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东瀛纪事(二)

长河堂


日本佛教媒体的三种类型:
传教型、新闻型和评比型

  在日本进行佛教媒体调查研究的日子里,我大量地阅读日本的佛教报纸和杂志,注意观察日本电视中的宗教节目。

  这种阅读和收视,在一个短时期内达到如饥似渴的地步,往往是这样的情况:我从图书馆中借回许多佛教过刊(过期刊物),不能借的就复印,从桌上堆到床头,床头柜上摆不下,又堆在床前,反正住的房间内铺着挺大一张地毯,没有多余的椅子,那就把整个房间当作一张桌子吧,随意地尽情地痛读!有时夜深不知读到几点,在困倦中昏昏睡去,可是主管思考的脑神经却并不因此而停止工作,一个短暂睡眠过后又“充电”完毕,活跃起来,将我从睡眠之中催醒,继续昨夜的思索。不久我发现,深夜或凌晨的NHK教育节目比较集中地播放历史、文化与宗教方面的讲座,于是,每当凌晨从睡眠中醒过来时,我就打开电视,留心看这个频道的节目。此外,对于作为各类媒体集中地的东京,按照事先计划专程去作了采访。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大体上可以对日本佛教媒体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其总体格局是全方位、多层次和定型化。“定型化”是就其历史的纵轴而言,从明治维新以来百余年,日本佛教与其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联,其间经历的流血之痛可能很难“与外人道”,不过,用我们的语言来说,总算“相适应”(宗教与其所处社会相适应)了,这是一个总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接下来有百余年的日本佛教媒体历史。而对于任何一个具备了百余年持续发展历史的事物来说,其定型与成熟是不言而喻的。体现在日本佛教媒体上,就是其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现实格局。全方位者,报纸、杂志、电视、书籍以及各种纸质和电子的不定期宣传品;多层次者,一般社会观念印象中的“宗教媒体就是传教”的单一模式早就被突破,适应和满足社会各种层次的需要,各种类型和层次的佛教媒体业已构建完成,可谓多姿多彩、生动活跃。

  勿庸讳言,“传教”是宗教媒体之所以兴起的初旨。不过,即使同样是传教类型,传教刊物水平高下可以一眼立决。举个例子,5月25日晚,我在东京新宿长途巴士站候车,准备返回京都,因为时间还早,就打开立正佼成会赠送的《跃进》杂志来看,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传教刊物,可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该严肃、紧张的地方,比如卷首教祖或会长的开示,如高山峻岭,望之俨然,翻过这一块,接下来大部分的篇幅惠风和畅,一派祥和,主要是讨论“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没有谁开示谁,人人都讲人话,团结而活泼。待我收起这一期刊物,坐在一边刚请我看管过行李的日本中年妇女,竟然打破日本人不管闲事的习惯,从我手中借过去,认真地看起来。这位大概会成为立正佼成会的预备会员吧,有这样成功的传教杂志的话,我想。在立正佼成会东京总部拜访其庞大的媒体机构时,承主人关照,冒雨一一引我逐层参访了其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连印刷厂也仔细地看过,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体制——这个庞大的媒体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体制在自行运营,而并非立正佼成会内部的什么僚属机构,以此图功,何功不图!还有一种可称为广义的“传教”刊物,这方面的代表是设在东京的《大法轮》杂志社。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去到东京大学留学的张文良先生陪我找到位于涩谷的这家杂志社,和谷口幸玺主编交谈良久。这份有着60多年历史的通俗和普及型的佛刊,虽然不属某一特定宗派,但自有稳定的读者群,用谷口主编毫无炫耀之意的话来说,有的老读者还把这份刊物带去为自己身后随身“殉葬”了。不过,即使是这么一份名气很大的老牌刊物,今天也面临一种前所未遇的危机:青年一代只“看”不“读”,纯文字的需要用心品读的老式杂志,远不如那些以大幅彩色图片和刺激的版面设计为招徕的时髦杂志受青年人青睐,谷口主编无奈地说。

  《中外日报》是新闻型佛教媒体的一个代表。这家位于京都下京区的报纸,已有102年的历史,拥有自己独立的一幢楼房。去年年底,轰照次社长和形山俊彦编辑局长还专程到北京拜访过中国佛教协会、社科院宗教所等,赵朴初会长今年元旦为报社所书写的贺词,被端正地挂在报社的会客室中。这份不隶属任何一个宗派的报纸,是如何在宗派林立的日本佛教界坚持了102年之久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谜”,但是,我以为,以报纸的形式面向社会全面宣传报道所有宗派的动态,实乃完全意义上的佛教媒体,是媒体与佛教的完整结合(而非局限于佛教界自办)。想起海峡对岸的中国人也曾在其大开报禁之际办起一份名为《福报》的佛教报纸,苦心可鉴,却不旋踵而告破灭,不免生悲。

  《佛教》季刊是一份成功的佛教知识份子的文化评论型刊物。当然,人家日本人没这么说,这是我的归纳。这份由著名的法藏馆出版的季刊,据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先生告诉我说,其忠实的读者群中就有日本天皇一家。这份刊物创办才10年,大致上可以反映出日本佛教媒体由宗派传教、新闻报道进展到文化评论为宗旨这样一个历史行程,我很仔细地研究了它的作者阵容和文章目录,基本上是由中青年学者文化人组成,文章则顿改日本佛学界的“论文”面孔,一律面向社会面向当代——这使我一再想起目前风头正健的山折哲雄先生所呼吁的:日本佛学界应当摆脱纯学术研究的单一模式,以佛法的观点关注社会和人类命运。这份刊物应当是这种“佛学返回人间”浪潮产物和弄潮儿吧!我很难掩饰对这份刊物的独钟之情,有一次一连在图书馆复印了近百页的一篇连载文章,那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森冈正博先生写的《无痛文明论》,待我津津有味地看完之后,才知道NHK等主流媒体早就注意和报道过这一独特的文化批评之声了。如此,日本佛教幸甚幸甚!一个红尘万丈的社会,能不断听到来自正信佛教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批评,这个社会幸何如之!

我去到大唐的万里之行,就从这里开始吧!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如果按眼下时髦的说法,真的存在“第三只眼”的话,那么,在我的两只眼睛贪婪地饱读日本佛教媒体的同时,我的“第三只眼”却一直在牢牢锁定另一个暂时看不见的目标,那就是——中国的佛教媒体。

  《佛教文化》在今年第2期发表主编卷首语《下个世纪我们怎么办佛教杂志》,同时,转载了另一篇相关但基本上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文章——那是权威的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前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的心声——“中国期刊尚处于幼儿期”。这是一个怎样的“幼儿”啊!论年岁,其实决不比东邻短差,也在百岁之上,问题只是,中国的期刊何以百年还是“幼儿”身?

  我在去年3月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佛教报刊同人座谈会上慷慨陈言:《金刚经》云“六如”,百余年中国佛教报刊史正是一部“六如”的历史,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旋生旋灭,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兴也勃,其亡也速”——这个铁的定律不打破,难道还要再上演一遍轮回之剧吗?其实,在盯着日本这些百十年前出版的发黄的佛教过刊时,我已经很冷静地告诉自己答案了:佛教刊物的命运,取决于内外两因素:对外,取决于社会大环境;对内,无非作者、读者和编者三关系。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岂有他哉!纳兰词云:“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已故毛泽东先生暮年最喜爱的宋词,说得更透彻:“梦绕神州路,怅秋风,画角连营,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这首宋词对“问”的态度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京都是举世闻名的古寺之城。这方面,与北京曾有某种相似。多年前,我在国务院宗教局佛道教处供职时,墙上贴着大幅北京交通图,我每每侧头就能看见这幅近在咫尺的地图,“职业病”使我很快就看出了那张地图的一个奥秘——从东南西北四面包镶着旧日中国皇都的,竟然是完整的一大圈数以百计的寺院名字——当然,它们注定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相形之下,日本的故都保存如此众多名寺古刹,自然引得如云的香众游客。不过,老实说,对京都众多大名鼎鼎的名寺,我深怀敬而远之之心,它们太美太崇高,而我只是一个俗人,一个胸中充满块垒的俗人,我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仰视,我还需要对话和启示。

  可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呐!

  这时,我注意到一座小寺院,那是我住所附近一座没什么名气的小寺院,粉白围墙,林木掩映,十分谦和地静立在大路边上。想必是冥冥之中一种感应,有一天我终于走近了寺院,但见寺门外小桥流水,寺门内则松迳蜿蜒,仔细一看门口说明牌,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圆仁法师手创的寺院!这位入唐求法并写下了四卷《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日本高僧(793—864年),是我素来最觉亲切的祖师,我太喜爱他的这本日记体的十年在唐求法巡礼记录了。从此,我几乎天天去巡礼一通这座寺院——寺院门口的大道正对着巍巍的比睿山。在日本也许不易见到这等壮阔的景观:一条大道浩荡西去,大道的一头连着一座朴素的寺院,另一头则是高山大海,大海长天,长天尽头则是大唐神州啊!

  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去到大唐的万里之行,就请从这里开始吧!这是谁的声音呢?

  高僧圆仁法师入唐时正好是35岁,今天我到日本来“访学”也正是这个年龄,虽然一个现代俗人对一个古代高僧不可能望其项背,虽然我更清楚“天意从来高难问”,不过我还是由衷地感激祖师的启示。

又携书剑路茫茫

  转眼就到了日本大学放暑假的时候。

  承主人好意给安排了暑期参访比睿山、琵琶湖等节目,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国——不是回国度假,而是回国工作,从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开始工作。

  在从京都驰往大阪关西机场的车上,回想近三个月的近乎疯狂的读书刊游学经历,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切地面对过自己的书生本色。我向来不承认自己算什么学者,我只是一个来自湘西的、血管里不改的是“匪性”的佛教知识分子——在中国汉字之中,以“人”为坐标,两头都是被“否定”(“非”、“弗”)的人:一头是可怕的“匪”,另一头是不可企及的“佛”。其实,能定神做好“人”的太少太少,绝大多数人都只不过一生在这两头之间来回晃荡。只是,对我来说,也许这条道更加漫长而已。

  漫长而茫茫,梦绕神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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