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2000年第2期

是机遇也是缘份——迎送班禅大师记

袁兆祥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而辛勤操劳的一生,是为弘扬佛法,引导信教群众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正当班禅大师在各方面日趋成熟,在他的生命和事业处于鼎盛时期,正当藏族人民需要他,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大师却因操劳过度、遽然西归。噩耗传来,我也和大家一样感到万分震惊,无限惋惜。 
  我在西藏部队工作30年,8次见到过班禅大师。对于一个普通干部来说,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缘分。直到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是在兰州飞机场。 
  那是1951年6月,我所在的十八军西北独立支队通信科,在司令员范明、政委慕生忠将军的率领下,正在兰州集结,准备从青海护送班禅大师进藏。正因为有此关系,我才有这个机遇和大家一起被派往兰州机场迎接班禅大师,当时他是应中央的邀请参加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讨论,并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后,返回青海塔尔寺的途中,将在兰州小住数日。 
  当班禅大师乘坐的专机舱门打开以后,从机舱走出来的班禅大师身着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不凡,在众人簇拥下,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时,我的情绪也随着欢迎的人群而沸腾起来,眼前这位英俊少年,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班禅活佛“活佛”在藏族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无上高深莫测的“神仙”,能目睹一眼“活佛”的尊容,那是一生中极大的幸福对我来说,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年龄还不到17岁,与大家一起在几步之内能看到班禅活佛,也真是一件非常幸事。班禅大师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他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毛主席还送给他许多纪念品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少年活佛,英俊潇洒”的班禅大师。机会终于来了,1959年7月的一天,晚上10点,我奉命带一部15瓦电台通信车,随西藏党、政、军领导护送班禅大师从拉萨回日喀则。我的具体任务是为大师负责通信联络。途中若有紧急情况,要能迅速、准确地把电报发出去,收回来。不得有丝毫差错。因为,那时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枪声,在拉萨刚刚停止不久,外线的平息叛乱依然紧张激烈进行着。平叛部队日夜兼程追击着四处逃窜,疲于奔命的叛军。同时,也常有小股叛军抢劫,裹协群众,或沿公路埋伏,伺机袭击我党、政、军的人员和车辆,疯狂地进行反扑。在这种形势下,要将班禅大师安全顺利地护送到日喀则,对我们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来说,肩上的担子就显得特别重。当我领受任务后,迅速进行车辆、电台的检查以及有关无线电联络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早,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楼下。不大功夫,西藏党政军领导,僧俗官员和群众代表200多人陆续到楼下,等候着为大师送行,只见人人翘首以待,个个笑逐颜开,期待着班禅大师的出现。 
  九时正,班禅大师在众人的簇拥下,神采奕奕地健步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向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并不时地与送行的党政军主要领导谈笑告别,互道平安。当班禅大师走到我面前时,我的情绪异常激动,兴奋万分;七年了,这是我第七次见到班禅大师,而这次我还身负重任,为大师带着无线电台,直送班禅大师去日喀则。此时的班禅大师,已是21岁的年青人了,担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又是藏族人民群众心目中神圣不可浸犯的精神领袖。今天只有一步之距,我又一次目睹了班禅大师的尊容与风采,确实使我激动不已,永远难以忘却。 
  负责这次护送班禅大师的部队首长是,西藏军区副参谋长扶延修将军。我带的电台车紧随他的车后,一旦有情况可以便于指挥,我从扶副参谋长那里了解才知道,为了班禅大师沿途万无一失,已在前一天派军区警卫营和一个装甲连,提前在沿途险要地段以及主要桥梁等处设防,以确保大师的安全。他对电台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我必须与所联络的对象保持“随叫随应”。大师的车在中间,沿着拉一日公路,经羊八井、麻江向前驶去。 
  那时的公路初通,路面不平,还经常碰到被雨水冲成的沟坎,所以行车比较缓慢,由于有部队的护送,也可能由于班禅大师的“宏福”一路上顺利安全,未发生任何问题。当天下午四点左右,班禅大师一行到达了雅鲁藏布江北岸,这里是去日喀则必经的渡口一大竹卡。当时,大竹卡渡口没有桥梁,来往车辆和人员必须乘船渡江。这时,班禅大师也下了车,站在船上,观赏着两岸风光,并不时地向远处眺望、指点,饶有兴趣地讲着西藏的秀丽山川地貌。 
  当天晚上,大师就宿在江南岸大竹卡村的一座比较优稚、宽敞的“头人”家中。院落虽然不太大,但比较整洁、清静。电台被安排在离大师一墙之隔的一间房内,我很快架设电台,沟通联络,向拉萨发出了第一份宿营电报。 
  班禅大师住宿大竹卡的消息不胫而走。那天晚上来谒见大师的藏族群众络绎不绝,把大师的住地围得水泄不通。有当地“头人”,僧俗喇嘛。有穷苦百姓,有被搀扶的老人,也有怀抱婴儿的妇女,有送钱送物的,有求“活佛”保佑的,更多的是渴望班禅活佛能给“摸顶”,以图吉利,保佑其一生平安,幸福长久。直到深夜仍有不少群众席地而坐,等待召见。
  第二天早上,来谒见班禅大师的藏族群众,把大竹卡村包围在外三层,到处是朝“佛”的人流。从几十里外,穿上新衣,骑上马,扶老携幼,连夜赶来,一睹他们心目中的班禅“活佛”。直到班禅大师起程赶路,仍然费了不少时间才满足了跪地乞求摸顶群众的渴望。可是,沿公路两傍恭候迎送的藏族群众,几乎排了有十多里路。大师的车辆只能缓缓而行。我们在后面清楚地看到,大师不时地将头伸出车窗外,向群众招手致意。有时还不得不走下车,为狂欢虔诚的人群摸顶祝福。十多里路走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可见当时的盛况了。
  大约下午1点左右,我们随大师才抵达日喀则的年楚河边,在这里已聚集了不少的欢迎人群。在林卡里还搭了几顶帐蓬。同时也看到了几位党政军领导和僧俗官员站在路傍的显要处,恭候班禅大师的归来,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是“接官亭”是专门为迎送达官贵人而设的临时驿站,被迎送的高层人物都要在此略事休息,或整理衣冠,了解情况,喝茶叙谈等,这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礼仪程序,当班禅大师被迎进特设的帐篷内后,我们这些担任护送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下车自由活动一下,并受到了特别关照,工作人员还为我们送来了水果、酥油茶、烟糖之类,以示关怀。
  过了年楚河,进入日喀则市区,远远望见密密麻麻的欢迎人群,锣鼓声,法号声连成一片,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对着班禅大师乘座的小车弯腰鞠躬,有的伏地瞌头。大师伸出手来为挤在前面的群众“摸顶”,后来干脆下车步行,不停地用左右手轮换着向群众招手、摸顶。保卫人员忙前忙后,汗流浃背,艰难地分开人群,让出一条通道,好不容易把大师请上车。行驶一段,大师又只得下车。如此反复多次。我们在后面车内目睹着此情此景,真正感到“活佛”在藏族群众心目的地位。也更感到班神大师对待人民群众的一片“佛心”。
  下午6点,才算完成了各项仪程。从大竹卡到日喀则仅120公里的路程,却整整走了九个小时。这一天是日喀则人民继1952年6月23日倾城出迎班禅返藏抵达日喀则时的第二次盛会。他(她)们身着最漂亮的藏族服饰,家家户户把庭院、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楼顶、门上到处都悬挂着欢迎的标语和五星红旗,载歌载舞,兴高采烈地又唱起了“望不尽的巍巍山岳顶,流不尽的滚滚雅鲁藏布江,藏族人民热爱你,渴望班禅回故乡。……”的歌曲,来欢迎自己心中的班禅活佛。
  在日喀则停留了四天,班禅大师除设宴招待我们护送人员外,还为我们组织了两天庞大的歌舞盛会和跑马射箭等节目,使我们一饱“眼福”。在离开日喀则返回拉萨的途中,扶廷修副参谋长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些普通军人,能直接参与保卫和护送班禅“活佛”,真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缘分啊!
  时隔一个多月后,我又一次带着电台护送11国驻北京记者,从拉萨去日喀则采访西藏平息叛乱后的班禅副委员长,并跟随记者一起参加了大师的招待宴会和歌舞盛会,这是我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班禅大师。三十年后的1989年1月28日,班禅大师因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在日喀则他的新宫圆寂了,终年51岁。
  班禅大师英年早逝,中天殒落,这是藏族人民,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巨大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怀着最诚挚的心情,衷心祝愿十世班禅大师英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