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7年第5期   第1页

“儒、佛、道”和“政、学、教”

文/何云

  因北京大学王守常教授的引荐,近日我有机会参加了首都师大东方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儒佛道交融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很有特色,富有成果,赵朴老等社会贤达专门题词,以示祝贺。我亦从中获益不浅,但是,逮着机会,我还是忍耐不住,在与会的各路饱学之士面前大声疾呼:诸位,咱们老在这里侃“儒、佛、道”交融云云是远远不够的,这三教之外,还有个政界、学界和教界,这“三界”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宗教界之中又以大众层面的宗教尤其值得研究!
  在近年国内的“传统文化热”之中,“儒、佛、道”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但我还未见到学界有人明确指征过这一传统文化的宗教架构——佛教和道教无疑是宗教,儒家(及道家)我以为可以算“准宗教”。“儒、佛、道”三教里,就有两个半宗教——这样一来,就必然带来两大问题:首当其冲的,中国历代政府是如何处理宗教问题的?再者,稍为迂远一点,而实质上影响极深刻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知识界(广义的学界)与宗教界的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如果一定得做个比喻,那么,儒佛道算一头巨鸟的躯干,政、学两界与其关系就如同两翼,而我们知道,翅膀之于身躯绝非可有可无的关系,撇开政教关系史暂且不提,仅就学界与教界关系而言,我坚信,中国人某种“什么都不信”的可怕性格之养成,与唐代帏愈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佛道教的文化淡漠、疏离、排斥、终至遗忘这一主流,大有渊源关系。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中国的宗教研究与工作者,接触宗教实践越久,应当愈发为宗教与老百姓疾苦之间的深层关系而震撼。我曾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论文中以“人间四月芳菲(知识分子化的宗教)尽,山寺桃李(民众宗教)始盛开”的对比,形容宋代以后的中国佛教格局。可是,细看不是花,那“山寺桃李”都是一代代老百姓的痛苦之“花”啊!
  遗憾的是,对于“三教”所内涵的宗教实体性质,对于“三界”之间的互动运作,尤其是对于负载三教、三界的那根砥柱——中国老百姓疾苦的脊梁,今日学界仍然在淡漠、疏离和遗忘之中。京城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华读书报》(9月4日出版),一篇试图表述“宗教情感”的文章,居然用十分自信的口气下断语说:“中国的两种主要宗教佛教和道教,从未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我希望邀请该报的总编和作者一道,在北京的一条长街上看看风景。这条长街东起北京站,经故宫、北海、西四、白塔寺乃至西郊。其间,依次有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国务院宗教局、西什库天主教堂、中国佛教协会乃至西郊的北大宗教学系。这是被许多大风景所长期掩盖的一道小小风景线——当然,这依然是最狭隘意义上上的政、教、学三界风景线。迄今依旧在被中国学界遗忘和轻视的,远不止是上列“单位”,而是出入于那些教堂、寺院的滚滚人流:我相信,面对那里数不清的中国老百姓的眼睛,博学多才无所不晓的学者们至少会学会沉默,而“卑贱者最聪明”的伟人格言也许同时会悄悄浮上心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