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叔迦居士诞辰百周年·

深切怀念周叔迦先生

方立天


  周叔迦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淹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此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缅怀先生的风范,总结先生的业绩,弘扬先生的精神,对推进佛教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有意义的。

  周叔迦先生是我的恩师。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可谓因缘殊胜。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先秦到当代,古今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史籍汗牛充栋,难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蕴,这样,就我的工作安排来说,必须是在通史教学的同时,确定以某一历史阶段作为研究重点。在一次教研室讨论研究重点分工的会议上,我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段长达700年历史的哲学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丰富内容,研究难度很大。更大的困难是,我在大学毕业时佛学基础知识贫乏。在北大学习时,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还没有讲到魏晋时代就被迫停止了,我只是从他写的讲义中学了一点佛教知识。记得任继愈先生为我们讲过隋唐佛学,但时间很短。我曾从图书馆借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啃,看后也是似懂非懂。现在要独立开展佛教研究,就必须补课,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就到处打听讲授佛教课程的单位,结果了解到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设有这方面的课程。中国佛学院设在宣武区名刹法源寺内,是专门培养出家僧人的高等学府。我悄悄地去实地转了一圈,感觉这是人间的另一世界——庙宇庄严,环境幽静,教室整洁,藏书丰富,学员学习刻苦,修持严谨。我回校后向系里领导作了汇报,系里同意我去旁听。大约在1961年10月间,我持介绍信到了中国佛学院,受到周叔迦副院长、教务主任正果法师和干事一如法师、友岚法师的热情欢迎。周先生身材魁悟,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说话简要明快,及时吩咐有关人员为我安排课程、座位,发给讲义。我的旁听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联系当时的政治气氛、社会舆论,对我来说,决定到佛学院听课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与周先生确有一种缘分。

  起初,有课时我要一早从海淀乘车到法源寺,课后返校。后来周先生和院方其他负责人见我往返耗时费力,天气也转冷,就主动建议我住校进修,对食宿也都作了妥善处理。周先生的慈悲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田,我永远感激先生对我的关怀。近年我有时去中国佛学院讲课,每次总要到我住过的小屋看看,触景生情,见到房子,就想起周先生对我的恩情,对周先生的感激之情也就涌上心头。

  更令我永志不忘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约我到他的学院住处,递给我一张书单,是建议我阅读的。先生希望我直接向他报告阅读心得,并鼓励我对佛教史和佛学中有争议分歧的问题,提出看法,写成文章。先生对我的亲切开导、言传身教,充分体现了佛教大德对教外后学的热情关心和真诚期待。

  应我的要求,周先生还邀我到他府上做客,摆满书箱、约有上百米的宽敞书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先生还为我安排会晤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格西喜饶加措大师。我向大师请教了一些佛教哲学的重大问题,大师都一一作了回答。大概是交流十分契合,我临走时,大师特意给我留下他的住宅电话,并说可以随时与他联系。大师的学识、人格和真情,令我万分敬佩。遗憾的是,大师过早往生,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博学的导师。

  在中国佛学院,我还虚心地向法尊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学习,或直接听课,或当面请教,使我对佛教的历史、理论和典籍的知识都有显著的提高。因为工作需要,我大约在佛学院里住了八个月就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了。我在佛学院进修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收获不少,主要是两条:一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基本历史和基本原理,对佛教有一个轮廓性的概略性的了解;二是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了直接、真切的感受。八个月的实际体察,使我认识到,僧人过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仅以不结婚、不吃肉两项来说,就是千千万万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至于佛门的去恶从善、慈悲平等、自度度他的基本行为准则,可以说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与人类人文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八个月的佛学院生活,使我懂得,对待僧人的信仰,只有尊重的理由,没有蔑视的权利。

  我从中国佛学院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从事了一段教学与研究工作,写了四篇关于道安、慧远、僧肇的文章,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没搞完又被指令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1970年一天我在浏览《人民日报》时,突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短短一则讣告,我的恩师周叔迦先生逝世了,记得在先生的名字前写有“中尼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头衔。放下报纸,踏上出工的红土地,遥望北天,无限怅惆。

  值此纪念周叔迦先生诞辰百年之日,有必要总结先生对佛教的贡献。我以为周先生对佛教的贡献主要有三项:

  一、佛教的研究与著述。周先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他撰写有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八宗概要、佛典研究、佛教制度仪轨、佛教事迹考证、佛教艺术以及佛经研究方法论等领域广泛的学术著作。其中如《中国佛教史》系作者通览佛教史籍,二十四史和史家随笔后撰成,资料翔实,立论新颖,逻辑严谨,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之言。周先生的著述中,还重视佛教典制的整理、研究,诸如寺庙的规章制度、法事仪式、僧服色彩乃至佛菩萨形象的绘制,都有文章问世。对佛教的广泛研究和大量著作,奠定了周先生在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佛教的教育与普及。周先生自1930年迁居北平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曾讲授佛教史、唯识、因明、三论等课程。我多次听石峻教授讲起,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佛教课程,并陪同汤用彤先生和听课学生骑毛驴上潭柘寺参访游历的情景。五十年代以来,周先生实际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全力投入佛教教育事业,为培养僧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佛教文化的整理与建树。周先生的高足苏晋仁先生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序言》中说得好:“先生于敦煌写卷、房山石经二大文化瑰宝,也是至所关心。四十年代,曾协助陈援庵先生整理敦煌卷子,于残篇断简之中,确定经名多种。校核细致,功力深邃,可见先生于三藏的研究渊博弘深。至所撰敦煌逸经的跋文,表彰古人隐没不显的著作,诚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了。六十年代,先生又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拓印,不辞劳瘁,跋涉登临,使封锢数百年的珍贵文物,终于出现于世。这是继敦煌石窟之后又一石刻宝藏,二者对于我国文化贡献之大,是堪以并称的。”(中华书局1991年1月版)联系周先生对佛教诸多具体文化形态都有专文阐发,他作为佛教文化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周先生信仰虔诚,品行高超。他毕生勤于创作,讲说不辍,弘法利生,贡献良多。可以预言,周先生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重要人物,不仅在教内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必将引起学界的重视与研究兴趣。

  周叔迦先生对佛学、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的贡献,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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