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8年第2期   第13页

觉岸无边毕钵塔下

行方


  一
  春来了。
  整个北京城都在流光溢彩。
  整个中国都在万里莺啼绿映红, —切都在飞速变化之中。天地万物在换季,人间正道是沧桑。
  有从来不变的么?有,比如说占老的佛教。你看北京那两座白塔,站在我们的头顶高处俯看下界滚滚幻尘,站在北海琼岛顶上俯看全北京——几百年来,人间经历了多少代,只有它们,从来没有挪离过半步!
  《天女散花》有段非常优美的唱间:“云外的须弥山,色空四显,迦陵仙鸟舞蹁跹,大鹏负日把神翊展,毕钵塔下,觉岸无边。阎浮提界苍茫现,青山一发普陀岩。”
  我的同时代的人们呵,这阎浮提(尘世)就是我们千百年前缘修来的共渡之船,这艘夜航船外,是苍苍茫茫的无边之海,岸在哪里?
  白塔之下,万丈红尘里,到处都是觉海,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俯一仰,每一瞬间,都有觉岸在等你!

  二

  一个宗教研究者的手记。
  他好些年前就开始写这种“手记”。从研究生院宗教学系毕业十有余年,他一直在“旁观”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脉滚烫的脉动,他在努力号这个“脉”,这成了他的“职业病”,眼是冷的,心却是热的。这不,早春二月,在京城闹市区的某个场所。有人在那里散发“劝世文”,他偶然得到—份,翻过来,背面却是一派“警世通言”——“警告”,2000年种种“大劫难”。这个东西当然不新鲜,古今中外有的是,紧邻的新华书店里就有过外国人写的这类“大劫难”预言的书卖。不过,这一回……他的职业病义犯了,杞人忧天嘛,他用沉思的眼神仰头望天,天空中似乎却“现出”了“上帝”嘲笑的面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不想也罢!
  京城的街道大都“大道直如发”,南北也好,东西向也罢,一条道贯穿下来,骑车、坐车,连车头都不用弯一下。从北头的牡丹园,直通通地往南,就是这样的大道。他站在22路公共汽车上,正在想上面这档子“不想也罢”的事儿。耳边上却飘过来清晰的聊天声音,车上那个挤,不想听也得听,何况这对说话的老太太那理直气壮劲!俩老太太紧贴他的背后,听起来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从上车起就在骂人。嘴快的京腔老太太大约是这场聊天的发起人,不住地骂单位的头儿“缺德”,听一会就明白了,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是现今大小报刊都没少说的“腐败”——从职工手上把个人积蓄撸去集了资,当头儿的眼看着换座骑、出国逛、装修自家,对职工却没了下文。老百姓着了急,去打听,却碰了鼻子灰儿,说是“等着拿红利吧,打听那么多干嘛?”那位斯文得得多的南方口音开始还有节制地附和而已,等到过了半截,大概是快到小西天站了,也给撩拨得性起,不但跟着骂,竞也举出另一桩“腐败”——说是某个贡献大、名气大、又忒老实的老学者,年轻儿媳不明不白就让人给“下”了岗,也不敢说,京腔立马打抱不平,给出主意,指点路子直通“天”去云云。
  车过了平安里,他的耳朵边又飘过来新的谈话内容——他简直难以置信,俩老太太在正儿八经聊“宗教”!南方口音诉说在牛街差点儿占入了伊斯兰教的经历,京腔告诉她,“伊斯兰”是回族全民的信仰,你汉族人别乱掺和,京腔还抱怨缸瓦市的“天主教”堂太窄小,不如一站之遥的“西什库基督教堂”宽敞——整个儿给弄拧了,但一腔的认真。末了,京腔教南方口音说,再碰到拉入教的人,“就明告诉说你已经信了佛”,别人自然不会再拉,再者,再碰到庙门口“收5块钱”的,别轻信,别不好意思,要问明白再掏……
  说话间,西四到了,车门一开,人就潮水一样涌出去车门,等他在路边买了份报纸,再抬头看看,俩老太太肩并肩地往前走了老远,哦,她们是去寺院进香的……
  一阵怅惘掠过,某些似乎已经尘封的伟人论断又浮上心头,什么叫“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什么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晚他决定放下佛经,重新去寻找另一种经典来研读,也许,他真地能弄明白怎么就从“乱集资”、从“不明不白给下了岗”忽地转到“已经信了佛”去……
  他希望那种“劝世文”不要再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

  三

  一代戏剧宗师曹禺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承一位前辈的好意,我有机会到北京人艺剧院看了一场话剧曹禺先生的名作——《雷雨》。
  这是严冬的一个夜晚,剧院里热气腾腾人头攒动的气氛跟室外严寒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剧情展开,冲突高潮迭起,演员认真投入的表演激起人们一阵阵的掌声。“斯人已乘黄鹤去”,但曹禺先生天上有知,俯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掌声中永远延绵不竭,恐怕会不胜欣慰吧!
  不过,我很不喜欢《雷雨》,按照“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我这个观众心目中这会儿就正有一个《雷雨》在——我相信,《雷雨》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诞生,对中国艺术史而言是幸事(产生了久经考验的艺术经典呀!),对中华民族而言却不幸是谶言,是文化凶兆,其不祥不在别处,在于它以艺术形式宣告了文化传统陷于绝境之虞。
  观看完演出,步出剧院大门,在迎着透骨的寒气整理衣冠时,上述这个念头在脑海里益加清晰化,使我倍觉心寒。
  我知道,近一两年来,伴随着学术文化出版界所谓“民国学术文化热”的兴起,对于二三十年代文化领域诸多成就的热衷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不过,老实说,对于弥漫开来的这股“怀旧”情绪,我素有不以为然之处。其中一个最要紧的理由,便是它模糊和掩盖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因果关系:那些年代我们这个民族固然出了那么多经典和大师,可是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譬如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譬如“文革”极左肆虐,怎么竟然全都无可避免?并不是说这是大师和经典之过,当然不是,问题是既云“大师”也者、“经典”也者,是不是他(它)们也应当对于自己民族的命运多少负一点责任,哪怕是预警之责呢?
  曹禺先生的处女作《雷雨》应该是当得这一“预警之责”的经典之作。更确切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从跌入近代门槛之后,一直在越来越复杂险恶的矛盾境遇之中挣扎求生,爱至本世纪二十年代,终于假一位23岁的清华学生曹禺之手,将自己身处绝境、全面崩解的焦灼之情成功地传达了出来。
  《雷雨》贯穿的正是一条秩序全面崩解、价值全面坍塌的主线。从清晨到午夜,这个豪门在不到24小时内上演的成住坏空活剧,实则是一个民族所有传统法则在世纪漩涡中全面颠覆沉沦的缩影。儿子蒸后母、妹妹怀上了同父异母之冗的孩子——对于一个具有世界上最为成熟缜密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民族来说,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的尴尬之极致?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并不以为这出戏仅仅表现了周氏公馆的具体境遇,而是饱含着一个这样的隐喻:不以伦理道德最大程度的毁坏来做“戏”,不足以预警文化传统全面毁灭的绝境状态!
  对中国文化传统百年以来之遭遇结果,有学者曾以“无信仰、无文化、无道德”概括之。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和《原野》——这一系列名剧,我以为恰好隐喻了这种“三无”的焦虑。周朴园面对周公馆一夕恶梦般的崩解,大呼“怎么会是这样”——相信许多中国人都会有此惊愕。比如,大家都在文革后明白“信仰、道德危机”会报应出来,可是谁知道这种报应会是以这种形式“恶报”出来呢——前公安局政委张金柱将无辜行人轧在车轮下,又拖着狂奔直前?普通的工厂司机把正在家访途中的女教师撞伤,又开回来碾第二遍(因为碾死赔偿更“便宜”)?我的湖南同乡开车撞倒一串行人后,照开不误,直奔娱乐厅洗桑拿做按摩?(以上均见报刊公开报道)。
  曹禹先生的灵魂,这会儿早已“轻飏直上重霄九”,他这辈子不信宗教,但是他临终前向佛教界的友人多次表达过自己的困惑(见《佛教文化》1996年第5期),就如同他在文艺行本行中的困惑一样,令他无法释然。这位二十出头就写下不朽名作的艺术家,在暮年却“迷路”了。他遇到了赵朴初居士,遇到了《心经》,可是,太晚了。
  戏剧大师在天上找到答案了吗?
  对这“以肯定开始,以怀疑告终”的因缘,佛祖会给这位“心经”崇奉者以什么答案呢?
  (题图:陈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