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8年第2期   第7页

赵朴初——弘扬人间佛教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日本〕池田大作


  一明一暗的两幅画面,在我眼前交替浮现。
  “那是战争年代。我在上海。为救济难民和孤儿而奔波。”
  赵朴初先生向我讲述了年轻时代的艰苦生活:
  饥馑、严寒、疾病蔓延。不断有人倒毙在路旁。大部分是婴儿和农民。但无论是何种情形,都无计可施。
  游船在湖里漫游,赵朴初先生娓娓道来。这是我初访中国(1974)时的情形。
  北京的西北,距市中心十数公里的地方。美仑美奂的颐和园,由阔大的昆明湖与布满亭榭楼阁的万寿山构成。
  总面积据说290万平方米.约88万坪。其中湖面占去四分之三。湖水碧蓝碧蓝,初夏的青空倒映在水中,微澜不兴。
  明朗的光景——园内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绿色,远处传来合家游园者欢快的声音。一派和平景象。
  为了巩固这一和平,为了这一和平目的,我来到了中国。无论如何都期望在日中架起友谊之桥。
  黑暗的人间地狱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我给赵先生讲了从战前开始,创价学会与军国主义者不懈的斗争。第一任会长、第二任会长皆被迫害入狱。第一任会长还牺牲于狱中。创价学会永远为和平而奋斗,永远做日本人民的朋友,永远做中国人民的朋友。我相信这就是真正的佛教。
  “的确如此,‘为人民服务’就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赵先生是中国佛教界的最高理论家。年长于我20岁左右,头上已有白发。说起话来,慈祥的容颜总是露着微笑。
  “我现在仍然每天一卷一卷地读诵《法华经》”
  据说,老师是天台宗的学僧。赵先生作为在家居士,为中国佛教的兴隆贡献了一生。
  赵先生清朝末年(1907年)出生于距上海不远的省份安徽省。自幼受到文、史、哲的熏陶,东吴大学时代接触佛教,开始了佛教研究工作。
  祖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肆无忌惮的列强的压迫战斗,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内则是分裂、内乱、强暴横行。
  “人间的光明在何处?”青年时代的赵先生苦苦追寻着。他深入佛典探寻,奔走于社会救济运动中。
  不学不足于知道,不行则不足于达道。
  上海也被日军侵入。飞机低空飞行,呜叫着将炸弹投向民居。军舰也从黄埔江不停发炮。到处烈焰升腾,人们四处奔逃。街上机关枪在扫射,工厂被炸,家家火焰弥漫。
  暴行昼夜不停。日军侵入难民保护区。打人、杀人、掠抢、将妇女强行带走。即使近郊的农村也遭践踏,池塘里腐烂的尸体散发着恶臭,人们在田埂上见到倒卧的尸体,谁也不感惊讶。晚上流落街头的人第二天早上已僵卧路旁。这就是1937年(昭和12年)的状况。
  赵先生告诉我,“为了难民和不幸的孩子们,我不顾一切地奔忙。当时有数百儿童得到了保护。但内心极为苦闷。旧社会在不断使不幸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
  赵先生也谈到了当时佛教界的状况:
  “佛教本来有自己生产劳动的传统。但长期受封建时代的影响,也沾染上封建的灰尘。过去佛教与权力相结合,特别是宋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僧侣变成大地主。佛教本来是民众的佛教,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佛教恢复了本来的精神。”
  赵先生在书中也写到,“从历史上看,佛教最兴盛的时期,并不是僧侣最多的时代。僧侣过多的时代,无宁说是佛教衰退的时代。”(《佛教入门》,法藏馆出版日文本)
  其原因在于为一己之私利和欲望而出家的僧侣太多了。“佛教原来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了解除民众痛苦的叹息而存在。”
  赵先生的悲愿是“首先要和平”。先要让众生有饭吃、有住处、有衣穿,从而能够安心——新中国将此变成了现实。赵先生感慨地讲述着佛教的历史。
  我们所信奉的日莲大圣人曾说:“所谓智者,即只在现实社会中奉行佛法者。”
  中国的殷王朝末期,太公望出世,打倒恶王、止息了民众的叹息;秦王朝后,张良出,攘助汉王立国,使国富民丰。 
  “他们虽未逢佛法,然皆以释尊使者身,行拯济民众事。虽不自觉,然其智慧皆含佛法之智慧。”(《减劫御书》旨趣)
  从这一观点来看,即便号称佛法,如果给民众带来痛苦,也是外道。相反,在现实中如果能增进民众的福祉,则不管是谁,都可以说是佛教的一员。
  《法华经》言“一切世间法皆佛法”,于此可见大乘的襟怀。
  对大圣人而言,民众的幸福就是一切。
  赵先生看来对《法华经》也很精通。我刚说出“色心”,立即应以“不二”。大有随叩即应之感。“十如实相”、“化城”、“依正不二”、“相待妙与绝待妙”、“一大事因缘”。每次相见,皆妙语连珠。
  赵先生着力宣扬的,也是“人间佛教”,人间即世间。
  佛教“不能逃离人间现实。在社会中厉行菩萨行,树立以济度众生为乐的精神文化,为国家、社会谋利益。”(同前书)佛教必须是人间的佛教。
  佛法不离人间——这是从祖国惨痛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它是近代中国佛教的旗帜。
  第四回访中(1978年9月)的一天,赵先生陪我访问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是年春.我们在日本亦曾相会。
  明朝皇帝陵的石阶被小雨濡湿。一边和先生漫步,一边愉快地谈着佛教。 
  “访问日本时,看了创价学会文化节的电影。那里面的人们都很活跃。佛教本来就是深入民众、深入众生的。大家的身上有这种精神。”
  那一天正好是中秋月圆日。我很想观赏中国大陆的明月,无奈正赶上下雨。
  那天夜里,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结束回到宿舍,“这是赵补初先生留下的。”担任翻译的青年,将墨迹未干的诗拿过来。
  前一天,我曾送先生一首“月的祈愿”的小诗,这是先生的答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