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佛学》

黄夏年


  1997年中秋节期间,我在浙江天台山参加一个佛教学术会议。会上有人告诉我,台湾的高仰崇先生也要来参会。我对高先生过去只是闻听其名,不见其人,但对他所作的一些与佛教文化的事情听说过不少,知道他在台湾创办了一个南海杂志社,主编发行《南海》杂志。我尤其惊奇的是大陆的许多学者与他相熟,很多人在我面前提到过他,所以我也想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高先生,但是并不是想攀高枝,只是觉得既然很多人都认识,看来高先生必有很好的人缘,于是更增添了我对他的好奇感,想看看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明月高悬的中秋之夜,高先生如约而来。在天台宾馆我与他初次相见。1.80米的个子,壮实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庞,两眼炯炯有神,这不是我经常见到的南方人,倒象是一位十足的北方汉子模样,这是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个让人十分怀念的中秋之夜,从各地来的学者一起聚拢在天台山麓,皓月当空,把酒当歌,边吃月饼边赏月,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午夜。在这场赏月的活动中,高先生无疑充当了主角,他心直口快,语言诙谐风趣,善于说笑,引人入胜,将这充满着两岸同胞情谊的团圆之夜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场面,无形之中,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就在这次见面期间,高先生告诉我,他要办一份纯佛学的刊物,邀我加盟,我对他的这个建议只是半信半疑,因为我知道,纯粹的学术刊物,其销量是非常有限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从经济上讲得不偿失的举动。在我们办刊的圈里,大家经常挂在嘴边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要想破产,最好去办刊物”。

  会议完后,回到北京,我与高先生第二次见面,这次高先生又将办刊的事情谈起,而且说的非常认真,我听的更加感动。他说他不在乎经济的核算,只是想在佛学研究方面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认真和决心,使我膺服并相信无疑,于是我们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采用《中国佛学》来作为刊名。

  我们之所以要用《中国佛学》这个刊名,因为觉得它涵盖了海峡两岸,这样可以促进学界的交流,使中国的佛学走上世界。古人就有内外学之分,内学是佛学,外学是指佛学以外的学问,如儒学、道学等等。佛学是传统的学问,自古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受到士大夫的研习,佛教传进中国后能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佛学的研习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有了士大夫的深入钻研,才使佛教的理论得到了中国人的理解,于是才有了佛教的中国化,才有了内学与外学之分,所以《中国佛学》这个刊名就是要体现传统的中国佛学的特点,弘扬和传承中国的佛学。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的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学则是近代的事情,古人治佛学,主要是从信仰的角度或批判的立场来看佛学,因此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缺陷,不能全面和公正的表现佛教的整体面貌。佛教和儒教与道教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体,但是从历史上看,就佛学言,仍然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因为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儒家,这是方内之学,经世致用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佛学是方外之学,是补世间不足之学,是了生死得解脱之学。所以既使到了现代,佛学的研究仍然与儒学的研究不能相比,因此高先生之所以要创办《中国佛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弥补这个不足,这一点已经被他写进了创刊号里,他写道:“就整体学术范畴而言,佛学一向都是弱势的团体,但我们深刻体受到,佛教根植在我国二千年来所挥发出的文化特色,必然有其深层的价值与意义。由是《中国佛学》欲期成为此一深层价值与意义所在的一份当代学术刊物。藉此,我们欲意纵横期间,可以穷溯其源,及于探讨佛学在当代历史文化中的意义与贡献,给予佛学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佛学》就是要挖掘出佛教的深层价值和意义,并正确地给予其在当代应有的定位。

  高仰崇先生快人快语,一旦决定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着手安排,约稿、审稿、录入、校对等工作一步步地按部就班地做了起来,三个月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当然人也累的不行了。作为这方面已经干了十余年的我来说,深知编稿的三昧和艰辛,他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从组稿到三校定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为他能有这样的办事效率感到又一惊奇与佩服。等他再到北京时,我手上已经拿到了充溢着清新墨香的创刊号了,抚摸着这本充满着创意的刊物,我看到高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经过艰苦的耕耘之后才来到的丰收果实,可是高先生并没有陶醉于此,他紧接着又与我商量,提出了编辑第二期的问题……。

  刚出版的《中国佛学》创刊号,我想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该刊的顾问和编委大多数都是当代学术界的专家与权威。佛学博大精深,涵盖甚广,涉及了多个学科。从编委的名单来看,有佛学界、考古界、艺术界、文献界、文学界等等,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与佛学研究有关的学者绝大多数都加盟进入了本刊的编委,组成了一个最强状的阵营,保证了这本刊物的权威性。能够把这么多的学术界精英团结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何况这些编委并不是仅仅挂名,他们都参与其中,积极撰稿,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想这本刚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的呵护下,一定能茁状长成,不久的将来就能在刊如林的情形下,冒头而出,产生影响,成为我国学术界中的一本有特色、有权威的刊物。

  二、该刊发表的文章,学术价值高,具有较高的“含金量”。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难点,并不是在于佛教文章发表不多,也不在于学术涵盖面不够,而是在于缺少深层次和有价值的课题研究与缺少学术争论的气氛。但是这本刊物由于得到专家的支持和介入,使它先天就具足了滋养,有起点高,品位足的特点。例如巫白慧先生是我国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他写的《轮回说探源》一文,从印度思想文化传统上梳理了佛教轮回说的渊源,指出了“轮回说的起源——它的原始思想形态可以追溯到印度上古的吠陀经和吠陀宗教问题”,这样一个事实。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我自己认为,研究佛教不能割断源流的关系,如果不深入考察印度的思想文化,则会在研究中犯片面的错误,有可能将印度已有的东西,当做中国人的“发明”,这对研究佛教是不利的。

  三、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放矢,争论性强。严格的说,囿于各种原因,当代的佛学研究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有一点是不能不谈到,即是学术争论气氛不够。但是《中国佛学》却不是这样,它的文章有的就有不同的意见发表,例如杜继文先生的《佛经解读与当代随想》一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问题,即在现代的环境下去怎样解读古代佛经的读本?是忠实地表现古人的思想,还是给予现代的意义,这本是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他认为“清末民初佛教复兴和改革运动,是当代解读佛经的楷模”(第4页),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它的历史生命和现代价值,这就引起了一个佛学研究的目的问题,对每个学者来讲,都值得深思。又如侯冲的《中国有无“滇密”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密教是现代佛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据我所知,大陆已经出版了《中国密教史》和《西藏密教史》二书,代表了当代中国密教研究的新水平。但是对云南地区的密教,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其密教来自于何处,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侯先生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云南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滇密’。”(第263页)也是一家言,相信会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现在,我与高先生认识已近二年了,与他合作很默契,很愉快。《中国佛学》第二期也马上要印出来,将与读者见面了。在第一期里,可能还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例如有的文章选的还不是十分精炼,刊物的信息量也不够,等等。现在,这些问题正在得到进一步的解决,第二期的文章除了保持高水准之外,还增加了书评和出版介绍,欲意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前瞻性的信息与参考资料,使之进一步地具有权威性和时效性,扩大读者的眼界。按佛教的说法,南海是观世音菩萨的住处,观音菩萨具有慈悲为怀的大悲,高仰崇先生可以说是学术界里的一位大菩萨,是他用同体大悲的精神和续佛慧命的宏愿,搭起了一座通往神圣的佛学之路的金桥,给学术界带来福祉。我相信,在他的护持下,《中国佛学》将会办得越来越好,真正体现了它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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