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7年第5期   第9页

杨文会和今日读书人的关系

向西/文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关于“书与人”的设问:你是一个读书种子,但你一整个黄金时代却花费在了和读书无甚关系的人生实务上,等到你终于在人生辽阔的战场上站稳了脚跟,站在“不惑”的年龄门槛上定定神,发现自己竟然所获甚为丰厚——比如说在一座以舒适和享受著称的大都市,竟置下了一处绝对宽敞舒适又保值的房地产,那么,这时你会怎样设计你下一步的人生呢?
  36岁的杨文会,在1873年的南京城里,就面临这个真实的选择。他和今天的你我一样,是个读书人。因此他的选择结果就不可能不是:读书。
  问题只是在于,百年以来的中国,即使如此多故,读书人、著书人依然如过江之鲫,多乎哉,多多也!但唯有这个读书人,杨文会,和大伙有点不一样:从读书、求书开始,中年以后的半辈子,他刻书!准确地说:他只刻一种书——佛经。当然,您要是认定这个佛教徒和我们今天的读书没甚么关系,那下面的话可就没法谈了。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刻书的意义,那我就得说:没有杨文会,今天的中国人恐怕只好到梦里去重温“民族脊梁”唐玄奘等老祖宗带来的那部份丈明之尤,今天的中国读书人绝对没法读到中国人自己刻印的佛教文化精品!
  杨文会(1837—1911年),字仁山,安徽石台人。这种生卒年,可以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毕生饱经忧患的读书人。童年跟随做京官的父亲,在北京度过。少年时代,性格豪侠,既喜驰射击刺,又爱结社赋诗。青年时代投身戎行,有功于军阵,固辞不受而已。青少年时代已遍读“传统文化”,儒道两家之外,尤喜读奇书,如兵书,如天文舆地、音韵历算,莫不探赜。唯于佛家之书,只在壮岁之后方始接触。这一方面的心路历程,已近似现代读书人:27岁,始偶得《金刚经》一卷,甚觉微妙,猝难获解。时代大动荡过后,在安庆书肆中购得《大乘起信论》,搁置案头,无暇过眼。次后遭父丧且身病,取此经一再研读,乃决定信仰。再后又于书肆得《维摩经》、《楞严经》,读而忘归。遍索佛书,卒不一获。从此痛感佛书散佚,难于索读,乃结十余友人于清同治五年(1866)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专事佛经的搜求刊刻流通。
  杨氏是一个集学者、官宦、科技爱好者和佛教徒于一身的人。在佛学之外,他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自不待言,并且是19世纪下半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喜爱天文、测绘和显微技术,率先制作地球仪。当然即便在牛津大学,他也不会忘记他的佛书情结,主动觅得日本学者帮助,先后找回失传佛书300余种。
  杨氏一生刻经流通百万卷,其中多有国内早佚者。其所刻经典均经精心校释,入选标准极严,有“三不刻”——疑伪者不刻、文义俗陋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实为中国佛教流行近二千年历史的一大文化自净壮举(佛教自道: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杨氏不仅“刻书”档次高,其思想的“档次”,我想只要举出几个直接受益于他的刻经处的人物就够了:谭嗣同、梁启超、熊十力、欧阳渐……
  杨氏深悉文化苦旅上人亡业败之苦,毅然将其寓所房屋数十间,悉举而捐出作为刻经处永久家业,为此立分家笔据昭诸子孙,并遗嘱:经版所在,灵柩所在。辛亥(1911年)8月17日,他在同仁环绕之中,缓缓道来:“吾刻经事实落,可以去也。”随即右胁,溘然长逝。
  从1911年起,几个时代都过去了,惟有今日南京淮海路上,闹市深处,花木扶疏、庭院深深者,即“金陵刻经处”,不动如金刚。1972年,在赵朴初居士与故周恩来总理联手扶持下,该处于劫灰之中重开生路,于今蔚然。今夏,中国佛教界将在此举行盛大的百年纪念研讨会等活动。
  佛教迄今未入“国学”殿堂,杨文会先生也就趁不上“国学大师”之列。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近代以来,多少大师都已作古,但试问有几个读书人的家宅,在百余年历尽浩劫之后,还仍在按照那个老读书人的意愿运转,还仍在散发无尽的书香呢?
  这位痴情的读书人,遗嘱将自己遗体塔于刻经处内。不信你去看看,那塔一点也不阴森,在飘满书香花香的曲径上,满院进出者,都是今日买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