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7年第2期

宗教学五问

曹景宗


  大陆宗教学新生代,所指是这样一批人:在五、六十年代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接受宗教学专业训练,目前在学术界、政府和宗教界仍然从事专业者。
  我作为其中一员,与大多数同行稍有不同的是,十余年来将有关宗教的政、教、学三界及地方与首都两层,均有幸经历了一遍,当然尚属肤浅,但总算得以从以上各个角度将大陆宗教检视一遍,自觉眼界始大,感慨邃深。略举数端,就教同行。
  1.在研究宗教的态度和方法上,所谓“外部”与“内部”的划分合理吗?我一直怀疑,所谓的“纯客观”“科学的”研究和“信仰主义”的研究,这种对立是唯独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尴尬与困境:因为近代百年宗教文化断裂经历数代之后集于我们一身,因为我们有可能永远丧失了真正接近宗教的语境和欲望。上溯前代,牟钟鉴先生标举“信与不信之间”的态度,令我们怀想他的那一代学者同仁尚离中国传统文化温馨浑沌的语境所去不远,再上一代,在汤用彤先生那里,则上述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起码不是如此强烈和尖锐地骚扰我们一生的问题。
  2.与此相应的,目前宗教学人才分布的结构合理吗?大多数人才集中于学术界,少部分走向了政府宗教部门,更少数人“流落”到宗教界——我以为这种结构,是一天大的误区,是几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的结果,是一个荒谬的倒三角。这个倒三角,将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地被倒转纠正过来: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大陆巨大的宗教信仰市场这只巨手将粗暴而无可避免地挥动指挥棒:你与其做二三流的研究人才,不如去做一流的管理人才、文化人才和实务人才。
  3.目前宗教学教育方式合理吗?在1995年北大宗教学系召开的一次会上,我曾就此提问:大学宗教学系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当然是研究型人才,尤其象北大宗教学专业。但我此问实际的意思是:即便是“纯客观”的“科学研究”人才,难道不应当具备一点“宗教感”吗?多年以来大学里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宗教最不感兴趣、最陌生的往往就是哲学和宗教专业学生,而理工科以及其它专业学生对宗教文化的兴味多年来却始终未减少过。我的观点是:学宗教之学者,完全不必在“信教”与“不信教”、“内部”与“夕卜部”之间纠缠,但是必须具备“宗教感”。何谓宗教感?这当然是一个模糊范畴,其中最低水准是必须熟悉宗教氛围、语境,必须有所动心,最高标准则是完成个人的人格修养——就宗教学新生代以及新新生代来说,如果说近事宗教数十年,而未能于人格有何裨益,则不知其可1
  4.宗教学教育和研究(并非宗教研究教育)中,是否亟待大大加强务实的成份?依我目前在宗教界从事文化工作的体验,兼及在政府宗教部门服务的经历,使我痛感我们的宗教学模式务虚(理论)不够,务实更不够。我强烈呼吁开设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宗教管理学、宗教编辑学、宗教文化评论学,和宗教法人经营学等课程——对于大多数即将生存在宗教学金字塔的塔基层面的新生代、新新生代来说,这不仅是生存训练所必须,而且是非常新鲜,富有挑战意味的生存手段和新知领域。
  5.宗教学界与政界、宗教界有着共同的政治守则,但在日常意义上各自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事实上这种隔膜时常达到彼此难以“读”通的程度,则沟通从何谈起?新生代的涌现,未必注定改善此种窘境,反而可能加剧是种隔膜。例如何光沪先生发表在《东方》杂志的有关宗教改革大作,宗教界完全可能敬复:你的真情,我永远不懂,因为我不知道学界究竟在说什么。(曹景宗)
  (本文系作者在北大宗教学系研讨会上发言)