很美,美得难以言传。红得似火;烂漫得似霞;阳光撒满叶面时的玲珑剔透,让人想到玛瑙或玉雕,那种光泽和浸润,还有叶形的小巧与匀称,都令人由衷地感叹自然的造化之力,真是感天地,泣鬼神。然而,京都红叶之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天生丽质和种类繁多,还在于人对红叶的艺术再塑所创造出来的“天”“人”合成之美,即树种的选择和在寺院中的布局所体现出的主旨和审美情趣。
  初识京都的红叶,许多人会被到处是烂漫的霞色所醉倒,以至于忽略了这美景中的人工痕迹。其实,各个寺院都象弘扬本派的思想一样,努力通过红叶景观的营造,表现出本寺的旨趣。有的集中,火红烂漫,如东福寺;有的散淡,似闲云游鹤,如三千院;有的浓淡相间,表现出一副兼容的心态和旨趣,如南禅寺。所以,有心的观光客,在各个寺院欣赏到的不只是醉人的美景,还有美景营造中所体现出来的佛理与禅趣。而那些还难以从景观中参透佛理与禅趣的善男信女们,则可以在饱览美景前后,到本堂参拜佛祖或神灵,把尽兴的游览与虔诚的参拜融合为一,既自误,又祈福。在这一过程中,世俗的游乐与神圣的拜佛祈福衔接得不露痕迹。在这方面,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几乎找不到相似之处。
  在中国,若论红叶名胜之地,莫过于北京的香山;而赞赏红叶的名句,则非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莫属。至今,在赞赏红叶方面,仍没有谁能够与杜公的诗句争胜。
  红叶,何时进入中国人的审美视野,笔者未曾考证。但仅从杜牧的诗句判断,至少在唐代,文人骚客,对红叶的欣赏与审美已相当成熟。前几年,一位日本学者,专门从《全唐诗》中捕捉关于“枫”的诗句,写成专论,题目就叫《唐诗中的枫》。由论者的立意和搜集诗句的富足可以推知,早在唐代,欣赏并赞美红叶的已不限于杜牧等一两位名家,而是有了一定的群体。然而,光阴荏苒,由唐至今,已历千秋,现代的中国人,较之唐人,在红叶的欣赏与审美方面,并没有明显的飞跃,而寺院,更没有刻意营造枫林或其他自然景观以吸引众生的传统。虽然,中国亦有寺院以花木取胜的例子,比如北京广济寺的紫桐、潭柘寺的银杏、卧佛寺的牡丹、戒台寺的龙松、大觉寺的玉兰,都是能够写入寺志的“名物”,并且在京城小有名气。但是,这些“名物”,比起日本寺院的“名物”——红叶、樱花,一是没有规模,二是背景不同。比如卧佛寺的牡丹,原本是上供或供官宦香客把玩的;广济寺的紫桐虽然风姿绰约,但真正扬名,靠的却是清圣祖康熙的赞誉,他称之为“铁树”;而戒台寺的龙松,根据传说,枝蔓抱塔的奇异松姿,则是源于玉皇大帝的恩赐,其说法虽然不足信,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戒台寺的龙松抱塔,是得力于雷击的自然之力。相比较,倒是位于香山脚下的卧佛寺与众生的欣赏红叶,多少有些瓜葛。
  清乾隆元年(1736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来京应试,曾遍游西山古寺名刹,与卧佛寺住持青崖和尚交谊甚厚,并有诗句描述他骑马访卧佛寺的情景。“西山肯结万山绿,吹破浓云作冷烟。匹马径寻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由涛中的描述可见,他访青崖和尚时,正是西山黄栌、枫林、银杏的叶色乍变时节,而卧佛寺就掩映在树丛之间。也许,诗人被周围的美景所感动,直呼青崖和尚的寺院为黄叶寺。所以,后人据此推沦,在乾隆年间,卧佛寺可能还有“黄叶寺”的雅称。应该注意的是,即便卧佛寺与西山的红叶有瓜葛,但是与日本寺院和红叶的关系毕竟不同。因为,卧佛寺只是“借景”,并没有象日本寺院那样刻意的营造。
  我熟卧佛寺,更熟悉香山(西山)出红叶,当我客居日本,带着异国人的眼光汇人欣赏红叶的人流时,京都的寺院、寺院中的红叶及赏红叶拜神佛的人群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情调,以及这种文化情调给予我的震动,是难以言表的。飒踏归来,深印在脑海中的,除了灿若云霞的红叶景观,还有一个个抹不去的文化思考。佛寺兼“营”景观,究竟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还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种兼营方式,对宗教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佛教最初是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人的,后来又直接从中国输入。在发展过程中,日本佛教在趋向世俗化方面,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一是平安时代末期脱颖而出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的教义及修持方式;二是德川幕府时代所形成的寺檀制度。净土真宗和日莲宗的出现是日本佛教走向民族化的标志,也是日本佛教走向世俗化的起点。僧俗无别,在无戒无律之上建成宗规,这是净土真宗的开山祖亲鸾所倡导的建宗思想。所以,僧侣既可以饮酒食荦,也可以娶妻生子。寺檀制度则是把信徒与寺庙捆绑到一起,使之变成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当时,德川幕府为了抵制西方天主教势力的侵入,强行确立了寺院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宗门户口簿,所有士,农、工、商,都必须到所属宗门进行身份登记,经僧人验证后记录入册,由寺院掌管。任何人想改变宗门户口,都要经所属宗派或寺院僧人同意。门徒的日常生活,如婚嫁、生死甚至出门旅行等,都得在所属寺院受到检查和验证。从此时起,寺院僧侣不但掌管着人们的信教权,也掌管着人们的世俗生活权。这大概是日本寺院至今能够在宗教信仰之外,还能够如此深人地影响民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佛教的世俗化和信徒与寺院的依附关系,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宗教文化个性。由此来看,就不能理解佛寺兼“营”景观的现象了。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日本佛教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幕府时代的全盛景象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王政复古,即恢复、确立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神圣地位和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祭政合一的权力体制,在此政治理念的支配下,维新政府步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新时代。作为对旧时代的反叛和革新,维新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降低和削弱佛教在江户幕府时代所处的国教地位及势力,使神道取而代之。佛教界在政治打击和新时代文明开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努力清除旧弊,重新塑造适应新时代的教团。在此过程中,佛教界一方面派遣僧人到欧洲留学考察,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一改过去坐等“皇粮”的心态,努力经营,谋求寺院自存的能力或途径。于是,以功利为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的寺院经营业逐渐发展起来,象火锅豆腐、茶席、精进料理等,是许多寺院都经营的项目。当然,僧侣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宗旨,总是在他们经营的项目中融入佛理或禅趣,以使自己与世俗的商业区别开来。与此相关,芸芸众生到寺院赏红叶、拜神佛也不是免费的。但是,在拜佛祈福的神圣氛围里,在如霞的美景的掩映下,游客递上的钱和僧人伸出的手,都被淡化到极至,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也是商业行为。也许,这种方式并不符合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宗旨,然而,它却是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