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903

启 迪 智 慧 净 化 人 生

THE CULTURE OF BUDDHISM

-新菜根谭-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记胡建宁居士

李维伦

  胡建宁居士是我敬重的佛教界的前辈、长者。从他身上我所感悟到的佛陀的伟大、佛法的力量和佛教艺术的绚丽璀璨是不可能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在我写他的一些思想和事迹的时候,我想说一声:对不起,但愿我的拙笔带给你们的是一个真实的居士形象。

  胡建宁居士生长在一个佛化家庭里,这对他以后的影响很大。胡居士的祖母早年皈依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笃信佛教,老而弥坚,老太太往生以后,留下的是五光十色的舍利子。这在胡居士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善种。十二岁那年,胡居士就用大人给的全部“压岁钱”买了一尊关帝伽蓝神像,这尊像至今还陪伴着他,以至于他对佛像艺术情有独钟。在他小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胡居士终生难忘的事情:有一天,一位天津来的长辈到家中,对他父亲说:“你现在(婚后)不大来天津玩了,你是被(婚姻)锁住了……”这段话对胡居士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婚姻观,也使他坚定了坚守独身,终身为佛教奉献一切的信念。

  由于家庭的熏陶,胡居士从小就喜欢到寺庙里去,因此有机会亲近一些法师和居士。其中密宗大德持松法师和藏密大师清定上师是二位对他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清定上师当时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建宁啊,你将来要从事佛教艺术工作的。”这句话决定了胡居士一生所要做的事。至今胡居士还常常怀念着持松法师当年为信仰还是为研究的谆谆教诲。从他们身上得到的犹如法乳一样的哺育之恩,使他永远难以忘怀而又不断地鞭策自己。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成份论”的原因,胡居士不能报考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学校——浙江美院,而到了苏州美专在上海办的画室,跟随颜文木梁 和张充仁两位先生分别学习绘画和雕塑,历时十二年。以后胡居士又跟随妙真法师在灵岩山从事佛教文物馆的工作,过着“亦僧亦俗”的丛林生活,正是这位妙真法师当年力请印光法师卓锡灵岩道场,从而为灵岩寺成为我国近代净土宗重要道场奠定了基础。在灵岩山寺的六年时间里,胡居士获益匪浅,我们不难透过胡居士那字正腔圆的唱念功夫而领略当时丛林制度的严谨和有序。现在每当胡居士回忆起当时因“逃婚”而不敢下山的情节时,不禁捧腹大笑,感慨不已。

  胡居士衣着朴素,不抽烟、不喝酒,独身一人。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和时间都花在搜集佛像和研究佛教艺术上了。“文革”中他所搜集的佛像和文物也未能幸免于难,抄家以后被烧了一天一夜,几乎荡然无存。但是他从来没有绝望过,他坚信:法难必将过去,光明终将来临,相信总有一天,佛教的艺术会得到尊重和保护。即使在他工作和生活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动摇过。“文革”结束后,胡居士又重新开始搜集起佛像和有关佛教文物。

  龙华寺是上海市区内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又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文革”中被严重破坏。1977年末,胡居士调到龙华寺工作以后,担负起修复寺庙的重要任务。按照宋代七堂伽蓝制的布局要求,胡居士主持承担了大部分殿堂建筑和佛像的设计塑造工作。其中,“慈航普度”殿中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更是凝聚着胡居士几十年佛像艺术工作的结晶,从而荣获“世界近代宗教艺术成就奖”。当时担任上海市领导的江泽民同志在参观殿内的精美佛像时,不禁对观音二十八部众中的婆薮仙人和大辩功德天的工艺水平赞不绝口,当他得知这二尊像是由胡居士的学生朱宝康亲手塑造时,就握着胡居士的手连声说:“我为你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如今龙华寺各殿堂内法相庄严,使来朝拜的群众顿起恭敬心和欢喜心,获得海内外信众的一致好评。1987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龙华寺工作时,面对庄严的庙宇和“龙华三宝”,挥笔写下了“发大乘心,保卫和平”八个大字,充分肯定了龙华寺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把他对上海佛教工作的要求和期望留给了明法师,留给了龙华寺。

  胡居士在负责上海市佛协文化工作的同时,对一些重要庙宇的恢复和佛像修复工作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今的沉香阁、真如寺等等,那一间间庄严的殿堂,那一尊尊相好的佛像,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市场等处无不留下他的足迹。胡居士经常说:“我造像没有创作,我只是按经典规范去做。”听罢这样的话,我们对他工作的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又不禁为他的博学多识而倾倒。

  几年前,经赵朴老提议,胡居士担任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胡居士工作的足迹更是遍天下。1996年,山西五台山兴建一尊大文殊菩萨像,胡居士应邀参与这项工作。在二年多的时间里,胡居士几赴山西,与当地佛协领导、居士代表和设计工作者通力合作,不计较利益,不突出个人,想办法,出主意,为最终圆满完成造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南省是我国省市自治区中唯一没有建立佛协的省份。早在几年前,赵朴老就曾亲赴海南三亚等地,力主重建当年鉴真大师成功东渡日本前的古道场,并对佛协筹组工作作过指示。1995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修庙和建立佛协的工作被排上了议事日程。胡居士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持“南山佛教文化苑”中南山寺佛像的塑造工作。由于寺庙完全按照仿唐建筑建造,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胡居士克服现场条件差、水土不服和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组织和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们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胡居士不顾高温酷暑,身先士卒,踏勘现场,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亲自绘制每一张图纸,完全按照同比例创作,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终于在1999年新年来临之际迎来了“兜率内院”的开光大典,由胡居士精心策划、设计、创作和凝聚着众多工匠集体智慧结晶的弥勒菩萨像、胁侍菩萨像(大妙相菩萨和法苑林菩萨)、立式四大天王像,获得专家和信众们的一致好评,开光大典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时的胡居士却悄悄消失在参加盛典的人群中,他已经把思绪移到金堂(大雄宝殿)和仁王们的创作构思上去了。

  胡居士不但是一位佛教徒、一位佛教艺术家,他还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在上海市宗教系统中,他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上海佛教界一直在酝酿制作一件纪念品来表示庆贺之情。胡居士当时就提议印制林则徐手书《金刚经》线装本,这个想法果然得到了大家一致支持。胡居士专门上图书馆查资料、翻档案,亲自设计封面,并选定印刷厂,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前完成了这件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样书送到北京以后,得到了赵朴初会长的极大赞赏。胡居士事后一直说:林则徐不仅是个爱国将领, 而且是个佛教徒,他为了报国而禁毒,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每次行军途中,总要念诵佛经,每次休憩前必将手书经文以明报国之心,他是真正按照佛陀教导的“报国土恩”去做了,是我们佛教徒的楷模。胡居士的家人大多都在国外,年迈的双亲和兄弟姐妹都不止一次地劝他早日出国定居,胡居士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他明白自己不但要报“父母恩”,更要报“国土恩”、“众生恩”、“三宝恩”,他要留在祖国的土地上,要为佛教事业“尽形寿”。

  在我就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要写的、要讲的还很多很多……我的耳边回响起胡居士曾经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来世我还要做胡建宁,还要搜集佛像,从事佛教工作,为佛教事业尽形寿。”这时,猛然间有一股力量在强烈震撼着我,催我醒悟,教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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